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旅途开始之际,天上飘着细雨,一种神秘的气氛出现了。我能感觉到周围的所有如同一部卷帙浩繁的迷雾一样的传奇。“啊哈!”迪恩嚷嚷着。“出发啦!”他趴在方向盘上,启动了汽车;他回到了最适合他生活的环境,逍遥自在,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兴奋不已,知道我们已经把迷茫和无聊抛诸脑后,正在践行我们唯一的崇高使命,行动。我们开始行动了!晚上,我们风驰电掣的掠过新泽西某个地方那神秘的白色指示牌,上面有一个箭头写着“南”,还有一个箭头写着“西”,我们朝南行进。新奥尔良!这个名称在我们的胸中燃烧着。从迪恩口中那被称作“阴冷无聊的纽约城”脏兮兮的积雪,一路向前来到位于美洲冲刷低洼地的、枝繁叶茂的、满是河水气息的新奥尔良;接着向西进发。艾德在后座;我、迪恩、玛丽露在前座,我们热闹的讨论着生活有多么快乐和美好。迪恩忽然之间变得有些情绪化。“该死的,你们听好了,我们必须承认,一切都那么美好,完全没有值得烦恼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应该知道我们真正不为任何东西而感到忧虑,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说的对吗?”我们大家都表示肯定。“好了,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在纽约做什么了?我们要学会原谅。”我们在纽约曾有磕磕绊绊。“那些都是过眼云烟。现在我们到新奥尔良找老布尔·李,那一定会非常快乐的,你们尽管听听那位男高音扯开喉咙,得到真正的消遣,长点儿见识。”他把车上的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汽车似乎被震得抖了起来。

我们兴奋不已的享受着音乐,觉得迪恩言之有理。公路是那么平坦。路中央的那条白线向远处无限延展,紧贴着我们左前方的车轮,像是一条粘在我们车辙上的线。冬天的夜晚,迪恩身上只有一件T恤,弯着肌肉发达的脖子,把车开得飞快。他坚持到了巴尔的摩市区后,我接了他的班,好学习在闹市里驾驶的经验。原本一切都没有问题,只是他和玛丽露在接吻玩闹的时候,坚持要让他们掌握方向盘。这简直是疯狂的举动;收音机的音量被放到了最大。迪恩在仪表盘上打着鼓点,直到仪表盘有很大一块瘪了下去。我也效仿为之。倒霉的哈德孙——开往中国的慢船——受尽了苦楚。

“啊哈,真带劲!”迪恩嚷嚷着。“玛丽露,亲爱的,听我讲。你知道我性欲很强,在一天之内能做很多事,我的经历没有尽头——到旧金山之后,我们必须继续同居。我知道一个适合你居住的所在——囚犯队出工所走的固定路线的尽头——我很快就能回家了,不到两天就能回一趟家,每次可以停留12小时。嘿,亲爱的,你知道我们在12小时里可以做多少事。在这段时间里,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住在卡梅尔那里。她什么都不会察觉。我们能做到,以前也做过。”对于玛丽露而言,这不是什么大事,她心里只想报复卡米尔。原本说好的是到了旧金山后,玛丽露跟我在一起,但我开始发觉他们两个不会分手,我被甩在大陆的另一端坐了冷板凳。然而当你眼前展现着所有美好的情景,有各种各样让你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你会因为能够活着见到这些奇迹而表示庆幸,又何必去在乎那些扫兴的细节呢?

黎明之际,我们抵达华盛顿。那天刚好是哈里·杜鲁门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日。当我们坐着那辆伤痕累累的车路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看见一路上正在大规模的展示武器装备。有B—29型轰炸机、鱼雷舰艇、火炮,还有各式各样的战争物资,它们这一片皑皑白雪中显得杀气腾腾;最后是一艘常规普通的小型救生艇,这小可怜看上去傻乎乎的。迪恩把车速放慢下来,仔细察看着。他惊讶不已的连连摇头。“这些人打算做什么?哈里睡在城市的某处……了不起的老哈里……跟我一样都是密苏里州的……那肯定是他自己的小救生艇。”

