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条云：
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小有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涂，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寅恪案：《昌黎外集》三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备极谄谀之词。夫文珍亦宣武军监军也，而退之与叶京之遭遇乃迥不相似，据是可知贞元及咸通时，士大夫与阉寺关系之异同矣。）
依《新纪》所载，似宣末年内廷阉寺仍有党派竞争者，然考唐代阉寺中神策军中尉掌握兵柄，其权最大，宣宗牵于所爱，虽明知彼辈已“合为一片”，而其末年仍仿文宗之旧事，勉强试一利用并无实力之枢密使等，使与执持兵柄之神策中尉对抗，实计出无聊，故终于同一无成。而王归长与王宗实二派因实力大相悬殊之故，其竞争必无足道，读史者幸勿误会以此个别之例外，疑及全体之通则也。且其时阉寺已起族类之自觉，一致对外，与文宗时不同，是以无须亦不欲连结外朝士大夫，以兴党争，盖非复宣宗以前由内廷党派胜败，而致外朝党派进退之先例矣。至于唐代帝位继承之不固定，兹又得一例证，自无待言。观《通鉴》咸通二年所纪叶京事，可知宣宗末载懿宗初年士大夫亦仿阉寺“合为一片”，与相对敌。后来崔胤以士大夫代表之资格，尽诛宦官，盖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
《通鉴》二五二“咸通十四年七月戊寅”条（参考《旧唐书》一九下、《新唐书》九《僖宗纪》）略云：
上（懿宗）疾大渐，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少子普王俨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宁殿，僖宗即位。八月刘行深、韩文约皆封国公。
同条《考异》曰：
范质《五代通录》：梁李振谓陕州护军韩彝范曰：“懿宗初升遐，韩中尉杀长立少，以利其权，遂乱天下。今将军复欲尔耶？”彝范即文约孙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余子《新旧书》不载长幼，又不言所终，不知所杀者果何王也。
据此，唐代内廷阉寺决定帝位继承之经过及李氏子孙作傀儡牺牲之悲剧，史乘殊多阙漏，要为与前此相似，乃一种公式化之行动，其概况亦可推知也。
《旧唐书》二〇上《昭宗纪》（参考《新唐书》一〇《昭宗纪》、《通鉴》二五七“文德元年三月”条）略云：
昭宗讳晔，懿宗第七子，封寿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及大渐之夕，而未知所立，群臣以吉王最贤，又在寿王之上，将立之，唯军容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三月六日为皇太弟，八日即位。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杨复恭传》（《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杨复恭传》同）略云：
李茂贞收兴元，进复恭前后与〔杨〕守亮私书六十纸，内诉致仕之由云：“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
寅恪案：唐代科举制度，门生为座主所奖拔，故最感恩，两者之间情谊既深，团结自固。牛党之所以终竞胜李党者，亦与此点有关。杨复恭“门生天子”之喻，乃宦官受士大夫积习之传染，虽拟譬稍有不伦，然止就宦官专决皇位继承一事言之，则其语实与当时政治之情状符合也。
《新唐书》一〇《昭宗纪》（《旧唐书》二〇上《昭宗纪》同）云：
光化三年十一月己丑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内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作乱，皇帝居于少阳院。辛卯季述以皇太子裕为皇帝。
天复元年正月乙酉左神策军将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以兵讨乱，皇帝复于位。刘季述、薛齐偓伏诛，降封皇太子裕为德王。
同书八二《德王裕传》（《旧唐书》一七五《德王裕传》同）略云：
德王裕，昭宗长子也，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韩建杀诸王，因请裕为皇太子。刘季述等幽帝（昭宗）东内，奉裕即皇帝位。季述诛，诏还少阳院，复为王。
《旧唐书》一七五“宪宗以下诸子传论”云：
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寅恪案：诸王居于十六宅）。
寅恪案：唐代皇帝废立之权既归阉寺，皇帝居宫中亦是广义之模范监狱罪囚。刘季述等之废立不过执行故事之扩大化及表面化耳。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此役乃三百年间最后之结局。盖哀帝（柷）之立及其逊位一段经过，则属于朱全忠创业之装饰物及牺牲品（详见《旧唐书》二〇下《哀帝纪》、《新唐书》一〇《昭宣光烈孝皇帝纪》），不足特为论述也。
《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杨复恭传》末（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韩全诲张彦弘传》，《旧唐书》二〇上《新唐书》一〇《昭宗纪》）略云：
是月（光化三年正月），〔朱〕全忠迎驾还长安，诏以崔胤为宰相兼判六军诸卫。胤奏曰：“高祖太宗时无内官典军旅，自天宝已后，宦官浸盛，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使卫从，令宦官主之，自是参掌枢密，由是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蝥贼。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诏曰：“其第五可范已下并宜赐死，其在畿甸同华河中并尽底处置讫，诸道监军使已下及管内经过并居停内使敕到并仰随处诛夷讫闻奏，其左右神策军并令停废！”
寅恪案：《旧传》所载崔胤之奏及答诏，乃中古政治史画时代之大文字，故节录之，以结此篇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