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烧金
宋开宝四年，诏：“西汉法，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闻京城之内竞习其业，转相诳耀，此而不止，为盗之萌。自今犯者，并置极典。”
禁销金银箔
魏齐王正始元年，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
《齐书》：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太祖辅政，上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箔。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织成金之禁。
《陈书》：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于，诏曰：“朕临御区字，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蠢患，并皆禁绝。”
《唐六典》有十四种金：曰销金，曰拍金，曰镀金，曰织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搂金，曰捻金，曰战金，曰圈金，曰贴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货志》：“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未者众，不宜诱之。’景佑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舆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倘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惮上市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资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从之。二年，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逸言：“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错末和泥，以为塔像，有高褒丈者。毁碎珠玉，浸以成俗，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从之，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跋遮郍缬。八年，诏内庭自中官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断禁。臣民旧有者，限以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银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徐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纪》：“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饰佛像。”合而观之，古来用金之费可知矣。
《西湖志馀》：“金箔，销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严禁不可。乃今民间首饰，衣裤、器用。文轴。榱题，多用涂画，岁糜不赀。大中祥符间，杭州周承裕私炼金为箔，郑仁泽市千枚转鬻他州，事败，全家徒配，转运使陈尧佐言：‘仁泽情同罚异，不可惩奸。’乃定转卖者减造者一等，著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版，每京尹初上，辄示之。”
《元史奠李传》：“贾似道怒李，喉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悟用金饰斋匾，锻炼成狱，窜漳州。”
陆深河《汾燕闲录》曰：“世间糜费，惟黄金最多。自释、老之教日盛，而寺观装饰之侈靡，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复者。东坡见後世金少，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此何言欤？按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万斤。莽藉汉基，富有天下，固应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万斤，至燕王刘泽，一赐田生亦二百斤。何汉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馀黄金尚有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传》：“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禁造铜像
《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寺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抵，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後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院悉没入官。’诏可。”
禁造铜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代宗纪》：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铸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
《宪宗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谓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
禁铜不过岭南
《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禁钱不过岭南。穆宗时，韩愈奏状亦言禁钱，不得出五岭。
禁用铜钱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言。
禁断新钱
《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颜竣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渭之蜒环钱，人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不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太宗初，惟禁鹅眼、蜒环，其徐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
禁金银
《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银涂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断金银涂。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
禁铜钉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禁销钱为佛象
《旧唐书》：“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象者，请以盗铸钱论。’”
禁毁钱为铜
《宋史宁宗纪》：“开禧二年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
禁兵器
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扩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捡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储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宫，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矢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
《旧唐书郑惟忠传》：“中宗即位，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其俗习，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那？’遂寝。”
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
四年二月，诏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七月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边城军器之禁。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禁河以东无得乘马。
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钻刃之类，皆禁绝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诏内外诸军，除木枪、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军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赣、河南、广东、福建以禁兵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
三十年二月，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严汉人执弓矢、兵杖。
仁宗皇庆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汉人持弓矢、兵器田猎。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夹弩铠，徙西海。
杨氏据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薄京兆卢枢上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金太宗天会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奚、汉人夹兵器，诏勿禁。