迪恩到后座上去小睡,邓克尔接手开车。我们特别关照他不用紧张。可是我们刚刚打起呼噜,他就把车速提高到每小时80迈,在一个警察跟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争论的附近猛的开过去——他是在四车道公路的第四个车道上跑,走错路了。警察当然不会放过他,拉响了警报器,从后面追上我们。我们被拦下来。警察要求我们和他到局里。局子里一个面目可憎的警察,一看到迪恩就产生了厌恶;他觉得敌人浑身都是监狱的气息。他要求助手到外面分别盘问我和玛丽露。他们问玛丽露的年龄,试图找出有没有违反曼恩法案的嫌疑。但是玛丽露有结婚证书。他们又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是谁跟玛丽露同居。“和她丈夫一起。”我简明扼要的回答。他们依然不信,认为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们试了一些业余的福尔摩斯手法,把同样的问题问了两遍,指望着我们会露出马脚。我说:“那两个人回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上工作,这个女人是矮个子的老婆,我是他们的朋友,在大学读书,放假两个星期。”

警察笑了笑:“是吗?这个钱包真的是你的吗?”

最终,屋里那个面目可憎的警察罚了迪恩25块。我们告诉警察们,我们一共只有40块,要坚持到西海岸;他们说这些与他们无关。迪恩表示抗议,那个面目可憎的警察威胁说要把他带回宾夕法尼亚,对他提出一项特别指控。

“什么罪名?”

“别管什么罪名。聪明人,不用担心那个。”

我们不得不交25块的罚款。但是艾德·邓克尔提出自己去坐几天监狱。迪恩觉得可以考虑。警察发了火;他说:“如果你让你的伙伴到监狱去,我立刻把你带回宾夕法尼亚。听见了吗?”我们一心想离开这地方。“你们在弗吉尼亚州再出现一张超速罚单,就把车扣下。”那个面目可憎的警察最终还冲我们大吼了一通。迪恩气得满面通红。我们默默开车离开了。把我们准备在路上用的钱罚光,跟拦路抢劫没什么区别。他们知道我们钱花完了,知道我们一路上没有亲戚朋友,也没有办法请求汇款。对于那些没有能够吓住人的证件、不能让警察们闭嘴的美国人,美国警察就用心理战术。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警察;喜欢躲在破窗户后面偷窥,什么都要打听,如果罪名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会随意制造。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说:“犯罪的原因十有八九是无聊。”迪恩愤怒至极,要回弗吉尼亚去,搞来一把枪就杀了那个警察。

“宾夕法尼亚!”他嘲笑着说。“我倒是想知道,他们会用什么罪名!很可能是流浪罪;他们把我的钱罚个精光,然后指控我违反了惩治流浪条例。那些家伙肆意妄为。如果你提起申诉,他们甚至会用枪毙了你。”我们无可奈何,只有宽慰自己,把这件事忘个干净。我们通过里士满时,这件事情就淡化了,没过多长时间心态恢复了正常。

我们剩下的路途上,只剩下15块钱的资金。我们不得不找徒步旅行的人和流浪汉搭车,好收取一些小费来贴补汽油钱。在弗吉尼亚的荒野上,我忽然发现有个人走在路上。迪恩猛然刹车。我回头看,发现是个流浪汉,身上可能一文不名。

“我们找点乐子,让他上车来!”迪恩笑着说。那人身上破破烂烂,戴着一副眼镜,神经质似的一边走路,一边看着一本脏兮兮的平装书。那本书是他在公路边上的涵洞里发现的。他上车后,立刻继续看书;他身上脏得难以想象,浑身都是疥疮。他说他名字叫海门·所罗门,走遍了美国各处,专门敲犹太人的门乞讨,有时候甚至用脚踹门。“我是个犹太人,给我钱买点吃的。”

他说这个方法很管用,人们居然会给他钱。我问他看的什么书,他答不上来。他根本没有费心去看看扉页。他只是看字,如同他在荒原中发现了真正的摩西五经一样。

“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迪恩戳戳我的肋骨,嘻笑着说。“告诉过你会很有意思。到处都是有意思的人!”我们把所罗门一直捎带到特斯塔蒙特。我的哥哥已经搬到城里另一边的新家了。我们又回到那条凄凉的长长的街道。街道中央有铁轨经过,悲伤、抑郁的南方人街道两边的五金店和小零售铺的门前大步跨过。

