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8日上午9时许，我从上虞市人民医院院长室对面的小会议室里出来，关上门后，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晕眩，于是我扶了一下墙壁，待稍稍缓过神来后，才与朋友陈秋強与王玠文步下了楼梯。在步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突然停住了脚步，再次回过头去，透过熙来攘往的人群，我的目光盯住了我身后不远处的那间房子，那里，正躺着我的老朋友谢晋。此时此刻，他的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观众，唯有冰冷的空气和死一般的静寂，当然还有孤独，当一个终生都喜爱热闹而又时时刻刻都被观众簇拥着的电影大师，在他通向天堂的路上唯有孤独陪伴着他的时候，该是多么的令人伤感和心碎啊。
当天晚上8时许，谢晋的遗体在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和上虞市领导的护送下，被运往上海。4个小时后，即10月19日凌晨1时许，谢晋夫人徐大雯老师家乡的重庆出版社打来了要求出版《大师谢晋》一书的电话，——但他们已是迟到者，因为此前笔者已经接到过沪浙两地多家出版社打来的电话。
此后一周内，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以其执着的敬业精神与笔者保持着近乎密集的联络，从早晨到深夜，他们每天与笔者的电话联系多达十数次以上。一个半月后，33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大师谢晋》便由重庆出版集团快速而隆重推出。新浪、百度等网络纷纷予以连载和推介，全国数十家媒体予以报道，新华社亦专为此书的出版刊发消息予以介绍。
写谢导的这部书，其实在2001年就完成了初稿。写好后又修改了几次，其中前半部分由谢导亲自作了修改和删节，后半部分他则叫我自己改，但修改的原则却是他定的。到了2007年的年底已基本定了稿。这样前后算起来，从1988年10月初我正式向他提出要写这部书到完稿，差不多用了整整20年时间。用20年时间酝酿构思写作一部书，这在中国作家的创作史上并非没有，但也不能说很多见。
要为谢导写传记，有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一是要占有大量的资料，二是要经常的与谢导接触和交流。两者比起来，似乎前者难度更大些。谢导在1988年10月12日写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你要的资料目前实在无法收集……，所有的资料均已瓜分。照片也残缺不全，但选了两张对上虞谢塘很有价值的祖居照片，一张是正面大门(现已面目全非)，一张是从老屋侧面拍的，后景可见当年完整的夏盖山。从这两张照片可看到当年房屋的全貌。(照片请保留，用后仍旧还给我)另附便装照一张。”但话虽这么说，他后来还是向我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材料，其中一份是长达6页的手写稿《谢晋电影年表——1948—1986》。在这份年表的眉格上，他为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志坤同志，送给你一份创作年表——几十年中国电影曲折道路的缩影。”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送给了我许多珍贵的资料，比如1992年年底他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访台时的全部剪报，那可是一大包有数万字的剪报啊。
至于经常与谢导接触和交流，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年有多次的机会接触谢导并与之作深入的交流，而这些交流又往往是在我与他两人之间展开的。这就为我们的交流话题敞开和拓展了广阔而宽松的空间。我们谈电影，谈文学，谈“文革”中的磨难，谈人生，谈生活……当然，我们也会谈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比如，他喜爱吃的霉千张的制作和土酒的酿造工艺等。在这些充满着**的既宽泛又具体的交流中，年长我近30岁的谢晋并没有用一个艺术大师那样的目光居高临下地罩着我、审视我，他的眼睛是平视的，他的表情是充满着父亲、师长、朋友般一样温和的。他有时会坐得离你很近，近得你可以感触到一个烈火金刚般的硬汉所辐射过来的热浪。这大抵是他心情很好的时候，而这时候他有可能刚刚喝过酒，他的脸是红喷喷的，那张大而棱角分明的嘴咧开着。在你未笑之前他自己先笑起来，于是，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就这样形成了。
