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烜功成身退的余波尚未平息，一封由“镇国公府”悄然递入宫中的密折，再次在紫禁城掀起了不亚于技术革新的政治风暴。奏折并非李烜亲笔，却由他授意门生代拟，字字关乎国体，句句直指皇权核心。
奏折开篇直言：“陛下御极数十载，开千古未有之盛世。然寰宇之大，事务之繁，已非一人一日所能穷尽。铁路万里，需统筹；宝钞流通，需调控；万邦交往，需应对；格物之学，需引导…若仍事无巨细皆决于上，非但圣躬劳顿，亦恐贻误战机。”
随即，笔锋一转，提出石破天惊之议：“臣昧死建言，仿古之贤政，设‘内阁’于内廷之侧。遴选朝中通晓经济、明达世务之重臣三五人入值，协理阴阳，参赞机要。日常政务，由内阁拟票呈进；重大决策，陛下乾纲独断。如此，陛下可超脱琐务，专注大政方针；政务亦可得能臣分担，效率倍增，实为江山永固之良策也！”
这已不是简单的官员任免，而是要对运行千年的皇权专制动刀子了！
奏折一出，朝野震动可想而知。那些靠着揣摩圣意、在传统权力结构中如鱼得水的勋贵、近侍、乃至部分思想僵化的老臣，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
“荒谬！此乃窃权！是架空陛下！”一位世袭罔替的国公在朝会上捶胸顿足，指着虚拟的李烜方向大骂，“祖宗之法不可变！皇帝乃九五之尊，口含天宪，岂容臣子分权？！”
“正是！设立内阁，与昔年宰相何异？前宋之祸，殷鉴不远！”另一位御史言辞激烈，“李烜此议，其心可诛！莫非他想做那幕后操盘的‘立皇帝’不成？！”
保守派的攻击如同疾风骤雨，试图将这“危险”的苗头彻底扼杀。他们串联、上书，甚至有人暗中鼓动言官，准备弹劾已致仕的李烜“心怀叵测，干预朝政”。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帝国的经济基础早已天翻地覆。遍布全球的铁路网需要高效调度，庞大的金融体系需要专业管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精准应对，爆炸式增长的格物之学更需要宏观引导…这一切，都不是仅凭皇帝个人勤政或几个部门各自为政所能解决的。一股要求建立更高效、更专业、更能适应新形势的中央决策机构的暗流，早已在务实的技术官僚和新兴的工商业主阶层中涌动。
面对汹汹物议，景泰帝朱祁钰展现了惊人的魄力与远见。他没有被“祖制”束缚，而是连续数日召见赵振邦等天工院核心、户部精通金融的官员、乃至几位在海外经营多年的大商贾，详细询问帝国运转的实际困境。
得到的反馈几乎一致：旧有体制，已不堪重负。
“陛下，”赵振邦直言不讳，“仅是协调南洋橡胶园、松江轮胎厂与各地铁路局之间的物料供应，就需跨越三部，公文往来耗时数月！若遇突发事件，更是贻误战机！”
一位刚从欧罗巴返回的沈家商号大掌柜也禀报：“佛郎机等国已有类似‘国务卿’、‘枢密院’之设，处理事务远比我等通过层层衙门上报要快捷得多。商机稍纵即逝啊，陛下！”
现实的需求，如同无形的巨手，推动着制度必须向前演进。
朱祁钰不再犹豫。他力排众议，毅然下诏：“顺应时势，革故鼎新。即日起，设立大明内阁！首辅一人，次辅二人，阁员若干，于文华殿东阁办公。总领机要，协理阴阳，为朕肱骨！”
那么，谁有资格，有能力，更有威望担起这开天辟地的首任内阁首辅之职？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江南，投向了那座临水的“文正书院”。
已归隐著书数载的徐文昭，再次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他既有传统士大夫的学识根基与政治智慧，又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格物新学的崛起，其主持编纂的《景泰大典》与《格物致用录》更是新学派的圣经。他既是旧时代的蜕变者，又是新时代的奠基人之一，身份、能力、资历、威望，无出其右者！
皇帝的征召诏书与李烜的私人信件几乎同时送达。
徐文昭抚摸着诏书上新鲜的朱印，又看了看李烜信中那句“文昭兄，非你莫属，望以天下为重”，在书院静立良久。最终，他长叹一声，对弟子道：“著书立说，固然可传后世。然若能亲手为这煌煌盛世奠定万世之基，更是书生最大之功业。”
他再次出山，赴京任职。
文华殿东阁，自此成为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徐文昭为首的内阁，迅速展现出高效与专业。他们不再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而是依据数据、律法和实际情况，对各类奏章提出切实可行的“票拟”意见。涉及财政，必核对宝钞流通与石油券储备；涉及工程，必咨询天工院专家；涉及外交，必研究《寰宇全图》与各方情报…
皇帝朱祁钰并未感到权力被架空，反而觉得肩头重负为之一轻。他依然是最高决策者，但拥有了更专业、更系统的决策支持。他终于可以从海量奏章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思考战略方向，巡视各地，真正成为帝国的掌舵人，而非陷身于具体事务的划桨手。
大明这艘巨轮，在经历了技术、经济、教育、疆域的狂飙突进后，其政治舵盘，也终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向现代化文官政府色彩的平稳转向。一个更加稳固、更具韧性的统治结构，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