所罗门说:“我看你们路上花钱很紧张。你们稍等我一会儿,我去一个犹太人家里讨几块钱,然后可以陪你们到阿拉巴马州。”迪恩乐不可支,他立刻和我跑去买了面包和奶酪,准备在车上大吃一顿。玛丽露和艾德等在汽车上。我们在特斯塔蒙特等着海门·所罗门,他大概在城里的什么地方骗着面包,我们找不到这家伙。太阳渐渐暗淡,天色已晚。

所罗门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轰隆隆的驶出特斯塔蒙特。“你现在知道了吧,萨尔。真的会有上帝,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依然困在这个城镇里。我想你可能注意到了这座城市《圣经》一般的名字,以及那个让我们又一次滞留在这里的古怪的《圣经》一般的人。所有这些阴差阳错的连环的反应,把各自独立的事情纠缠在了一团……”迪恩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他兴奋不已,热情洋溢。他和我忽然间把整个美国当成是一个等待打开的蚌,里面藏有珍珠,就在蚌里。我们向南行驶。路上又捎带了一个搭车人。他面容苦闷,年纪很轻,他说他有个姑妈在北卡罗来纳州邓恩市开设了一家食品杂货店,距离费耶特维尔比较近。“我们抵达之后,你能从她那里要一块钱吗?可以?太好了!我们走!”过了一小时,我们抵达邓恩,这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我们把车子开到那孩子说是他姑妈的食品杂货店的位置。那条街破破烂烂,到处都是工厂的围墙。的确有一家食品杂货店,但是没有姑妈。我们不知道孩子想表达什么。我们问他家在何方;他回答不出。那是一个大骗局;或许曾经有一次他到处乱跑,迷了方向,在邓恩见到过这家杂货店,现在从他乱成一团的小脑袋里忽然蹦了出来。我们买了一个面包加红肠给他,但是迪恩说我们不能带他一起走,因为我们需要有睡觉的空间,而且还需要带搭车的人一起,赚点买汽油的钱。夜晚降临了,我们把他留在邓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迪恩、玛丽露和艾德正在睡觉,我把汽车开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把佐治亚州的梅肯甩在身后。夜晚,我让汽车沿着路中央的白线向前,自己在慢慢的思索。我在做什么?我要到何方?过了一阵子我就有了主意。过了梅肯以后,我疲惫不堪,就把迪恩叫醒了,让他继续开车。我们下车呼吸新鲜空气,两个人忽然都惊喜的发现周围是芳香的青草、新鲜的粪肥和暖洋洋的小溪的气味。“我们到了南方!我已经甩掉冬天了!”在朦胧的黎明之时,我们看见路边青草的翠绿的小芽。我做了一次深呼吸。一辆朝莫比尔方向驶去的机车呼啸着穿过黑夜。我们也要到莫比尔去。我兴奋的把衬衫脱了。行驶了10英里后,迪恩熄灭了引擎,把车滑进一个加油站。发现管理员在桌子上趴着,正在美美的做梦。于是迪恩跳出车,偷偷的加了足足5块钱的汽油,不让计量器发出铃声,又如同阿拉伯人一样悄悄开出了加油站,继续向前行驶。

我睡了一阵子,醒过来的时候只听见欢乐的音乐声、迪恩和玛丽露说话的声音,看见车外绵延不断的绿色土地。“我们到哪儿了?”

“刚路过佛罗里达州的突出部——一个叫做弗洛玛顿的小镇。”佛罗里达!我们的车正开向沿海平原和莫比尔;目光所及的是笼罩在墨西哥湾上空的大朵大朵的云。我们在积雪还没消融的北方和大家告别之后,仅仅过了32个小时。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前。迪恩背着玛丽露在汽车附近伸展四肢,邓克尔进了加油站,顺手牵羊拿了几包香烟。我们已经没烟可抽了。我们在长长的潮汐公路上把车开进莫比尔,换下了冬天的衣服。我们尽情享受着南方的暖意。迪恩谈论着他的以往经历,过了莫比尔,在一个十字路口遭遇了堵车。他不是从犬牙交错的车辆旁边慢慢向前挪动,而是依然以每小时70迈的速度经过加油站的车道。我们的车后面,是瞠目结舌的人们。迪恩继续介绍他的生平。“实话跟你说,我9岁就开始懂男女之事了,跟我发生关系的姑娘叫米利·费梅尔,在丹佛的格兰特街,罗德汽车修理厂后方——就是卡洛居住的那条街道。那段时候,我父亲还在做白铁匠的活计。我记得我在姨妈的窗口喊:‘你在修理厂后面干什么?’哦,亲爱的玛丽露,如果我那时候认识你就好了!哇!你9岁的时候一定可爱极了。”他吃吃的傻笑着,把手指伸进玛丽露嘴里,然后自己含着;他抓住玛丽露的手,在自己身上抚摸。她脸上带着微笑,安静的坐着。

