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目光
一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2岁。中年得子，喜不胜收。前面三个女孩，现在生了一个男孩，尤其是特别看重男孩的潮州人，父亲有多喜悦！他特地去买了条白色的毛巾毯，把我从淮海路和人民路口的平民医院抱回家。尽管再喜悦，父亲从不喜形于色，只是用他那深邃的目光，不停地看着襁褓中我红润的脸。那时我当然没感觉。他是个特别内向的人，到他95岁离开我们，我从没见他大笑过，最多也是“呵呵”笑笑而已。
父亲国字形脸，高高的眉骨还保有广东人的特征。一双大而有神的深陷的眼睛，望着我时，让我感到他对我的期望。他的鼻子坚挺，完全没有南方人面部扁平的感觉。他的嘴唇偏薄，和他不善言辞很不相称。门牙缝偏大，大概言语早从牙缝中溜走，使他说话很少。嘴唇上的人中很长，胡子稀疏，人中显得更深，不知是否应验了“人中长，寿命长”的俗语。他年轻时，两鬓长有络腮胡子（老了变稀），饱满的天庭太早显出谢顶。母亲说他三十几岁就谢顶了，我无法验证。但也奇怪，到他60岁退休时，邻居还说他“这么年轻的阿爸退休了”。他的双耳大而父亲马哲明94岁时摄厚实，在我和他睡一头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去摸捏他的耳坠，软软的，肉肉的。听人说耳朵大有福气，但我始终感到父亲是个生活很艰辛的人。
二
很多人说潮州男人脾气不好，我常听到臭脾气的故事，最离谱的是我外公的一个食客叫金鬼的，叫他去生煤球炉子，那天由于风大，一时难以将炉膛里的煤球烧着，费了他很大劲儿，他非常恼火。好不容易将炉子点着了，他拿来一盆水，嘴里大叫“好啊，你气气我，我要你好看”，哐当一下子将炉火浇灭了。旁观者大笑，传为经典。但父亲是潮州人里的另类，很少有脾气，总是用他那目光看着你，因此我从小到大从没挨过他的打。最重的一次，就是他恼着火，用右手拍着桌子，高着嗓门儿呵斥了我两下。我已记不清，那次我做了什么使他恼火的事了。是他对我的宠？好像也不是。我三姐三五岁时喜欢在睡觉时让人给她挠痒，父亲竟然会给她挠痒，夏天还给打扇。邻居大叔多有讲：“阿马（南方人多有将姓前加个阿来称呼人的）真是好心相。”父亲还曾从中山公园旁的单位走回家，为的是省下一毛钱车费给妹妹买个饼，给我母亲嗔怪。但是她们向他要钱零花，那是不可能的。他总会问你，要这钱去买什么？你说了，他就会想出很多理由来解释买这东西不好，没必要乱花钱；实在讲不出什么理由了，就说，给你妈知道了，一定会骂的。她们只得作罢。
但我时时感到父亲对我的偏爱。他虽没给我什么零花钱，但在我身上花的真不少。毕竟中年得子，总有潮州人的重男轻女思想。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在休息日，用他的公交月票带我去乘公共汽车兜风。我总是跪在靠窗的座位上看外面的风景。他用他的目光看着我。到终点站，他总会买一份点心给我，一个广东叉烧包或什么的。但仅此一份，在你吃时，问你好吃吗，我当然讲好吃。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看着我吃，从没见他自己也吃一份。有时我掰一半给他吃，他总说他吃过的，不肯吃一口。每次乘车兜风回家，我总会将几个抽屉排在**，玩开汽车游戏，将自己乘过的汽车牌号用粉笔写在抽屉前面和后面，证明车子的真实性，玩上半天。我的姐姐、妹妹根本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情。那时的汤包要有蛋皮汤相配，就是父亲领我去吃，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前几年，我在新客站旁的小餐馆里吃午饭，对面坐着的是一对父子，他们就叫了一份红烧猪爪，还叫了两瓶啤酒。儿子已有一米七的个儿，看得出父子是来上海找活干的，没什么钱。父亲将红烧猪爪一块块地往儿子碗里夹，自己尽夹点红烧猪爪里的花生过酒。我看着有点眼热，对那男孩说：“你爸对你真好。”他父亲笑了，我却难掩眼中泪水，会想到父亲那时单买一份给我吃的旧事。自己怎么吃得下去？
