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二章 论战的影响
中苏大论战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论战，中国GCD不仅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及独立地位，打破了苏共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使中国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更加明确了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中苏论战最显著的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苏论战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论战使中国当时政治思想领域的“左”倾思潮急剧滋长，并且进一步深入全党的思想教育和每个党员的头脑。论战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战争不可避免”、“要防修反修”、“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等直接运用于国内，促进了毛ZD“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系统化，使中国在通向“**”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
而在论战的洗礼中成长的一代人，养成了真理在手、“唯我独革”的心态，学会以气势压人、讽刺奚落的口气，在“文革”的派性斗争上，他们运用这一套大显身手。
对中国人来说，论战达到了把赫鲁晓夫搞臭的目的。后来毛ZD把对外的“反修”变成对内的“反修”，发动**，他只是靠把刘SQ称为“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打倒了他。这方面的恶果是形成了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对敢于革新，敢于运用新思维的人，只要暗示他可能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只要暗示必须警惕他“在斯大林死后作秘密报告”，就一定能让他噤声，使任何变革的意图化为泡影。
而且，中国领导人承认新的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的是爆发的危险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大打小打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个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就要崩溃。
所以，中国领导人不赞成苏共关于核战争会毁灭全球的观点，认为如果帝国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核战争，“遭到毁灭的不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上是有偏差的，使中国的工作重心无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既然强调战争不可避免，那便要发展军工，可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哪有钱搞研发，搞制造。好吧，中国勒紧裤带搞出了原子弹，但是不是就具有了核反击的能力？显然不是这样的。同样拥有核武器，但对自己核武器打击能力的估计和信心却大相径庭，苏联直至一九八一年也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而中国在爆炸原子弹后立即承担了这个义务。说得好听是爱好和平，说得不好听那便是核基础薄弱，害怕象苏联美国这样的核武器大国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经济是发展的基础，不管是改善民生，还是发展军工，没有钱就干不成。中国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集中力量研发核武器和其发射装置，便大大减少了对装甲兵、炮兵、空军、运输和通讯的投资，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能力。这些缺陷则都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起来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高科技武器的装备才开始突飞猛进的。
意气之争、口舌之辩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自然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同样，和平不应仅仅作为策略手段，而且应作为一种战略上的可能性来对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最终要得到解决，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解决的方法、道路归根结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不应以某国的历史经验为模式，也不应由别国别党来设计。暴力革命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无法解决每个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探寻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才是执政者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
而更为可怕的是一个人不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还罢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却会造成国家民族的一场灾难。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国家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国家的愤怒，一个人要战争，便会将全民族绑架上他的战车。
黄历作为大总统，背后又有第一大党的全力支持，推行政策可谓顺风顺水，再加上在军队中的无比威望，也可称为一个强势总统。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智囊团，推出各种措施也要先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是相信专家，而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的氛围，形成一个集体决定的体制。
换句话说，他可以独断，但却深知独断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国家以后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也为了他以后的生活，他必须抑制那种具有无上威权的冲动。
当中国在论战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越来越激进的倾向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吸引了西方国家的紧张和关注。
“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和输出革命来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在国际上蔓延，这更加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处于恶劣的形势。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