高大的艾德·邓克尔望向窗外,自顾自的说着:“是呀,我觉得那天晚上的我糟糕透了。”他不知道新奥尔良的贾拉蒂·邓克尔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迪恩继续说:“有一次我搭货运车从新墨西哥去洛杉矶——那时候我11岁,在一条侧线上跟父亲走散了。我们周围都是流浪汉。我跟一个外号叫大赤包的人在一处。我父亲喝醉酒了,在一节货车里——货车开始缓缓行进,大赤包和我没追上——有好几个月没见到父亲的踪迹。我上了一列货运车,速度飞快地开往加利福尼亚,一流的货运列车,沙漠中穿梭的长蛇。我从头至尾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车钩上——你能想得到那有多么冒险。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对危险程度一无所知——我一只胳膊夹着面包,另一只胳膊挽住列车的制动杆。这些是真实的,不是谎言。我来到洛杉矶,特别想吃牛奶和奶油,就在一家乳品店找了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喝了半包厚奶油,但是吐了个干净。”

“可怜的迪恩。”玛丽露亲了他一下。他骄傲的直视前方。他爱玛丽露。

忽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沿着湛蓝的海水的墨西哥湾行驶,这时候,收音机里传来疯狂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是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播放的全部是疯狂的爵士乐和黑人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隔一阵子就会说:“抛掉一切苦闷!”让我们欣喜的是,新奥尔良的夜景展现在眼前。迪恩在方向盘上搓着手。“我们可以痛痛快快的乐一阵子了!”黎明之际,我们开进了新奥尔良喧闹的街区。“啊!闻闻人的味道!”迪恩把脸伸向窗外,吸了吸鼻子。“天啊!生活!”他用极快的速度绕过一辆电车。“是呀!”他一踩油门直冲而去,到处张望着寻找姑娘。“瞧瞧她!”新奥尔良的空气是如此甜美,仿佛是随着轻柔的扎染纱巾清幽的飘来。你那才经历过北方冬天干冷空气的鼻子,此时闻到了河流的气息,还真正闻到了人味,以及淤泥、蜜露以及各式各样的热带氛围。“仔细瞧瞧她!”迪恩指向了另一个女人。“哦,我爱,我爱,我爱女人!我觉得女人们都很伟大!我爱女人!”他对窗外啐了一口;他呻吟着;抱住自己的头。他因为兴奋过度,额头上沁出了很大的汗珠。

我们的车子晃来晃去,开上了阿尔及尔轮渡,准备经过密西西比河。“我们都必须出来,瞧瞧这河流,瞧瞧那人们,呼吸一下周围的空气。”迪恩匆匆忙忙把太阳镜和香烟收拾好,像从匣子里弹出的玩偶似的,一下子从车里跳出。我们跟在他后面。我们扶着渡船的栏杆,欣赏着深沉浩**的诸河之父,裹挟着蒙大拿的原木,达科他的淤泥,衣阿华的小溪山谷,还有没在三江源的被冰雪掩映的东西,从美国的中西部如同鬼魅一样的激流似的,奔腾而出。渡船一边是缓缓退去的、烟雾朦胧的新奥尔良。另外一边,是越来越近的、郁郁葱葱的沉睡中的阿尔及尔。黑人在炎热的下午给渡船的锅炉添煤烧火。炉火烧得通红,让我们的汽车轮胎炙烤的发出橡胶的气味。迪恩不顾这样的炎热,观察那些黑人。他松松垮垮的裤子挂在小肚子下,在甲板和船桥之间跳来跳去。我注意到,他迎着风站在船桥上,似乎展翅欲翔。我听见他狂野的笑声在整个轮渡上响起——“嘻—嘻—嘻—嘻!”玛丽露跟他在一起。他在短暂的时间里眼观六路,又跑回来把所见所闻对我们讲述。正当大家按喇叭准备走,他跳进了汽车。我们从这狭小的空间里,路过了两三辆车,开到了外面,迅速穿越了阿尔及尔。