那时真不懂事。
小学时，我功课做得晚了，父亲会从挂在空中的吊篮里拿个香蕉给我。夏天，我睡在蝴蝶台子上，他怕我滚下来，就在我下面放两个凳子，架一块铺板，睡在我下面。我小时候喜欢玩蟋蟀，床下、橱下的蟋蟀盆不少，晚上可要大合唱的，此起彼伏，我听得习惯、高兴，但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睡觉，而父亲从来没嫌弃蟋蟀吵。在我记忆中，父亲总是最晚睡觉，最早醒来，晚上很易惊醒，母亲一直说像他的生肖“鸡”。我不知道父亲是和我共享蟋蟀的合唱，还是爱子及蟋蟀。有一天早上醒来，父亲神秘地和我说：“昨晚在桌下给你捉到一只大蟋蟀。”我一下子翻身下床。父亲拿出一个铁罐，我一看，像泄了气的皮球，“是个油葫芦。”父亲只好悻悻然把它放了。
我的家长会，人家都是妈妈去的，但他一定要自己去。看到我成绩不错，老师表扬，高兴不已，但只是看着我微笑，不会有丝毫表扬的话语从那宽大的门牙缝里流出。他还单独带我去看过几回京戏，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就是他带我到中国大戏院看的《将相和》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次看了京戏《十八罗汉斗悟空》回家后，我一直扮演孙悟空，给家里带来很多乐趣。
其实父亲工资并不低，每月95.03元，当时应该算高薪了。但要养活六七个人的一家子，他特别节约。我从没见过他为自己买过什么东西。平时吃菜，他总将菜留给我们吃，要他也吃点，他总说“吃了，吃了”，但不见他筷子举动。吃剩下的鱼骨，总是他的美味。他要从鱼骨中嚼出味道。有几次给鱼刺卡了喉咙，反给母亲讲，一副穷相。他从不回应。连深秋天冷，他都不肯穿棉毛裤，更不要说那件驼毛裤了，不冻得鼻涕水嗒嗒的，他是不会穿的。他习惯于每天记账，不知道是否职业病，每天家里的开销都会计入他那练习本里。有段时间我很好奇，很想看看里面记得是什么，但他把笔记本放在榉木大厨的抽屉里，那不是我们小孩可以随便开的橱柜。明明是母亲在管家，怎么轮得他来记账，但母亲和他在这问题上从来没有丝毫矛盾。
待到我开始工作了。他和母亲商量，给我买了辆自行车，142元啊！还在刚有进口手表售卖时，给我买了一块英纳格手表，220元。那时的钱大啊！那都是姐姐、妹妹不可能享受的待遇。父母的理由是，不要让我去羡慕人家，因为我的一些刚进厂的同事买了自行车和手表。
现在想来，真是父母的良苦用心。
我到了结婚时候，那时还是房管所配房和单位分房时期，国家没什么造房，哪有房子分出来？根本看不到分得到房的时间。家里只有一间房，父亲愿将房让出来，给我们先结婚。他们住哪？好在我们的房子有近5米高，横梁也结实，我就请厂里我的师傅董师傅帮忙，买了槽钢，搭了个4平方米左右，勉强能站直的阁楼，他们就暂时睡在上面。那时父亲已70岁了，晚上要爬扶梯上去睡觉，我心里很是内疚，直到单位给我增配了房子。
一年半后，我儿子出生了，父亲喜出望外，虽然已是71岁的人，但白天都是他管着。母亲负责烧饭，我们都去上班，他怕小孩随我们去厂里托儿所，路上颠簸，小孩不适，他不放心。我们是轻松点了，但他却很劳累，要用奶瓶喂奶，要逗他玩，哄他睡，还要把尿。天冷的时候，我儿子就睡在他身上。他怕小孩睡在**冷，用他的体温来温暖小孩。他又不敢多动，怕惊醒小孩，自己脚也坐麻了，但他一直乐呵呵的。儿子上小学，离家一站路，父亲就承担起接送的任务，爷孙俩在一起时间多了，话也多了。接小孩路上，他怕小孩午饭在学校里吃得少，常常在路上给他买个油墩子一类的小点心，但就一份，自己不吃，和我小时候一样。儿子也和我父亲感情特别好，两个人会在一起聊天。父亲看见我儿子总是笑嘻嘻的，哪怕是小孩在外顽皮回家变成大花脸。不知是不是应验了隔代更亲的话。
三
父亲一生没有什么朋友来往，平时沉默寡言，他的经历对我们一直是个谜。他从不主动和我们讲起他过去的事，除非我们有重大事情（如入团、入党）需要填表涉及他的情况，很多信息都是从其他途径得到的。
父亲在10岁就随爷爷到上海了。那时他的生母死了，后母已是生爷爷马哲明和孙子马思亮
