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笔记(全本) 6.稳住了萌动的“火山”(6)

“俞市长,听你的话音,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合达贲是否真的犯罪,要不,你怎么说‘怎样惩处合达贲,是需要证据的’这样的话。难道说一个好生生的企业都叫他捣垮了,厂里的几千号人都没了饭吃,他合达贲仍是花天酒地天天**着,这还不是他犯罪的证据?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证据?还要等他把整个q市都**光了再枪毙吗?”我很清楚,为什么许多领导人物,都不愿意面对面地回答上访者的一些质问。通常在这种场合,来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种偏激绪和沉淀长久的积怨,一旦找到了可以撒气泄的对象(像我这样职位的人),当然就不择方法地狂轰乱炸,怎么痛快怎么说,怎么刺激怎么讲。作为领导,当然应该理智,也应该理解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蛮横”的由来。通常还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对该处理的事端没有及时解决,甚至是采取了惯用的推诿、拖沓、踢皮球的手段,直到把老百姓的忍耐空间和承受时间全部耗干用净,到他们天天要骂娘造反的份上,才姗姗出场过问这早就该解决的实际问题。人家还能讲方法讲政策吗?还能冷静地、理智地、温和地、不紧不慢地道来个中苦楚吗?想到这些导致工人们穷急横生的原因,我的心态平静多了,对他们看似过分的过急的要求,反倒有一种理解和同。正是这种愫,使我在这样的短兵相接的场合,没有失去应该保持的理智和一个市长的风度。本来我就是有备而来,对可能生的各种事都做了判断和精神准备的。特别是有韩鑫保驾,我的信心充足多了,即使出现了预料不到的事,它也坏不到哪里。也许正是这种因素,尽管开始的对话不大顺畅,但是在以下双方交流磨合中,他们的火气还是消下不少。

第二件事,工人们要求自行车公司不能破产,要求政府改组公司领导班子,现任班子的成员,必须拿掉百分之九十的人物。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立即回答的,尽管我是市长。企业破产与不破产,能破产不能破产,都是有具体规定的。倘若自行车公司经过审计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谁还敢继续支持它,哪家银行还会贷款给它。旧债都还不了,再借钱给他,那钱肯定是扔到爪哇国啦。至于改组公司领导班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司还存在,原总经理合达贲他们又确实出了问题,是可以改组。可是,这类问题都是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事,并非某一个人可以随意答复许诺的。面对工人代表们张张热诚、期望、诚实的面孔,我又不能用拒绝回答,用无可奉告的冷酷语去熄灭他们的希望之火。我拼命地在汉语词典的大千世界里,寻觅着一种既不毁灭工人希望,又不弄虚说谎的词语。但是这种东西,虽然善良,却不乏圆滑;虽不是谎,却混浊不清;看似道出了答案,那答案却有极大的伸缩空间。工人们想要的是开门见山的表白,一针见血的承诺,板上钉钉的结论。此时,我却不能为他们一时的高兴,来满足这种强烈的渴望。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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