“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迪恩嚷嚷着问所有人。

我们决定先在加油站简单梳洗,打听布尔去了哪里。孩子们在黄昏的夕阳下温暖的河边玩耍。包着扎染头巾、穿着棉布衣服、光着腿的姑娘们走在街上。迪恩跑到街上去看。他东张西望;多次的点着头;抚摸自己的肚皮。大艾德斜靠在汽车座椅上,帽子挡住眼睛,对着迪恩微笑。我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玛丽露在女卫生间。灌木丛生的河岸上,有数不清的垂钓者。暗红色的地面,支着一些用来休息的小型三角帐篷。波涛汹涌的密西西比河如同一条蟒蛇,绕过阿尔及尔奔腾而去,发出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轰鸣声。包围在水之间那昏昏欲睡的阿尔及尔,以及那些嗡嗡的蜜蜂和破旧的棚子,看上去如同有一天会被冲走一样。太阳即将向西落下,甲虫啪嗒啪嗒的蹦跳着,河流发出气势磅礴的吼声。

我们来到城外河堤附近的老布尔·李的住所。那地方在穿过沼泽的沿途,房屋十分破旧。周边的回廊柱子歪歪斜斜的,院子里种着各式各样的柳树。杂草的高度得有一码了,篱笆东倒西歪,库房塌落了。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车子直接开进去,看到后廊上有洗衣盆。我从车上下来,走向纱门。简恩·李就在里面,手指圈成望远镜的形状放在自己脸前,望向太阳。“简恩。”我说了句。“是我。我们过来了。”

她知道。“哎,我知道了。布尔现在不在家。那边是不是失火了,还是什么情况?”我们两个人都望向太阳。

“你指的是太阳吗?”

“我当然不会指的太阳——我听到那边的警报声了。你有发现光线亮的不对劲吗?”新奥尔良方向那边的云彩确实有些不同寻常。

“我什么也没看到。”我说。

简恩哼唧了一声。“还是老样子。”

我们有四年没见面了,就这样打了招呼。在纽约期间,简恩跟我和我妻子住在一块。“贾拉蒂·邓克尔在这里吗?”我问。简恩还在张望着她所描述的山火。那段时候,她每天都要抽三支安非他明的纸烟。她原本有张胖胖的脸,带着日耳曼式的美。此时却冷漠又瘦削,微微泛起潮红。她在新奥尔良患过脊髓灰质炎,此时有点瘸腿。迪恩和他那群人紧张不安的下车,各自设法安顿。贾拉蒂·邓克尔从屋后她庄严的隐居处走到外面,看着折磨过她的人。贾拉蒂为人非常的认真。她看起来面色苍白,似乎刚刚哭过。大艾德用手指挠了挠头发,打了个招呼。她直勾勾的盯着他看。

“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她狠狠的瞪了迪恩,她知道其中的原因。迪恩完全不搭理她,他只想找吃的。他问简恩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混乱立刻开始了。

可怜的布尔开着那辆德克萨斯州的雪佛兰牌汽车才一到家,就发现自己的家遭到一群疯子的入侵。但是他跟我打招呼的热情态度,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他跟他自己的一个大学同学一起在德克萨斯州种豇豆,有了一些积蓄,买了这栋新奥尔良的房子。同学的父亲身患麻痹性痴待症过世了,留给他一笔遗产。至于布尔,每个星期只能从家里拿到50块。原先这个数目并不算很少,但是布尔花费在吸毒上的钱就差不多——他的太太同样也大手大脚,每星期花在安非他明烟卷上的费用也要十几块。他们的伙食费是当地最低的;大人们几乎不吃饭;孩子也没什么东西下肚——反正大人漠不关心。他们有两个了不起的孩子:八岁的多迪和一岁的小雷。小雷光着屁股在院子里到处跑,像是彩虹上的金发孩子一样。布尔按照威·克·菲尔兹的说法把那孩子叫做“小畜生”,布尔把汽车开进院子,困难的下了车。他戴着一副眼镜,脑袋上一顶毡帽,衣服破破烂烂,瘦高个子,说话简明扼要:“嗨,萨尔,你可算来了;咱们进屋喝一杯。”

