等到他带兵以后，他对于自己绝不宽容。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自己严厉的结果。
荀子《劝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几人做得到呢？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他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他说得太好了。
§§§35.挖出自己的病根，就治疗它
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仅（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
《孙子兵法》特别重视以一当十的道理，换句话说，做事情能够抓住一点，把它挖深挖透就可以解决其他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世上最大的病根是自己的名利心过重。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及时挖出自己的病根，就治疗它，尽可能让自己回到一种淡境之中。
曾国藩的名号很多，他乳名叫宽一，名字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曾白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曾国藩的解释是：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又）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古人把己身当作先人的身体的延续，比如自己享福，说成是享祖上荫德）。困知勉行（知难而进，勉力而行），期（希望）有寸得（一点收获）以无失词臣（文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伯（安逸）而生**。如种树然，斧斫纵寻（纵情砍伐）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燃灯（点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乘虚而入）。庶几（也许）稍稍培养精神，不致自（自己）速死。
诚（果真）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抑事（处理不仰仗）俯蓄（省有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地洗涤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