元顺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弹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而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丽人执持军器之禁，仍令乘马。戊子，汉人镇遏生蕃处亦开军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间藏军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广东、福建。浙江等处军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军；造者本身与匠俱论死；其知情者亦连坐之。
禁饧
《宋书颜竣传》：“时岁旱民饥，竣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
禁车牛入都
後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卢损请止绝天津桥车牛往来中道，两头下关，驾出即开。两旁之路士庶往来，其车牛并浮桥路往来。
《清波杂志》云：“旧说沛都细车前列数人，待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壒蓬勃。”
禁牧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
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千百为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皆畜马，官府不得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几马渐番息，”
禁马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鹰鹞
魏高祖延兴五年四月，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
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诏公私禁取鹰鹞。
禁绢扇
《晋书》：安帝义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绢扇及樗蒲。
禁番香
《广东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礼部为禁约事。奉圣旨：‘沿海军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有伤良民，尔礼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钦止。’除复奏外，今将圣旨事意备榜条陈，前去张挂，仰各遵守施行，须至榜者。一，祈神拜佛所烧之香止用我国松香、柏香、枫香、黄连香、苍术香、蒿桃香水之类，或合成为香，或为末，或各用，以此为香，以表诚敬，盖上香之说，上古本无降神之礼，焚萧艾以展其诚。近代凡有祷祈，事主升坛，动辄然香在前。为何？恐人身垢秽。香不过辟秽气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为香？只我中国诸药中有馨香之气者多，设使合和成料，精致为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祷祈用，有何不可？一，茶园马牙香虽系两广土产，其无籍顽民多有假此为名者，夹带番香货卖。今後止许本处烧用，不许将带过岭，违者一体治罪。一，檀香、降真茄兰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罗斛香、粗柴香、安息香、乌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结香，并书名，不书番香，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见有者许三个月销尽。”
《困学纪闻》：“取萧祭脂，曰‘其香始升，为酒为醴’。曰‘有泌其香’。古所谓香者如此。韦雕《五礼精义》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曰：梁天监初，何佟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议一也。考之殊无依据，开元《开宝礼》不用。’”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人贡，而沿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市。命礼部申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个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香，柏香、枫香、桃香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彼土人自行检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诸香不得出境
禁卖室石
《元史脱欢传》：上疏言：“国以善为宝，凡子女玉帛、羽毛齿革、珍禽奇兽之类，皆丧德丧志之具，今复回回诸色人等，不许资主人卖，以虚国用。违者罪而没之，如此则富商大贾无所施其奸伪，而国用有蓄积矣。”
禁瓷器
《实录》：“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宫样青花自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约两京及江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自地青花瓷器卖与外夷使臣。”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禁茶
《金史》：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馀，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食者，以斤两定罪赏。
元光二年，省臣奏：“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馀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财三十馀万也，奈何以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馀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钱一万贯。
禁酒
《周书酒诰》：“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触乃事，时同于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时，复禁民酤。
汉兴，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後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酤酒。
顺帝汉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兴二年九月，诏曰：“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挛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定。”
献帝建安中年，饥兵兴，曹公表制禁酒。
蜀先主时，以天旱禁酒，酿者有刑。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难，敕平、开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岁饥禁酒。
义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执榜询者相属，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治卖之家废业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凭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炉专利，乃更倍售，从其酤卖，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
前赵刘曜，命民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
後赵石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用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断酒。时扬州诸郡大水，扬州西曹主簿沈亮以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请权禁止。诏从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江西并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开酒禁。
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曰：“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诸方始熟，可权断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酗讼，或议国政，故一切禁之。
献帝即位，开酒禁，吉凶宾亲各有程日。
正光後，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斜，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把，依式供营。远善客使，不在限断。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师酤酒。元象元年四月，开酒禁。
北齐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王申，以年谷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统五年十月王戌，诏禁造酒。
武平六年闰八月辛巳，开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闰月，诏曰：“酒醪之用，表节制于欢娱；刍豢之滋，致肥甘于丰衍。然而沉涸之辈，绝业亡资；情窳之民，骋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数不登，市肆腾贵，趋末者众，浮沉尚多。肴羞曲蘖，重增具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俱断屠酤。”
《通典》：唐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堕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兹敝俗？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官长，亲率长幼，依礼行之。庶乎人识廉耻，时知敬让。”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麦贵，断酤酒。
玄宗开元二年十一月，以岁饥，禁京城酤酒。
