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江西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方略。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争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政治、军事斗争活剧。他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形成的不同凡俗的文韬武略，无不闪烁着一位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智慧的光辉。
一、善于科学判断形势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高瞻远瞩、善于判断形势、从宏观上把握战略全局的杰出领导人。他高超的决策才智，最突出的是善于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形势，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全方位多层次地考虑问题，抓住有利时机；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果断决策。这正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表现出了善于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战略方向的能力。
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曾试着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从1927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是以攻打或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都未能取得成功。挫折和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武装斗争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行不通，那么，出路在何方呢？这是一个领袖人物、领导者必须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
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革命的道路没有固定的模式，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世情、国情、党情来科学判断形势，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科学的战略策略，提出了“上山”思想。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虽曾一度攻克醴陵、浏阳等地，但后来却接连失利，遭受严重挫折，就在全军面临覆灭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提出了部队作战略退却的正确主张。9月20日，就在部队出发离开文家市之前，毛泽东同志向部队发表了讲话，指出大敌当前，如果去进攻敌人占据的中心城市，无疑于以卵击石，应该“上山”，去“做革命的山大王”。
所谓“上山”，本质上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将革命工作的重点，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发展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山区去。“上山”，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的有效途径。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休养生息、发展壮大。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大都是占山为王的。毛泽东熟谙历史，自然思考和借鉴了历史上“山大王”的经验。但是，“上山”去干什么？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反复思考和强调的是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注重军事问题，组织革命军队；二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三是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造成军事基础。
到达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又根据当时全国各地军阀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发生军阀混战等大背景、大形势，作出“革命可以在某些地方造成红色的割据”的判断，从而作出重大决策，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军队开到农村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且断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此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表明，毛泽东同志选择“上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道路，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主要条件作出的科学决策，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凸现了毛泽东同志决策时的深谋远虑和高超的决策才智，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杰出领导才能和智慧。
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同志既重视读“有字之书”，也重视读“无字之书”。他曾进行过三次颇具规模的游学活动，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和体验农村生活。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了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用了32天的时间，步行1400多里，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
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调查研究思想和方法。他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一边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毛泽东同志先后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西逸亭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等，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这些调查时间最为集中、对象最为底层、座谈最为深入、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翔实、文字最为生动。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善于正确把握国情
毛泽东同志是正确把握国情最成功的典范。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同志对农村问题的独到认识和对农民问题的正确把握。在1926年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中心的中心。为此，他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动力的思想、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和农民战争思想，并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了中国国情，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民主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并顺利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同志从研究农村开始，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都是对中国国情把握的结果。他带领边界军民，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建立红色割据政权，制定了第一部《土地法》，为农民分得了土地。这就是对中国国情最大、最准确的把握。为群众着想，人民群众就拥护你。所以在井冈山时期，群众分到土地以后，井冈山的农民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高度重视农业，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将发展农业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这种思想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里就有充分的体现。
四、善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
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等党的领导人就开始了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成功实践。
大家对袁文才和王佐都很了解，袁文才和王佐都是被封建军阀、地主豪绅横征暴敛、备受欺压而“逼上梁山”，投身绿林的。他们不同于一般山寨土匪，而是以打击土豪劣绅为对象，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绿林武装。
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刚到井冈山时，在宁冈古城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对袁、王部队，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这种主张，坚持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同志依靠当地党组织龙超清等人的帮助，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之后与袁文才在大仓会见，纵谈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主动提出赠送袁部100条枪。袁文才深为毛泽东同志所折服，当即爽快答应了工农革命军安家茅坪的请求，并接济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和军需粮食。
从此，工农革命军得以在茅坪安营扎寨，休养生息，渡过难关。毛泽东同志也由此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之后改造袁、王部队。将袁、王部队升编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提供了重要武装支撑。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先后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其他系列文件，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这就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通过土地革命，使共产党对农民有了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得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可靠的朋友，解决了同盟军的问题；使红军有了稳定的兵源。这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注重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又一成功范例。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等中共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工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政策，大胆收编毕占云、张威等国民党投诚部队，组建了红四军独立营和特务营，壮大了革命队伍力量。在苏区时期，更是策动了宁都起义，使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举行暴动，并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支劲旅。1932年4月，在漳州战役中，董振堂亲率红五军团5000名手持大刀的将士，分4路向敌人冲杀，敌人陈尸遍地，伤亡3000余人。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亲自负责并具体指导了红五军团的改造工作，展示出了一位卓越领导者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极强的整合各种力量的能力。
五、善于做动员工作
毛泽东同志一向重视并善于发挥政治动员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认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第二次反“围剿”交战之前，写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在词中有一句：“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同志把通过政治动员唤起来了的千百万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比做能改天换地，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神话英雄共工。而动员的结果是“前头捉了张辉瓒”和“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为出发点，使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33年，仅江西兴国县集体参加红军的就有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1%；这一时期，全国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
