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康点点头，黄老板说我就要这种降头，有吗。登康说那还是得需要对方的头发、内衣和照片。黄老板想了想，称就算想破脑壳，也要达到目的。

几天后，黄老板还真弄来了这些东西，因为他在跟踪后发现，采购者给卢老板送去物资后，会把一些东西带回车拉走，其中就有卢老板等人的换洗衣物。司机把车开回卢家，交给卢老板的妻子去清洗。那天卢夫人可能有急事，把送回来的衣物放回家后，就急匆匆地跟表妹出去办事。

黄老板雇了个高明的小偷，潜入卢老板家中，偷出两件内衣裤，又从桌上拿走相架。黄老板从内衣裤上找到仅有的几根体发，交给登康，同时送来的还有一大块圆形的石头。

登康将这些东西在午夜施法的时候烧掉，研成极细的粉末，再混入水中摇匀，这水就成了降头水。黄老板拿走降头水，用极细的针在依云矿泉水瓶顶部钻洞，把降头水渗进去。在下次跟踪采购者时，事先在超市中假装购物，把做过手脚的矿泉水混在货架中。等采购者进来，把货架上的一整排依云矿泉水全都买下来并装上车。

既然得手了，要做的就是等待卢老板病发。按登康的说法，降头水被喝下后，五天之内会觉得腹痛难忍，如果在附近施降，就能把任何东西以黑巫咒移入对方腹中。

大概过三四天，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卢老板与一个男子开车离开围村，不知道是否去医院看病，但从外表来看，卢老板是被那男子搀扶上汽车的，还捂着肚子。方刚连忙开着那辆面包车，载上我和登康出发，按黄老板跟踪者提供的路线，我们很快就跟上了卢老板的那辆车，是一辆白色的丰田SUV汽车。

方刚尽量让汽车和卢老板的车平行，透过车窗，我只能隐约看到卢老板坐在车后排，垂着头。登康开始施降，他拿出那块放在木盒中的大圆石头，盖上盒盖，用小刀割破中指，用血在木盒外面写了很多咒语，最后把木盒放在地上，双手同时按着盒体，低声念诵经咒。

在黑巫咒的作用下，我的太阳穴特别地疼，用大拇指怎么按压也没用。施降的过程持续了约二十分钟，这段时间内，我们的汽车始终和卢老板车一前一后，最多没超过十米远。

卢老板的车停在医院门口，目送着他被司机搀扶进医院，登康告诉方刚可以回去了，方刚就把车驶回夜总会。

在顶楼的房间里，黄老板焦急地说：“会有效果吗，大概要多久啊？”

登康说：“三到四天左右，这段时间我必须每天在医院附近施咒，卢老板的肚子也会越来越大，等到第四天木盒变轻，就可以了。”

黄老板派人去那家医院，想办法弄到住院手续，就住在卢老板的隔壁。这其实是当初卢老板雇的那位越南降头师的手段，现在反过来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巧不过。到了深夜，登康就被方刚开车送去医院，来到病房施咒，一连四天。到了第四天凌晨，当登康回来时，我看到那个木盒已经被人抱过来，我打开看，里面空空如也。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黄老板告诉我们的了。他称那天早上护士发现躺在病**的卢老板已经死亡多时，连尸体都僵硬了，肚子胀得像怀了三胞胎。抬上担架的时候，发现尸体特别地沉，而且肚子极硬。最后尸检打开腹腔，医生告诉卢夫人说她丈夫的遗体肚子中有块巨大的石头，卢夫人当时就昏过去了。

事情圆满办成，黄老板非常感激我们三个人，包了十五万港币的红包给我们，我心想这个数字还不错，每人五万，谁也别打架。

这桩生意我从头到尾都悬着心，好在黄老板不是印尼的那个汪夫人，没有对我们打歪念头，估计也知道我们和陈大师是好朋友，也不敢动什么别念吧。

但卢老板的两个孩子，让我始终记挂着。我想让黄老板派人跟踪，看他的两个孩子有没有大碍，黄老板只是嘴上答应，却一直没办。我自己又不敢独自调查，也只好作罢。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年卢老板的那两个孩子是否也会腹痛难忍，甚至早已死去。

我把黄老板刚开始给的五万港币订金，再加上五万交给登康，剩下的十万我和方刚平分。登康虽然性格怪异，对钱却不是很计较，爽快地接过十万港币收起来，他对我很满意，称以后有生意尽管找他。

“鬼王那边的事情，你到底是怎么解决的？阿赞巴登还要在泰国偷偷摸摸地躲上几年？”方刚问。

登康嘿嘿笑着：“忘了告诉你们，他没事了。”

我惊讶：“什么叫没事了？”登康说，他早就回菲律宾和鬼王说过，就称那次皮滔在酒店被降头师合伙弄死一事，根本就不关巴登的事。他一直在曼谷的朋友家居住，而皮滔是死在湄猜，那个降头师只是长相和穿着与巴登比较像，所以就传讹了。鬼王也没多问，毕竟他对这几个徒弟也不是很在意，早就各自单飞，他只是不希望被大家说鬼王派的几个徒弟之间都在残杀，会看不起鬼王派的人而已。

方刚生气地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一直把他安排在曼谷的郊区躲藏，还要替他付租金！”

“我只是忘记了嘛，反正那家伙生性喜欢清静，躲起来也好。”登康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表情。

把登康送到机场，我和方刚也向陈大师告别，准备回泰国去。那天阿蜜请我吃饭，她特别高兴，说自从艾伦被下降的事解决之后，艾伦就对她特别地好。我忽然想起那个叫米莉的女孩来，就问她怎么样了。

阿蜜恨恨地说：“那个贱人，早就被打成残废，两条腿全断了，后半生只能坐轮椅。她无父无母，在香港只是租公屋住，现在也没人照顾，是死是活都不一定呢！”

我非常惊愕，说总不能看着她自生自灭吧，阿蜜笑着说：“田七先生，你有英文名吗？要不要我帮你取一个？我们香港人不习惯在中文名后面加上哥哥这个词，觉得特别土气，不过你们内地人似乎都喜欢这样叫。”我心里不舒服，脑子中总是浮现出那天在夜总会顶楼，米莉被打得满脸是血、浑身是伤的场景，毫无吃饭兴趣。

两天后，我和方刚飞回泰国，那几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经常做噩梦，不是梦到那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卢老板躺在我身上，肚子中的石头让我喘不过气，就是梦到他的两个孩子坐在我床头，捂着肚子叫疼，不然就是梦到满脸是血的米莉在后面追我，说我害了她。

在我去泰国当牌商之前，我极少做梦，可这两年中，我不但经常失眠多梦，而且做噩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那时候总以为是压力大，遇到的事太多，对普通人来讲，这些经历都是根本不可想象，听了也不信的，而我却觉得并没有多自豪，其实在那个时候，我都是一步一步滑到那个地步的，其中有别人的强迫，也有自己的原因。

过了大概十几天，关于卢老板的噩梦才渐渐消失，我也就放松了警惕。其实就和温水煮青蛙一样，我就是那只青蛙。

那天，我接到方刚的电话，称让我去芭堤雅找他，有两条佛牌匀给我。我心想这事还用得着特地叫我过去？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在罗勇、芭堤雅和曼谷三个地区之间来回跑，不是到曼谷接送客户，就是去芭堤雅找方刚花天酒地，有事没事都可以，所以也没多想。

我哪知道，那次方刚叫我去，其实不是就为了两条佛牌，而是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