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五
那几天里所发生的事情，让我对那些你争我斗打来杀去心灰意冷，有两天没到学校去，柳月托人带信来说学校有事，我才又回到学校。
这时，学校里一片冷冷清清，教学楼里静悄悄的，大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篮球场上还有几个蹦蹦跳跳的同学，墙上的标语和大字报因为许久没有更新，都已变得陈旧而破败，一阵风吹过，破碎的纸屑便满天飞舞。室外的阳光斜着照进楼道里来，明亮的反光下，看得见水磨石地面上一层薄薄的灰尘以及那上面一地凌乱的脚印。
汤博和柳月已经在队部等着我了。
汤博问：“这两天也没见着你，干什么去了？”
我说：“‘权’也夺了，‘反’也镇了，我想学校没什么事了，自己正好有点私事，就没来。”
柳月说：“看你说的，哪能没事儿呢？艾云和高歌去《陵江红旗》剧组了，勤务组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你不来，会都没法开。”
汤博斜了我一眼，说：“现在，中央已经在酝酿复课的事情了。所以，要赶紧建立金鳞中学的权力机构，不然，市区教育局恢复正常工作后，通知金鳞中学去开会，我们连人都派不出去。”
我说：“上次夺权会议所形成的《会议纪要》第四条讲‘会后由三个革命群众组织共同组成筹备小组，协商酝酿新的权力机构组成’。可是，‘火炬’还在查封中，我们跟谁去协商呢。”
柳月说：“汤博跟我商量过了，由于‘火炬’已经被政法委员会查封，属于被取缔的组织，所以，不必把‘火炬’列入考虑的范围。也正是由于此，这件事必须由我们主动牵头，对新机构的名称、人员组成等等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出，然后与有关方面进行协商。”
我说：“说到领导机构的人员构成问题，估计最大的问题是谁来当‘一把手’的问题，可能不好协商。”
柳月说：“这也不难，三个群众组织中，谷易容已经被抓了起来，卢鹏举显然不合适，当然应该是独立师的人出任‘一把手’。”
我说：“那也就是汤博来任这个‘一把手’了吧。”
汤博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言不由衷地说：“只要是独立师的人，谁当这个‘一把手’都没关系。”
我说：“我们的唯一的协商的对象就是卢鹏举，在政法委没有对‘火炬’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之前，他会同意吗？”
汤博说：“柳月，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讲的。”
柳月拿出一张报纸说：“这是刚刚收到的《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里面讲：‘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
汤博说：“我们作为一般的中学，当地驻军代表可以不考虑，关于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料他卢鹏举也别无选择，先讨论革命领导干部的人选吧。”
我说：“如果‘一把手’可以定下来由独立师的人来担任，我们可以提两个革命领导干部的人选，一是邓明玉，一是白戈。”
汤博说：“说说你的理由。”
我说：“邓明玉是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团支部书记，党的公章保管人，人也年青，历史比较清楚，应无什么特殊的问题。白戈是校长，党支部书记。他虽然被我们列为走资派，但*****前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在我们学校的表现也并非特别突出；至于开展*****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我跟他有过比较深入的谈话，具体落实到他身上，主要地还是胆小怕事，以求自保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他也有他的难处，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柳月说：“我同意将这两个人作为我们考虑的人选提出来。”
汤博说：“我不反对。但我还有一个意见，因为时间不多了，再设立一个筹备小组必要性不大，所以建议直接成立一个权力机构。”
我说：“我同意，但这个机构也只能是恢复正常教育秩序前的临时性机构。”
柳月说：“可以叫‘金鳞中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只完成教育革命的阶段性任务。”
汤博说：“我们以这个名称提出来，正式名称与‘风雷’进一步商量后再确定。”
柳月说：“还有一个问题，整个机构的人数、群众组织代表、领导干部名额怎么分配？”
汤博说：“只要‘一把手’能定下来，其它的问题都可以共同协商。”
我说：“谁去跟‘风雷’协商呢？”
汤博说：“我们都去吧，尽快推动这件事。”
商量完这些事情，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便一起从楼上走了下来，原先还在篮球场上打球的几个同学也走了，操场和和球场上都是空****的。
我说：“现在学校太冷清了，应该搞点活动，使同学们重新活跃起来。”
汤博说：“新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来后，估计就会恢复上课了。停课已经大半年了，要把落下的课补上去，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想冷清都没有时间了。”
我说“如果一时半会儿教育局没有复课的安排呢？”