关于老布儿·李的话说一晚上也不够。现在我们只说他是个教师,他完全有做教师的理由,因为他也用了所有的时间在学习上,所学的内容无非是他所认定,并且称之为“生活的事实”这些东西。他之所以要学习,不仅仅是出于需要,而且是出于意愿。布尔拖着那瘦长的身躯游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以及北非的大部地区。目的就是见识见识当时发生了什么;在30年代,到了南斯拉夫的他跟一个白俄女伯爵结婚,只为了让那个女人逃脱纳粹的掌控。他有30年代同国际可卡因走私集团成员的合影——那些人头发乱成一团,互相勾肩搭背。他还有头戴巴拿马草帽走在阿尔及尔街上的照片。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白俄女伯爵。他在芝加哥做过灭鼠的工作,在纽约做过酒吧服务员,在纽瓦克做过法院传票传递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他观察过来来往往的面色黯淡的法国人。在雅典,他一边享用着茴香白酒,一边看着被他叫做世界上最丑的人。在伊斯坦布尔,他在吸食鸦片的人群中和卖毯子的人当中穿梭着寻找真相。在英国的旅馆,他阅读斯宾格勒和萨德侯爵的书。在芝加哥,他策划抢劫土耳其浴室,因为喝酒耽搁了两分钟,结果只抢了两块钱,不得不仓皇逃窜。他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经验。现在,他最终的研究课题是吸毒上瘾。目前他在新奥尔良,跟声名狼藉的人们在街上乱转,在酒吧和毒品贩子接洽。

关于他大学时候的经历,有一件奇特的往事。从这件往事可以发现波尔的另一些特点。有天下午,他在设备齐全的房间里朋友们一起享用鸡尾酒。正在这时候,他饲养的宠物雪貂忽然窜出来,咬住了一个衣着光鲜的客人的脚踝。大家尖叫着,仓惶逃出门外。老布尔一跃而起,抓住猎枪说:“它又闻出那只老耗子的藏身之处了。”他在墙壁上轰出一个洞,大小足够50只耗子进出。墙上挂着一幅丑陋的科德角老房子的图片。朋友们问他为什么挂那么丑的东西,布尔解释说:“我就喜欢这种难看。”他一生就是这种脾气。有一回,我在纽约第六十街的贫民街道他家门前敲着门,他过来开门,头上戴着一顶常礼帽,光着膀子穿了件坎肩,下身穿了一条特别入时的条纹裤子。他手里端着一锅鸟食,预备着捣碎之后卷成烟抽。他还尝试把可待因止咳糖浆熬成糊状,当成麻醉剂使用——但是不太成功。他把被他称作“不朽的吟游诗人”的莎士比亚作品摊放在膝盖上沉醉的阅读。在新奥尔良,他开始长久的将《玛雅法典》摊在膝盖上,即使在他聊天时,那本书也敞开着。有一次我说:“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他说:“死了就死了,没什么特别。”他的屋子里有一些铁链子,据说是跟他的心理分析学家一起工作的时候要用到;他们在做麻醉心理分析的实验,发现老布尔有七重不同的人格,而且一层比一层更恶劣,最底层是妄想的白痴,要用铁链子捆绑。最高层的是英国勋爵,最低层是白痴。中间是个老黑人,和大家一道站着排队,说:“有些是孬种,有些不是,状况就是如此。”