但有时候他也会坐得离你很远。一开始我感到很纳闷，但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他开始要“训”你了。尽管这时候他也喝了酒，脸色也是红红的，但他厚厚的棱角分明的嘴唇却紧闭着，于是笑的模样就不见了。这就预示有一股情绪在他胸中酝酿着，忽然间他开口了，他的噪门是大大的，大到愣不防会把你吓一跳。1989年下半年的某一日，我就领教过他这样一次“训”。那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可能要去海南岛发展的消息，心里有一些不高兴，于是就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信是他去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最后的贵族》首映式前匆匆写就的。他在信中这样说：“你去海南岛的事要三思而行，离开故土，可能是你一生的转拆点，是凶是吉很难预料。”
收到信，我本想给他作一下解释，但因为他人不在上海，而他下榻在乌鲁木齐市的宾馆地址又不详，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没料数天后我正在家里开夜车赶一篇稿子，大概凌晨一时左右，刚要就寝，骤然响起的电话把我吓了一跳，一听那大大的嗓门，我就知道是谁了。只听他在那边说：“我的信你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他说收到了你怎么没回音？还没容我解释，他便自顾自说了起来：“我还是那句话，海南岛你不要去，你去那里干什么？你已人到中年了，为什么还要离开故土呢？”虽然没有见到他人，但一听那声音，我就想象得出他当时脸上的表情。幸好那天我没在他身边，要不然，准会被他“剋”得无地自容呢。但这一次，看来是难以逃脱了。没料正当我作好心理准备接受他的暴风骤雨般的批评时，他却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有时想，一个人，不论他出多大的名，当多大的官，什么东西都可以淡漠、忘记，唯有一样东西不可以淡漠、忘记，那就是故乡。”我觉得谢导说的是对的，他叫我不要去海南岛，并不是说那个地方不好，而是我不适宜那里的土壤。因而也就难以写出能反映那块土壤真实生活的好作品。我后来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乡三部曲及大量以故乡为题材的作品，不正是因为我对脚下这块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和爱，以及对它熟透于心的结果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要深深地感激谢导的。
这就是我在与谢导交往当中所受到的教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点点教益。这一点点教益累积起来，到了某一天，终于使我产生了为谢导写一部书的强烈愿望和冲动。我想，假如这部书不是由我来完成的话，那么这必定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就如徐大雯老师在为本书作的“跋”中所说：“顾志坤同志作为谢晋几十年的老朋友，可以说见证了谢晋这些年来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和电影创作的历程……这是顾志坤同志的优势，因为谢晋每次回家，他们差不多总要见面叙谈……顾志坤同志也是谢塘镇上人，他的家离谢晋的家并不远，这就从地域上和文化的渊源上使他们有一种更亲近的感觉。因此，由他这位老乡作家来写谢晋的这部传记，似乎比其他人更为贴切。”
现在，这部酝酿、构思和写作了近20年时间的作品就摆在大家的面前了。可以这么说，写作此书的过程，也是我的思想和感情跟随着谢导的足迹走完他一生的过程，其中的艰辛曲折和风风雨雨难以在这篇短文中所能详述。但尽管如此，我不会忘记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那些鼎力支持者，他们之中有国家的领导人，有大名鼎鼎的作家艺术家，有谢晋多年的老朋友和曾在他执导的影片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的名演员，当然，还有谢晋电影的影迷。和许多中国的电影观众一样，他们也真诚地祝愿和希望谢晋的这部传记能早日与读者见面。虞籍全国政协副主席、谢晋十分敬重的老领导经叔平先生几乎是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应笔者的要求，把他用毛笔书写的书名寄到笔者的手上。事后笔者了解到，那段时间老人家的身体很不好。与经先生差不多同时从全国各地寄来贺词、墨宝及回忆文章的还有一批大名鼎鼎的人，如马烽、黄宗江、张贤亮、鲁彦周、谢芳、仲星火、孙道临、濮存昕、曲云、祝希娟、村里，刘江、姜昆、张浚生、鲍芝芳、石晓华、潘虹……，他们或寄来贺词、剧照及珍贵的书画墨宝，或写来纪念文章及诗词等等，用各种形式来祝贺和支持本书的早日问世。著名表演艺术家村里曾在谢晋执导的《啊，摇篮》一片中担任过重要的角色，他闻讯笔者正在创作谢晋的传记后，专门创作了一幅牡丹画，并书写了一幅条幅，上言：“光明磊落，德艺双馨。同艺术大师、著名导演谢晋相处廿余载，深受教益，其人无私、无畏，堪称楷模，为吾辈师表。”电影《天云山传奇》的编剧鲁彦周在出差回来后看到笔者写给他的信，即于当日就写来一幅条幅。谢导的女弟子、著名导演石晓华因伤在家休息，在收到笔者的信后，当即写来了题词……所有这些，都为笔者写好谢导的这部传记提供了信心和动力。