了三弟，他离家时三弟还在地上爬—学走路。后来他辍学于初中，那时他已是很有文化的人了，在外面打工是记账和会计，有时还为亲戚朋友代写书信。他的字写得挺好，不比我年轻时写得差。不过他写字思考时，常常是捏着笔不停地抖动，像在写，实在思考。这常常给妈妈作为取笑的资料。后来爷爷将他的大弟（老二）、二妹也带到了上海。他们虽然四人在上海，但走动极少。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只记得二叔和二姑只是在过年时的午后来给父亲拜年，母亲总是给他们炸个春卷或烧碗放鸡蛋的甜食汤类招待他们。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去过他们家，至少没有领我一起去过。何况二姑住在西藏路上的敏村，离我们家走路仅十分钟光景。爷爷更没有印象了。据说爷爷在上海混得还不错，三个孩子能在上海生活，成家立业，自己还能将钱汇回老家，买房买地维持家里生计。由于买了地，后来才引来很大的麻烦。
那时父亲老家还有三叔、四叔和小姑，全靠奶奶操持。劳动力都在上海，三叔后来也去香港谋生，奶奶就将不太多的地租给村里的人，收点租来贴补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政府根据经济收入结构和财富，先给我们家定为中农。但后来有农民去告我们家，自己不种地，靠收租生活，应该改划为地主。据说还将我们家房屋的一大半分给几个农民住，其中就有告我们的那个农民。不料没过多少时间，也是巧，那个农民得急病死了，乡里的人们纷传是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住了不该住的房，报应啊。吓得那些住进去的人家将住房还给了我们。这些都是老家人到上海来时讲给我们听的，因此在我们的履历表里，父亲的成分一栏里一直是填“中农”。
四
父亲总有潮州“大男子”的味道，在家里从不做家务，不烧饭煮菜，不洗衣扫房，实际他也烧不来，连内衣**也是我母亲洗的。他不管母亲唠叨，“是家里老娘姨”，只管洗自己的手帕和袜子。但他从不嫌弃母亲的家务，哪怕饭菜不可口，他也吃得津津有味。
父亲在家里很安静，即使在家一天，也听不到他的动静，哪怕仅有一板之隔的邻居，也听不到父亲的响声。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很胆小，没有和人争吵的习惯，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吃亏就是便宜的信条。
不像我们对面60号里潮州人老邱家，父亲是一个厂里食堂的采购送货员，每天晚上“哐当哐当”踩着黄鱼车回家，手臂特别粗和硬，有空还看见他用手臂撞树。他儿子和人家打架时，他不管对方多少人，一下子把对方掀翻，把他儿子从底下拉出来，把对方都吓走了。而父亲人虽不矮，也有一米七多（那时算高个了），但人较瘦，一口潮州上海话，连女人两字都会念成“牛人”，若吵架起来没有唇齿锋利的感觉。我在外从不惹是生非，免得引起麻烦。在一次马路边观看国庆大游行时，父亲有几次差点被人挤倒，他都默默忍了，但当他看到我被人挤到时，他竟然怒斥前面的人为什么不站稳，还用右手挡在我前面，怒目相向，真有点护犊子的样子。后来我又听说父亲在很小时，有伙人到家抢劫，他竟敢怒斥他们为强盗，差点引发强盗要杀他，是奶奶说好话，小孩不懂，你们要拿就拿点吧，才打发了强盗。这事，我虽然得到父亲的证实，但看到他一生怕事怨事的样子，半信半疑。
后来我知道一事，似乎理解了父亲的性格，那就是一支枪的事。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固定工作，一次经朋友介绍，跟了一个人去找工作，在外面兜了一圈，走了好多家人家，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就返家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人身上带有一支枪。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就来找父亲，拿了照片问父亲，“这人认识吗？这人有把枪你看见过吗？那人的枪到哪去了？是不是在你那儿？那你曾看到他枪放哪？
