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在我们那片职工宿舍里，我是第一个见到了毛主席的人。那天晚上，我从北京回来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左邻右舍，街坊邻居都聚集到我们家里来了，男女老少挤了满满的一屋子，连窗户外都站满了人，人人都喜气洋洋，要来听我讲述见到毛主席的情况。
我们家第一次这么热闹，母亲平日里总是病恹恹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用了一个很大的瓦钵，冲了一大盆茶水凉在桌子上，又从碗柜里端出一迭碗来，忙着请大家喝茶。父亲却是把他精心裹好的烟叶一一地递给那些抽烟的客人，结果是满屋都飘着蓝色的烟雾，弥漫着烟叶燃烧时浓浓的烟味。
这么多人冲着我来到家里，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向他们讲毛主席多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站在敞篷汽车上如何高大巍峨、稳如泰山；挥动巨手时如何气度恢弘，宽厚慈祥……。他们那期待的目光使我不得不在讲述中加上自己的想象，但是，不论我使用什么夸张的语言，使用什么华丽的辞藻，他们都一脸从心里洋溢出来的幸福，微微地笑着频频颔首，好象是在说——我知道，肯定就是这样的。似乎他们来到这里来，最重要的并不是听我陈述什么，而是印证他们心中一个已有的存在。
我也给他们讲北京的天多么蓝、北京的路多么宽、北京的风多么爽、北京的人多么好；我也告诉他们，和毛主席一起参加接见的还有哪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只是我不能详细地介绍每一个人的情况，因为我当时确实只注意毛主席了，除****和周总理有一点印象外，其他人都是一片模糊。他们对此表示遗憾，但也表示理解。
那天，让我特别奇怪的是，大家对我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乃至在北京所经历大事小事，一件件一桩桩都那样地饶有兴趣，而对当天发生在陵江市体育场的事却从未有人问起，仿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或许他们以为这件事与我去北京去见毛主席的事比起来太不值得一提了，或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我参加了当天的大会，我这样想着，也不愿用这件事来影响了大家的好心情，便也始终都没有提起这个话题。
大家说一阵笑一阵，直到很晚，外面飘起了细细的雨丝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弟弟和妹妹一左一右地坐在我身边，一直都无比神往地仰脸听着我讲话，等大家走了以后，他们已经挡不住上眼皮和下眼皮打起架来。我连忙从挂在墙上的挎包里，把没舍得吃的几听饼干拿出来给了他们。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盒子，也没有吃过这么香甜的饼干，拿出一块嚼在嘴里说：“北京的饼干真好吃”，一直到睡着了，脸上仍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待弟弟和妹妹都睡去后，父亲拿出两个信封，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和我的名字写在这上面。”
我有点奇怪，问：“给谁写信哪？”
“让你姑姑给我们家写信。”
“姑姑？找到了吗？即使找到了，也应该是我们给姑姑写信吧？”
以前，父亲给我们说过，我的老家在距离陵江市两百多公里的大山里，家里除了爷爷奶奶外，还有一个大伯和一个姑姑。抗日战争的时候，山里还实行“三丁抽一”，到我父亲成“丁”的时候，就变成“二丁抽一”了。为了躲“壮丁”，他只带着一本所谓的家谱告别父母，离开了家乡，独自一人逃到陵江市做工，从此便和家里断了音讯。我不明白，失散都快二十年了，怎么突然就说要写信了呢？
父亲说：“让你写，你就写，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说：“要是我们家给姑姑家写信，就把姑姑家的地址写在上面，我们家的地址写在下面；要是姑姑家给我们家写信，就把我们家的地址写在上面，把姑姑家的地址写在下面---☆★其他书友正在看★☆。要问清楚了，不然收不到。”
他听明白后说：“我们家的地址写在上面，姑姑家的地址空着不写。”
于是我分别在两个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下了“陵江市金鳞湾虎岩村三十六号”，然后在信封中间的地方，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他的名字。在解放后的大规模扫盲运动中，他和厂里的所有工人一样，也曾经认得了许多字，只是以后一忙又统统忘了，但对他的名字怎么写却记得很清楚。
他凑着电灯把那写好的封信仔细地又看了看，小心地揣在上衣的口袋里，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屋里睡觉去了。
这时，母亲收拾完瓦钵和那些茶碗从厨房出来，我悄悄问：“妈，爸爸说要姑姑给我们家写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母亲说：“你爸爸上头原先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你爸爸躲壮丁从家里逃出来后，你大伯还是被抓了壮丁，从此断了消息。你爷爷婆婆又气又病，不久就都死了，一家人就剩下你姑姑一个人，也只好嫁人了，那时正是解放前，兵荒马乱的时候，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就再也找不到了。但是你爸一直没死心，总是在打听你姑姑的消息，她是你爸爸在这一家人里唯一的亲人了……”
我问：“既然还没找到，怎么会要写信呢？”
母亲说：“那天，他在茶馆里喝茶，碰到一个人，一说话，满口老家的口音，就认了老乡，一聊起来，原来还和你爷爷婆婆家是一个祠堂的，似乎听说过你爸早已失散的姐姐。那个人是来城里走亲戚的，这几天就要回去了，你爸就又托人家帮助打听你姑姑的消息，让打听到了写信来联系。”
听到这一档子事，我有一种虚无飘渺的感觉。
在这一段时间的奔波劳碌中，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又累又乏地回到家里，本应一挨枕头便呼呼睡去，然而，那天晚上，我却久久不能入睡。白天所经历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一团乱麻般纠结在心中，理不出一个头绪。
是的，我们到了北京、我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因此而无比地光荣和自豪，勿容置疑的是，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是中学生红卫兵的一员而得来的。如果真如在北京的大字报里所看到的，我们所得来的一切都是被所谓走资派蒙蔽和利用的结果，海市蜃楼般地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又将如何面对那圣徒般的虔诚、冰雪般的纯洁和火一样燃烧的**？又将怎样地延续我们那神圣的信仰？
工人纠察队与中学生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本来是改变立场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会遭遇造反派红卫兵如此强烈的对抗呢？
革命难道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吗？
中学生红卫兵的前途在哪里？
在北京时感到那样了了分明的东西，便又一片混沌了。
重新回到陵江那细雨绵绵阴冷潮湿的秋天里，我感到似乎有些不习惯了，心也如那风雨飘摇的天气，一片迷茫和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