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诏曰：“为政之本，期于节用。今农功在务，廪食未优，比闻京城之中，酒价尤贵，但以曲蘖之费有损国储，游情之徒益资废业。其京城内酤酒即宜禁断。麦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禄供进祭把及宴善客外，一切禁断。
代宗宝应二年三月，以泰陵、乾陵发引，诏禁酣酒。
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止。
辽兴宗时，禁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司给文始听。
金熙宗天会十三年正月甲戌，诏公私禁酒。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单贞、益都尹京、安武军节度使爽、金吾卫上将军阿速饮酒，以近属故，杖贞七十，炼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诏猛安谋克之民，今後不许杀生祈祭。若遇节辰及祭天日，许得饮会。自二月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已，命戌边女真人，遇祭祀、婚嫁、节辰，许自造。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宫中上直官及承应人毋得饮酒。
《金史梁肃传》：肃为大兴尹，上疏言：“自汉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曲。自京师及州郡官务，仍旧不得酤贩出城，其县镇乡村，权行停止。”不报。
哀宗天兴二年九月，禁公私酿酒。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以冬无雨雪，春泽未降，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节用糜谷之多，无逾醒醴曲蘖。况自周、汉以来，尝有明禁，祈赛神社，费亦不赀，宜一切禁止，”从之。
五月癸已，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
十五年四月，以时雨露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酝酿，量给之。
十一月甲午，开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肃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严酒禁。有私造者，财产女子没入官，犯人配役。
九月辛未，以岁登，开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诏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凉平滦路饥，禁酒。
二十六年七月丙午，禁平地、忙安仓酿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严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罢榷酤。初，民间酒听自造，米一石官取钞一贯，卢世荣以官钞五万锭，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钞十贯，增旧十倍。至是，罢榷酤，听民自造，增课钞一贯为五贯。
至元十四年五月，诏曰：“汉赐大酺，岁有常数；周申文诰，饮有戒无彝，况糜谷者莫甚于斯，崇饮者刑则无赦。近缘春旱，朝议上陈，官禁市酤，以丰民食。朕详来奏，实为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间无得酝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伤时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岁讥，禁酿酒。
十一月，诏谕中书：“近因禁酒，闻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储之者，其无酿具者勿问。”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师酒课，许贫民酿酒。
九年正月王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编者按，当为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是年正月，成宗崩；五月，武宗即位，明年改元至大。中书省言杭州一郡，岁以酒糜米麦二十八万石，禁之便。河南、益州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课提举司。（许有壬《宿栾河望白海行宫诗》云：圣恩疏酒令，暂得醉歌同。注云：“时有旨特放滦河酒禁。）
禁种糯
《太祖实录》：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种糯。其略曰：“予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惧弗胜任。但以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过取之重，心甚悯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间造酒醴，糜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赐酒献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敕有司以酒万尊置通衢，赐民纵饮。
九月癸未，都人进酒三千一百瓶，诏以赐北边军吏。
禁凿石
後汉顺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诏以民人山凿石，发泄藏气，敕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
禁发冢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葬陇者，斩之。”
禁毁**祠
《汉桓帝纪》：“延嘉八年四月丁丑，坏郡国诸房祀。”
《後汉书》：“栾巴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尝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祠，剪理奸诬。（房祀谓为房堂而祀。）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
《晋书载记》：“石勒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为立祠堂，植嘉树，准岳读以下为差等。”
《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诏曰：“**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词者，不在此例。”
《南史上神念传》：“梁时为青、冀二州刺史，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祀。时青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
《宋书礼志》：“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甚。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剪，世之**祠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祠，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为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读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祝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祀不作。末氏信道不笃，潜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之鬼，不乱其间。”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攘祠。”诏曰：“不在词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诏：“**词自蒋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普禁**祠，由是蒋子文以下祠并皆毁绝。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词，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膘骑大将军。四方诸神威加爵秩。
魏肃宗神龟二年十二月，诏除**祠，焚诸杂神、于文之庙。
《旧唐书狄仁杰传》：“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礼，伍员四祠。”
《于頔传》：“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祠废生业，神字皆撤去，唯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
《宋史陈希亮传》：以殿中丞知鄠县。毁**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馀家。
《太原志》：秦伟，三原人。正德中，为山西参政，毁**祠百余区，凡佛像、圣母及大山，二郎，无孑遗者。
林俊为云南副使，滇崇释，信鬼。鹤庆玄化寺，称有话佛，岁时士女会集，争以金泥其面。後按部至，焚之，得金数百两，输之官。毁**祠三百六十区，所在学宫敝，以其材修之。
（原按：以上原误，删去待补）王沈《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甚，至五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乐，奢侈日甚，民坐穷困，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太祖，曹操，为济南相。）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祠由此遂绝，”
《抱朴子》：“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禄永终。文翁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祠之俗，而洪庆来假。”
《华阳国志》：王浚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浚以为非礼，皆废坏烧除，取其松柏为舟船，唯不毁禹王词及汉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于是蜀无**祀之俗。”
奴告主