他会把枪给了谁？”等等问题。我父亲哪会玩枪？我连打人、杀鸡都没看他做过，怎么会藏枪？那时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来了，都有部门会拿了照片来问他这把枪的问题，一直持续了近20 年。而每次来问他，他回到家就心事重重，吃不下饭，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母亲第一时间会看出父亲的心事，又是那件事？母亲嗔怪他胆子太小，事情讲清了就好，怎么老来纠缠？让它去了。母亲安慰他。当然母亲不是亲身经历，没有亲身体会。父亲更沉默，烟也抽得更多。但也奇怪，组织上并没对他采取过什么过激的做法，也没影响到我们的入团、入党。直到他退休，才没人来找他问这事，这事肯定影响了他一辈子的性格走向。父亲一生，单位、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不喜欢交朋友，不知是否和这件事有关。
五
中国人很讲求家庭兴旺、家族兴旺，在南方潮州这地方更是讲究这一套。父亲的老家潮阳和平六联（只是在填表时才知道），我们的马姓是个大姓，新中国成立前很多人不满当地生活，都到南洋和港澳谋生，不少人就到上海等内地求发展。我爷爷应该算是家族中的强人，敢于到上海去发展，还带走了两个儿子（含我父亲）、一个女儿，应该是发展得还可以的，建造了自己带院子—有客堂拥有数间房间的院子，还置了部分田地。后来田地还惹了不少事。
到我父亲这辈，父亲不善交际，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他大姐到泰国去，后来和我父亲也没有什么联系。在上海的二叔，我也仅知道他的工作是中山医院救命车上摇铃的。但家族里出了个三叔比较能干，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到香港谋生，20多岁已是一个大百货公司的老板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带着女朋友回老家，到处拍照留念，据说还到山上去游玩。当时有人诬告他，是海外派来的特务。他被以特务嫌疑扣了下来，没收了护照，回不去香港了。三叔也是个硬派，心不甘，变卖了香港的百货公司，买了一条船，准备偷渡回香港。但那船来接他时，又被抓住，船也没收了。三叔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过了大半世。女朋友也飞了，只得窝在家乡。他哪会下地拿工分过日子，整天在外游**，帮这个朋友做点事，混口饭；帮那个朋友打点工，混点钱，根本不顾奶奶的气馁，终身没娶。
“**”中期，三叔到上海来过几回，他用父亲给他的香烟券买了好些香烟，但每条上都贴着张三、李四的名字。我问他是送人的？
“哪里？”他回答我，“我一个人带这么多香烟，要充公的。”他用贩烟和贩卖上海的一些日用品来度日。但每次来我家，他就会做出是乡下老祖宗的样子教训我父亲，说我父亲不顾他们乡下家里人的生活。父亲总是不予理睬，但母亲却是个直脾气，和他干了起来。
等我回家，母亲已是气得美尼尔病发作，被救护车送进医院。三叔在走时，和我母亲说：“你们，我都不认的，只有志成我是认的，他是我们乡下拜老祖宗拜出来的，你们怎么生得出来？我和二哥也说，他们三个儿子抵不过志成一个。”他似乎是老祖宗，家族下辈好坏要作者和三叔马利杰（右）在香港单位前留影他认可一样，真是可笑。据说奶奶知道后骂三叔了，不该这样对我父亲。新中国成立初，父亲不顾家庭经济拮据，每月寄5 元钱给家里买米度日，度过那段最困难时期。以后三叔再也没来我家引经据典说大话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三叔的问题才得到平反，回到香港定居。
90年代中期，我出差到香港，去看三叔，在尖沙咀的一个公园旁，三叔和我说了许多家族里的事，他的伸冤信是通过泰国总理来我国建交访问时转给廖承志先生的，据说泰国总理还是我们的远房亲戚（我无从核实）。但我听说三叔的平反，当时是惊动了家乡的很多人。公安部专门派人调查后找他谈：查无实据，给他平反，回香港定居。