布尔对于过去的时光,尤其是1910年前后的美国,有一种怀旧的情感。那时候不需要医师开处方,都可以在药店买到吗啡,中国人在夜晚坐在窗前吸着鸦片烟,国家是喧闹疯狂的、自由富足的,每个人都随心所欲。最让他厌恶的是华盛顿的官僚主义;其次是自由主义者;再然后是警察。他用所有的时间交谈和教导他人。简恩坐在他脚前;我、迪恩、卡洛·马克斯围坐在一起,听他训诫。他灰头土脸,难以用语言形容,你走在街上根本不会注意到他,除非你离的非常近,看到他那皮包骨头、显得异常年轻的头颅:一个带着异国风情、令人惊异的热情和神秘的堪萨斯州的牧师。他在维也纳也学过医;他研究过人类学,遍览书籍;如今他认认真真的研究着他终身关注的市井生活和夜晚。他在扶手椅上安然的坐着;简恩为他端来饮料,马提尼酒。他椅子旁边的遮阳窗帘,不论白天和黑夜都遮挡得严实。那是他在家中的专用角落。他膝盖上放着那部《玛雅法典》和一支气枪。他不时都会举起那把枪,把安非他明烟卷发射给屋子里的人。我不住的来回跑动添加着弹药。我们一面谈天说地,一面享受麻醉烟卷。布尔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次出来旅行。他察言观色,鼻腔中发出空汽油桶的吭哧声。

“迪恩。请你坐下来安静一阵子,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东奔西跑,游历全国。”

迪恩只是红着脸说:“哦,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萨尔,你为什么要去西海岸?”

“只待几天。我准备回学校读书。”

“这个艾德·邓克尔是什么状况?他是什么样的家伙?”那段时间,艾德在卧室里巴结贾拉蒂;用不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就和好如初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向布尔介绍艾德·邓克尔。布尔发觉我们自己都描述不清,于是拿出三支大麻卷烟,说晚饭过一会儿就做好了,让我们先抽烟。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开胃的东西了。有一回,我在小吃摊上吃着汉堡,质量差的可以。但是就大麻一起吃,似乎变成了全世界最棒的美食。上个星期我从休斯顿回来,到戴尔那里谈谈我们种豇豆的事。我在汽车旅馆借宿,一天早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让我在**吓得一跃而起。这个该死的混蛋就在我隔壁的房间,向他妻子开枪。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在外面围观。那个人把猎枪往地上一扔,让治安官去处理,自己跳上汽车逃走了。他在霍马喝了个烂醉,最终被抓捕。如今这世道,如果你身边不带着枪,在这个国家走动已经不安全了。”他把上衣往后一掀,让我们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拉开抽屉,向我们展示他军火库里的别的武器。布尔在纽约时,床下曾经藏过一支冲锋枪。“现在我有比这更棒的东西了——一支德国造的杀因托特气枪。瞧瞧这玩意多漂亮。只有一个弹药筒,我能用这把枪,一下放倒一百个人,还有充裕的时间逃走。不过有个问题,只有一个弹药筒。”

“但愿你尝试那把枪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简恩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你怎么知道是气枪弹药筒呢?”布尔哼了哼鼻子;尽管他听到了妻子开玩笑的话,但是从不理会。他和妻子的关系非常特别;他们谈话至深夜;布尔说话的声音单调又沉闷,说起来还没完。她试着插进一两句,但是很难做到。天蒙蒙亮,他说不动了,简恩就继续说下去,他就听着,不时的哼哼鼻子。她疯狂的爱着布尔,甚至有一些妄想执着的味道。他们从来没有悠闲的散步或是装模作样共同做事,只有谈话和我们永远也琢磨不透的伴侣关系。他们之间的某种奇特的冷漠和无情,事实上是一种心灵沟通的幽默方式。爱就是一切;简恩距离布尔从没有超出十步远,从没有漏听他说的每个字,尽管布尔说话的声音这么轻。

迪恩和我想要在新奥尔良度过一个热闹欢快的夜,让布尔带我们四处观摩。布尔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新奥尔良是个沉闷的不得了的城市。到有色人种区域犯法,去酒吧又无聊的让人受不了。”

我说:“城里总会有几个理想的酒吧。”

“美国没有理想的酒吧。理想的酒吧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以外,1910年前后,酒吧是男人的工作时间或者工作之余见面的地方。里面有长长的柜台,黄铜栏杆,黄铜痰盂,播放音乐的自动钢琴,还有几面镜子。大桶的威士忌十分钱一小杯,大桶的啤酒五分钱一大杯。如今你们看到的都是镀铬的设备、醉酒的女人、同性恋的男人、服务态度恶劣的侍者,还有那些在酒吧的大堂里走来走去、担心皮面的座位被破坏、客人寻衅滋事的忧心忡忡的酒吧老板;弄个酒吧平日里特别吵闹,遇到点小风波就尖叫,有陌生人走进来却突然之间静得可怕。”