汤博说：“我和柳月商量过了，即使是那样，《陵江红旗》的巡回演出也该结束了。前段时间我们学校的文艺骨干都去了剧组，没赶上这一波文艺演出的**，等艾云高歌他们一回来，我们文艺表演人才济济，就组织金鳞湾地区最强的文艺宣传队，排练出一批高质量的文艺节目，然后风风光光地到各工厂各学校去演出……”他情绪很好，滔滔不绝地描绘了一幅华彩绚丽的美好前景。
汤博的家就在汽车队后面的职工宿舍里，走到那一条小巷子的时候，他向我们挥挥手就回家去了，马路上只剩下我和柳月。
马路两旁的工厂店铺元宵节挂出的灯笼仍然在风中摇摇摆摆，商店里花花绿绿的彩花依旧闪烁着珠光宝气，街道上的人们懒懒散散地来来去去，只有机器的轰鸣向人们提示着那个悠闲的节日已经远去了。
我说：“如果学校要开展文艺演出活动，杨南雁的普通话说得好，有朗诵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让她作节目主持人和报幕员最合适。”我知道杨南雁在这方面的憧憬，想提前为她争取这样一个她梦寐以求的机会。
“她可能不行了吧？”柳月疑惑地说。
“她有什么问题呢？”
“不是她有什么问题。你真的不知道吗？她爸被抓起来挂牌游街了。”她有几分神秘地说。
“为什么呢？”我下意识地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他爸参加了占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的行动，而且有‘打砸抢’行为。”
“那和杨南雁也没有什么关系呀。”
“你傻呀，她爸的事会让她很难堪，所以，我估计她再也不会来学校了。”
“这件事，学校里有人知道了吗？”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游街的车往大街上一过，谁不知道呢？”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让她主持节目或做报幕员，想必她还是愿意的。”
“杨南雁是很重脸面的人。”
“凡是重脸面，都源于强烈的自尊心，所以，如果给她一个舞台，她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羞于露面而放弃；二是抓住这个机会来证明和展示自己。”
“你以为她就这点事儿吗？”
“那还有什么事儿呢？”
“杨南雁的爸爸游街的事传到汤博耳朵里后，让我到厂里调查去了，结果又发现她妈是****分子，只不过是内控****，以前没有公开而已……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闻梅家里，闻梅她爸说杨南雁她妈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件事吧，我猜指的就是这档子事儿。”
没想到这件事到底还是让人知道了，这又出乎了我的意料，心里不免一惊。
她继续说：“她爸参加了占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的行动，只是群众中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冲突中有点过激行为，也不是太重大的事情，但如果她妈是****分子，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然而，这还是和她没什么关系呀。”我仍然不甘心。
“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件事以前不知道也就算了，现在既然知道了，要不要向大家报告？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不会丧失一个红卫兵组织应有的阶级立场？现在弄得独立师都不好办了。”
“这件事学校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目前为止，我就给汤博汇报过。”
“他对这件事有什么说法呢？”
“他只是说了一句：我们以前可是一直号称独立师的战士个个都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的子弟兵。”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将杨南雁从独立师里开除出去吗？”
“我听他话里倒没有这层的意思，我揣度他是担心‘火炬’会抓住这件事来攻击独立师。所以并不主张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但是你想想，即使杨南雁本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独立师又敢让她来做这个报幕员吗？”
“那就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我在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杨南雁那句“现在做什么都是要政治审查的，谁知道我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呢？”的话里所包涵的沉重和悲哀，已经没有了继续为他争取下去的心情。
继而我又对自己的态度忐忑不安起来。杨南雁母亲****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我并没有说出来，而且还帮她掩饰，是不是有“包庇”的嫌疑呢，这里存不存在柳月说的“阶级立场”问题呢？困惑之中，便拿了闻梅父亲讲的那句“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的话来为自己辩护，稀释自己心中那不绝如缕的罪错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