三叔回香港定居已是老了，他原来的一些伙伴，亿万富翁有的是，1997 年香港回归前，不少人都转到加拿大去了，他就帮他们看看工厂，名片上印着“助理”的字样。他到香港后曾经认领了一个渔夫的儿子，相伴了不少年，每年回家乡祭祖都带着他。三叔也带他来见我，夸他很不错。但到了长大后，那义子不辞而别去澳大利亚读书了，给他很大打击。虽然那渔夫要赔偿他十万港币，但给他拒绝了，觉得这不是钱财能补偿的事。最后一次见到他，我是在他的一个朋友引领下，在山脚下一个废旧汽车仓库门房间的楼上找到他的。他说现在脑子总是静不下来，常常睡不着觉，就起来爬山，累了再睡。他不再和我提起那义子的事，不知是否怕我讲他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忽然转话题要领我去参观他的新房。那是香港政府为孤寡老人建造的高楼，老人离世后政府将收回。那大楼离香港市中心很远，离深圳倒蛮近。房间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吃饭厅放一张桌子已难以转身，还紧挨厕所间。
他和我说，在香港，他终于在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了。但他爱安静，还是常住在山脚下的那门房间里。坎坷一生的老人就这么容易满足。
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是那样高兴、健谈。离开他时，我心里总有股讲不出的酸楚，为他难过。
六
平时，我们家遇到不顺畅的事，或听到父亲家里有什么挫折事，我母亲总会哀叹，父亲家族是否“小蟹坟山”发不起来，怀疑祖坟有问题。
每次讲起，父亲忧郁的脸上没有丝毫笑纹，老大不快，更不愿讲话。我不知道父亲对我们的吃苦耐劳、倾心培养，尤其是我，是不是和家族兴旺联系起来看待。他从来没有从这么高度和我谈起过，但他确确实实是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希望我们小辈聪明、能干，有出息。
在我40多岁时，曾担任过涉外人力资源行业协会的全国副秘书长，我有机会可让父亲到老家去看看。那时广东省劳动局副局长兼广东劳动服务总公司的总经理蔡总也是潮州人，他待我很好，不但给我工作上很多帮助，还曾多次提出，愿帮我安排小车，送我和父亲去老家看看，以解父亲70年离乡之苦。但父亲苦思几日后回绝了我，那时他已80多岁了，而且有心肌梗塞史，他怕乘飞机，长途奔波身体吃不消。在一次深圳开行业协会会议后，蔡总专门安排我到潮州去搞了个活动，请潮州市长和劳动局长出来吃了顿饭，并用小车将我送回老家去。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回老家。老宅周围已经没有农村味了，像个小镇。马家的院子里只住了四叔一家人，三叔仅在清明和冬至回老家上坟住一两晚。四叔比我大十岁，年轻时就响应国家号召，去开发海南岛的。后来知青回家乡工作，他育有三个孩子，房内还是显得空落，据说还留着我们可住的房间。房子有点像上海的石库门房子，不过是单独一幢，周围一圈是房间，每个房间比上海石库门房间稍窄。中间客堂间放有供桌，头上方有祖宗牌位。不过没有二楼。客堂前面有个天井，面积都不小于我们上海过去住的石库门房子的客堂和天井。天井的右墙角边有口水井。虽然已有自来水，但那口井仍在使用。天井前有两扇黑漆大门，有门楣和门槛，那门槛还蛮高。我拍了一些照片拿回家给父亲看。那天父亲很是兴奋，捏着照片看不止，尤其是那口井，更是看了不肯放下。问我，那口井还在？他口中喃喃。他和我说，小时候常常在井边玩的，那井一定给他太多回忆。后来我自己想到，如果我安排父亲回老家，让他亲眼看看家乡的情景，一个10岁的男孩离家赴上海，现在80多岁了才回家乡，还是当地政府用小车送回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光宗耀祖的感觉。当然我不敢冒着他身体危险去那样干的。没有安排父亲回家乡看看，也是我一生很遗憾的事。
七