注重政治动员，成为毛泽东同志号召工农参与革命斗争，激励广大红军指战员为革命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强劲进军号角。
六、善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指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同志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甚至几乎没用过枪，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主动，在危急关头总能化险为夷。日本的伊藤皓文在《毛泽东战争论》一文中，称毛泽东的战略是弱者的战略、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称毛泽东同志兵法的特色在于把优胜劣败的规律推翻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总体态势和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但红军总是能在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下以弱克强、以少胜多。
1928年2月上旬，朱培德下令驻吉安的赣敌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向工农革命军发动了第一次“进剿”，以一个团进攻万安，威逼遂川；以另一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当时，毛泽东同志正率领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境内分兵发动群众。毛泽东同志得悉情况后，立即命令部队迅速集结，撤离遂川，返回茅坪，相机歼敌。2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和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方案。以两个团的优势兵力，包围新城，围三打一，一举歼敌一个正规营，一个靖卫团，取得了新城大捷，也是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辉煌胜利。
新城大捷，体现了毛泽东同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略思想和“围三阙一、开门打狗”的灵活战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指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同志强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不排斥必要的分散。他将二者有机结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又化零为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仅在边界割据斗争和保卫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进一步显现了神威。
七、善于以退为进
毛泽东同志曾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积极防御、以退为进是我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正确途径，是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有效军事策略。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坚决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战略，决定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以保存实力”。10月上旬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向人民指示了新生事物的基本“生存法则”：第一，必须避免过早地与竞争对手正面交锋；第二，新生事物的幼年阶段必须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否则就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积蓄足够的力量；第三，幼年时期的生存空间也是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否则所积蓄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
从“攻打长沙”到“引兵井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历史的发展事实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通过战略退却，引兵井冈，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保存和壮大（到1930年夏中央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得以建立和巩固；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以退为进的战略思想开始形成并在反“进剿”过程中屡见成效。
1930年10月，第一次“围剿”开始，当时，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4万多人在清江至分宜一带，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面对敌人10万大军压境，如何选择反“围剿”的主战场，究竟是在赤区打还是白区打，成为争论的焦点。不少红军和地方干部反对把战场设在根据地内部，理由是诱敌深入会丧失大片根据地，打烂坛坛罐罐，危害根据地人民，对外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们反对战略退却，要求红军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敌人交战。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提出诱敌深入，主张红军主力立即后撤，东渡赣江，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我军则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自主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一退几百里，在小布集结，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活捉“王牌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反“围剿”。继续采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结果横扫七百余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以退为进”这一战略思维，并把它发展为运动战的基本战术，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了打，打也为走开路，通过走、打而调动敌人，实现主动的进击与进军。以走致敌、以退为进、诱敌深入是毛泽东同志最为推崇的使己方恢复主动，摆脱被动的作战方法之一。
八、相忍为党、顾全大局
在井冈山和苏区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先后四次遭受打击，但是他在遇到挫折时，仍怀着坚定的信念，尽己所能，默默工作。毛泽东同志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位领导者细心体会和认真学习。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后来，在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对于红军任务和领导体制等问题上，领导层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论。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对毛泽东同志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同志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创建和保卫苏区斗争中形成的许多正确的方针，说成是“右倾”、“富农路线”等等。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时，又被有的苏区中央局成员批评为“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同志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被剥夺“主持战争全责”，并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4年1月15日到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州坝大埠村的寺庙召开，博古等“左”倾领导人处心积虑地排斥和架空毛泽东同志，竟然没有通知毛泽东同志出席这次全会。博古不经共产国际同意，决定由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同志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而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府的行政实权，又将张闻天排斥出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之外，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作为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屡受打击，不仅在心理上承受很大的压力和委屈，而且处境十分困难，但毛泽东同志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一方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以其坚韧的意志、豁达的胸襟及对党的忠心耿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就多次向中央提出过重要的建议；在第一次被剥夺职务，退隐东华山时，他还一边修养看书，一边惦念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在第二次遭受打击，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时，毛泽东同志还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同志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忍辱负重、相忍为党的崇高品质。
毛泽东同志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正确对待职务的良好心态，宽容豁达的气度，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的远见卓识，是他处世不惊，应变自如的高超所在。
九、密切联系群众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开始，就非常注重关心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体恤民情、关心民疾、解决民难”；非常注意革命军队的群众纪律问题，时刻教育广大指战员要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注意爱护群众财物，不损害群众利益，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1927年9月下旬，秋收起义部队路过江西省莲花县甘家村时，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临走时就把米钱放在米缸里，还附上一封信说明情况。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进入井冈山前，郑重地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同时，还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有一次，个别战士吃了群众地里的苞谷，为了消除不利影响，毛泽东除了对违反群众纪律的战士进行批评之外，还让人找来一块竹牌，亲手在上面写了字，把竹牌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竹牌上这样写道：因为我军战士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了，违反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群众看到了这块竹牌，都非常感动，纷纷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建立在党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一基础之上的。1928年10月的一天，朱德同志见一位老人因长久没有吃盐而两脚摇晃，走路不稳，就叫通讯员给老人送去一包硝盐，老人推辞，就说：我们红军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坚持要老人收下。
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率红四军指战员由井冈山开赴赣南之后，开辟了中央苏区，同时也带去了井冈山精神，与广大干部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他们以革命的远见卓识、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和激励着苏区广大干部群众，从而铸就成苏区时期的革命传统和干部好作风。当年，在中央苏区广泛流行着这样一首赣南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朴实无华的山歌描述了苏区干部当时克勤克俭、夜以继日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形象地表达了苏区革命群众对苏区干部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的赞颂之情。
（本文系作者2009年10月12日在第11期正厅局级、第7期副厅局级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作风”专题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