写作本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虞的许多领导和笔者在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们，无疑是本书写作最直接的关注者和支持者。为此笔者要感谢的人很多，而以下几位则是必须要专门提及的，他们是：王均寅、赵畅、钟冶平、车广荫、陈秋強、谭寿焕、王玠文、刘育平、李金海、赵海金、谢国锋、郭惠人、严禄标、刘兆信、严志坚等。他们有的为我献出自己所保存的与谢导有关的资料，有的为我提供自己珍藏多年的与谢导有关的老照片。有的帮我回忆谢导参加某个活动的具体时间和细节，有的帮我找出书稿中的许多错别字及谬误之处，有的则什么也没有做，但他们提供的却是精神的支持；这种精神支持并非是长篇宏论式的赞美和溢词，而可能只是一句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鼓励，对于我来说，这样鼓励的话仅仅一句就够了。比之那些虚伪的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这一句真诚的鼓励，真的堪称是一句顶一万句了。
在这些朋友中我要特别提一下王玠文先生。王先生并非文化人，但他却为我提供了不少关于谢导新的珍贵的素材。这些素材中有的我也曾听谢导谈起过，有的则完全没有听说过。比如1962年谢导的祖坟被扒掉后，他祖父母的尸骨被抛在河浜里，后来他老做噩梦的事等等。
当然，我还要感谢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这种关心和支持有时是宏观的，有时又是具体的，甚至是很实在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市领导和文联、文化、新闻等部门的关心和支持，要完成这么一本书是有困难的。因此，我今天以本书作者的身份，要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表妹夫、浙江省物价局副局长冯海军和表妹章雅琴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是必须一提的。在本书的电子稿遗失的情况下，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以最快速度将这部近50万字的书稿打印了出来，并且，以其深厚的文化学养，给本书指出的错误达数十处之多，在此，亦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石川老师是著名的谢晋电影研究专家和电影评论家，他在百忙之中专为本书撰写了一篇二千余字的评论文章，该文在文艺报发表以后，获得广泛好评，在此，我亦要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如果说，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首次出版时对本书稿“砍”得太狠了，本书原稿约为50余万字，出版社在收到书稿后，在经过市场调查和反复斟酌后，提出要把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其理由是该书的价格最好不要超过40元，这样只好在书的成本上做文章。我是理解出版社的苦衷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出版社只能这么做，但是作为作者，要生生的把一部完整的书稿“砍”去一大块，也是夠心疼的。但是没办法，为了书稿在谢导去世后能早一天出版，我只能忍痛割爱了。
不过这个遗憾在本书这次出版时解决了，在对书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后，原先被删去的部分章节和内容这次重又充实到本书稿中，从而使这部书稿更具完整性，自然也更加厚重，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
本书稿首次出版时的书名叫《大师谢晋》，从内心里来说，我不太认同这书名，因为现在社会上“大师”满天飞，有人被人胡乱地吹捧为“大师”，有人又通过各种途径明里暗里自封为“大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本受人尊重需要仰视的大师现在差不多成了一个可以被人随意调侃甚至嘲弄的称谓，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也是大师的悲哀，我是说真正的大师。
谢晋是当之无愧的真正大师，让这个真正的大师与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大师”鱼龙混杂，我觉得是亵渎了谢晋这个真正大师的称谓，因此我提议更改书名，但出版社却认定这个书名，其理由是央视当时也拍了一部谢晋的纪录片，名字也正好叫《大师谢晋》，此《大师谢晋》与彼《大师谢晋》同时推出，可谓南北呼应，相得益彰。出版社的良苦用心，我完全理解，因此也就不再坚持更改书名。现在该书重版，我觉得不宜再用原名，为此我征询过许多文友的意见，我自己也煞费苦心，想了一长串书名，后经逐步筛选、反复论证，并又多方征询意见，才定下现在这个书名。这个书名是否一定最好，也很难说，或许到下次出版时，还有更好的名字，这是肯定的。
顾志坤
2013年8月酷暑于洪山湖畔青龙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