有段时间，单位先后给我调整了几次住房，我都给他们住在朝南房间，以孝顺他们，还赎年轻时占他房子的歉疚。直到后来，我为父母在我小区附近买了两室带天井的底楼房子，冬天的太阳还能照到床边，老人需要地气，底楼是最适合的，他们才和我分开住。那时我忙于工作，只是休息日去看他们，儿子常跟我一起去看他们，偶尔儿子没去，父亲总要问他为什么没来，读书辛苦吗？等等。我手里还有几张爷孙两人的合影，是父亲笑着坐在沙发上，我儿子坐在沙发扶手上，几近脸贴脸的照片。待到我儿子大学毕业要去英国留学，父亲是第一个反对的，怕孙子在外没人照顾，风险太大。这事是我违背老人家意愿做的，当时刚开始留学潮。儿子出发去英国时，父亲已在医院急诊室抢救，他挣扎着和我说：“我爬得起来的话，要到机场去送他。”
没想到仅过了十余天，他就离开了我们。那些天，他的身体稍有好转，医院也将他转到病房里，那晚我没陪他过夜，临走时三姐和我说，父亲一直看着我们，似乎不希望我们离去。我还说问题不大，他会好的。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医院一个小小失误，他竟走了，那时他95岁。我还在上班，在集团召开的现场会上发言。等我赶到医院，父亲已经没有感觉了，我抱着他的头痛哭，第一次感到人的脆弱，我的无奈。80多岁起，父亲几乎每五年都要进医院抢救一次，每次我都把他从医院领回家，这次再也没法领他回家了。
后来我从三姐处知道，父亲到晚期很羡慕人家吃圆台面，其实我完全有条件满足他的，但我因为工作忙并不知道他这愿望，很是后悔。现在我已70岁了，如果几天没看到儿子，就会思念他们，还会产生一种老人的孤独感，我才真正体会到父亲那时的感觉。我后悔那时去看父亲太少，以为他们住房宽敞，老两口过得舒服就好了，好事变成了憾事。
父亲走后，我虽然连忙将母亲接到我家来住，还常带她出去吃饭，想从母亲身上给他们补偿，但对于父亲，已是无法弥补，成为我的终身憾事，只能在坟前向他忏悔了。我有时会一个人开车去父母墓地看他们，和父母说说话，似乎想补上父亲在世时和他交流太少的遗憾。
八
现在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七八年了，老家的房子已没人居住了，四叔一家已去深圳发展，仅是清明、冬至时，四叔的儿辈下去扫墓、祭祖。
四叔常常将儿辈上坟、祭祖的照片发给我，我仅能表示感谢他们费神照顾家乡一切，自己已是无能为力。我们已是上海的第二、第三代人了，生在上海，长期在上海，受到高度移民社会和发达商品经济的影响，国家观念和单个家庭观念日趋加重，家族、家乡观念似在淡薄。我已不知道家乡的风俗习惯，讲不清爷爷辈以上的任何情况，更不要说我的儿孙辈了。
我相信风水，但又感到很玄乎，摸不着头脑。过去我们抱怨我的爷爷辈和父亲辈发不起来是否风水的问题，而到吾辈，家庭生活比他们好得多，主要还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我只能理解是否顺应了社会、国家的发展，难以从考察祖坟来定论。
父辈的生活，四五十年租赁住在一间老式石库门房里，主要也是国家不发达所致。国家不发达，人们丑陋的事就多，三叔才会碰到仇富红眼病，无视法制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害人举动，贻害他一生。我辈虽然也会碰到各种不顺，但整个社会发展了，我辈、儿辈和孙辈都已过上比我们祖辈好得多的生活。我们家乡，祖上的房屋已空关，没人恋眷，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不忘祖宗和现实生活的矛盾。
每次想起父亲，他那深邃的目光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令人难忘。
现在我只能到父亲坟上和他说，你们希望后辈有出息，生活幸福，我们在今天已经做到了。这是祖辈福荫的造化，更是国家发展的福享。我们不忘祖辈，更愿国家发达，世界平稳，我们才能世世代代过上幸福生活。
草于2020年3月26日
改于202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