我们在酒吧的问题上做了一番争论。“好吧,”最后布尔说,“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到新奥尔良去看看,验证一下我说的是否是真的。”他故意带我们到了最沉闷的酒吧。我们把简恩和孩子留在家里;晚饭之后,她阅读新奥尔良时报的招聘栏目。我问她是否打算找份工作。她只是说,整张报纸里只有招聘栏最有趣。布尔跟我们一起坐车进城,一路上唠唠叨叨。“不用着急,迪恩,我想我们赶得上;嗨!轮渡就在那里,你没有必要把我们开到河里去。”他继续坚持。迪恩的状况更糟了,他小声对我说。“我觉得他正在朝着他理想的结局进发,也就是夹杂着变态的不负责和暴力倾向的强迫性精神病。”他用眼角瞄着迪恩。“你和这个疯子一块到加利福尼亚的计划行不通。为什么你不待在新奥尔良跟我一起呢?我们精神契合,可以到格雷特纳玩,可以在我的院子里消遣。我有一套精美的刀具,我正在做一个飞刀靶子。如果你现在喜欢性感妖艳的姑娘,中心区有几个。”他哼了哼鼻子。我们在轮渡上,迪恩从汽车里跳出去,扶着渡船的栏杆。我也走下车去,布尔依然在车里哼着鼻子。那天晚上,褐色的河流上浮着深色的漂流木,周围弥漫着幽灵一样的雾气。新奥尔良另一端泛着橘黄色的光,岸边雾气里有大片的黑影,如同带有西班牙式传楼和船尾的塞雷诺船只。离近了一瞧,才发现那些只是瑞典和巴拿马的货运船。轮渡的锅炉在夜晚发着红光;黑人们一边唱歌一边铲煤烧火。瘦高个的老哈泽德曾经在“阿尔及尔”号轮渡船上当过舱面水手。这让我记起了密西西比的吉恩。星光之下,河水从中西部奔涌而来。我清晰的感知到,我所知道的以及将知道的所有事都是相同的。多么奇怪,就在我们和布尔·李乘坐轮渡的当晚,船上有个少女投水自杀了。第二天的报纸上说,少女自杀的时间就在我们过河的期间。

我们和老布尔喝遍了法语区所有沉闷的酒吧,直到午夜才回家去。那个夜晚,玛丽露吸食了各种各样的毒品。她抽着大麻烟,吃着大麻丸和安非他明片,喝着高度数的酒,甚至还让老布尔帮她打一针吗啡。布尔当然不会同意,但是给了她一杯马提尼酒。她身体之中渗透着各式各样的元素,终于恢复了平静,痴痴的跟我一起待在回廊上。布尔家的回廊可真棒。它环绕着整栋房子;月光透过柳条洒下来,如同曾经风光一时的过去的南方庄园主的宅子。简恩在家里的起居室看着报纸的招聘栏;布尔在洗手间里注射毒品,他用牙齿咬住一条黑色的旧领带当作止血带,把针头刺进了自己多灾多难、满是针头的手臂;艾德·邓克尔和贾拉蒂两个人张开四肢,躺在老布尔和简恩一次也没用过的特大号双人**睡觉;迪恩正在卷着大麻烟;玛丽露正在跟我模仿着南方的贵族们。

“哟,卢小姐。你今晚看上去可爱极了,特别迷人。”

“哟,谢谢你,克劳福德。我很感激你的称赞。”

曲曲折折的回廊里,房间门不时的打开。我们美国之夜可悲戏剧里的人物不时露面,瞧瞧别人在做什么。最后,我独自在堤岸上行走。我想坐在泥岸上眺望密西西比河;最终却不得不用鼻子顶着铁丝围栏观看。当你把人们和他们的河流分开时,能得到什么?“官僚主义!”老布尔说。他膝盖上正摊开着一本卡夫卡的小说。他的头的上方点着灯,灯下的他哼哼鼻子。他的老房子发出吱嘎的响动。蒙大拿的原木在漆黑的河水中翻滚向前。“只有官僚主义。还有公会!尤其是工会!”漆黑的夜里,又响起笑声阵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