糊书任城王澄传》：“除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卒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好愈甚。”
《旧唐书张镒传》：“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千发其阴事，纵下御史台，留当千于内侍省。镒上疏论之曰：‘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人皆震惧，未测圣情。贞观二年，太守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断决。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往，奴告主者皆不许受，便令决杀。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为国之经，百代难改，今纵非叛逆，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考之于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职在匡弼。斯是大体，敢不极言。伏乞圣慈，纳臣愚恳。’上深纳之，纵左贬循州司马，当千杖杀之。”
《大唐新语》：“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湛妻庞氏，为其奴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大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复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复申，遂处绞死。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此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
《通鉴》：唐大宗贞观二年，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东观奏记》：“大理卿马曙任代北水陆运使。代北出犀甲，曙罢职，以一二十领自随。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瘗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答之，即告于御史台，称曙蓄兵器，有异谋。命吏发曙私第，得甲不虚，坐贬邵州刺史·谏官上论，以奴诉即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杀曙奴于青泥驿，曙再贬岭外。上奏，人臣无不感悦。”
晋赵王伦篡位，孙秀擅权。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隙，浑诱颢奴晋兴诬告颖有异志·秀不详察，即收颖及襄阳中正李迈杀之，厚待晋兴，以为己部曲。
《晋书石季龙载记》：“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以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
《魏慕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马曙从人王庆告曙家藏甲兵，曙坐贬官，而庆无罪。慕引法律论之，竞杖杀庆。”
《裴度传》：“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遗表，隐没进奉物，留其奴于仗内，遣中使往东都，检责稷之家财，度奏曰：‘王锷身没之後，其家进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检责其家事，臣恐天下将帅闻之，必有以家为计者。’宪宗即日召中便还，二奴付京兆府决杀。”
《册府元龟》：“肃宗至德二年，凤翔张谦奴附子告谦与逆贼为细作，三司推鞫虚妄。诏曰：‘自下讼上，败俗乱常。附子宜付凤翔郡集众决杀。’”
敬宗宝历元年五月，琼王府司马谢少莒奴沙桔告少莒为不轨，诏委内侍省推鞫。不实，沙桔杖流灵州，少莒释放。凡告人不实，法当反坐，况其家仆？则沙桔止于决杖，仍流近处，为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传》：“李嵩坐奴告变族诛，弘肇取其幼女以为婢子，于是前资故将失职之家姑息僮奴，而厮养之辈往往胁制其主。”
《李嵩传》：“嵩弟屿仆葛延遇为屿商贾，多乾没其赀，屿笞责之。是时高祖将葬睿陵，河中李守贞反，延遇上变，言嵩与其甥王凝谋，因山陵放火焚京师，又以蜡丸书通守贞。逢吉送李嵩侍卫狱，嵩出乘马，从者去无一人。嵩恚曰：‘自古岂有不死之人，然亦岂有不亡之国乎？’乃自诬服，族诛。嵩素与翰林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冯道，请诛葛延遇。道以数经赦宥，难之。枢密使王峻闻之，多台符有义，乃奏诛延遇。”（《册府元龟》：徐台符先与汉故太子傅李嵩为执友，乾佑中，嵩为部曲葛延遇等诬告、族灭。广顺中，台符为兵部侍郎，白于宰府，请诛延遇等。宰相冯道以延遇等已经赦宥，未之诛也。时王峻执政，闻台符之言，深加叹服，因奏于太祖，遂诛延遇等。时人义之。）
《唐景思传》：“为沿淮巡检。景思有奴，尝有所求，不如意，即驰见弘肇，告景思与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一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奴谓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则杀之。不然，将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两手抱吏呼冤，请诣狱自理。吏引奴与景思验，景思曰：‘我家在此，请索之，有钱一千为受外赂，有甲一属为私蓄兵。’吏索，唯一衣筒军籍粮簿而已，吏悯而宽之。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景思有仆王知权，在京师，闻景思被告，乃见弘肇，愿先下狱，明景思不反。弘肇怜之，送知权狱中，日劳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颍、毫之人随之京师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既奏斩奴，而释景思。”
《册府元龟》：“弘肇专恣刑杀。故相李嵩为家童诬告，族戮于市，而取其幼女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仆隶者，皆以姑息为意。而旧勋故将之後，为厮养辈之所胁制者，往往有之，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贩为业，尝以钱十四万，市得玉枕一枚，遣家童及商人李进卖于淮南，大得茗回，家童无行，隐福殷货财数十万。福殷责其偿，不伏，遂杖之。未几，家童诣弘肇，上变，言虏主之人汴也，伪燕王赵延寿遗福殷赍玉枕，阴遗淮南主，以致诚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榜掠备至。福殷自诬，连罪者数辈，并弃市，妻女为弘肇帐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财并籍没。”
《宋史李孝寿传》：“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效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
《辽史刑法志》：“景帝时，吴王稍为奴所告，有司请鞫。帝曰：‘朕知其诬，若案问，恐馀人效之。’命斩以徇。”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诏主非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元史速不台传》：“钦察之奴来告其主者，速不台纵为民。还以闻，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戳之。”
《不忽术传》：“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术言：‘如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有上下之分矣。’帝悟，为追废前命。”
卒告将
《宋史何中立传》：“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赃者，中立曰：‘是必挟他怨也。’鞭卒窜之。或曰：‘贷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长以制其上，则人不自安矣。’”
《文彦博传》：“仁宗不豫，有禁卒告都虞侯欲为乱。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问虞侯何如人，怀德称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则卒有怨，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乃斩卒于军门。”
《苏拭传》：“知定州。有卒吏以赃诉其长，拭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
吏告本官
魏明帝时，猎法甚峻，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廷尉高柔请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廷尉便当拷掠，何复请告者主名？吾岂妄收龟那？”柔曰：“廷尉，大平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词旨深切，帝意悟，乃下京，即召还讯，各当其罪。
後魏太武，以各官多贪，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法者。于是奸猾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横于闾里，而长吏咸降心待之，贪纵如故。
《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江西按察司书吏言其副使田嘉写表具名不具朝服，为不敬。上曰：‘拜表则具朝服，写表虽常服何害？小官摭拾长官细故，其风不可长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杭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字器用为吏所告，湖广按察司鞫之。以闻，上遣使敕曰：“安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职也；然原贞之情非私也，房字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若迁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长猾吏告计之风矣。”敕安贞复职，械其吏送京师。
十六年闰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吏诉其知府张仁受贿，同知蔡良于公署设宴，放吏为民，请逮问之。”上曰：“吏胥之于官长，犹于弟之于父兄，下计其上，有乖名义，不足听也。”
《实录》：“正统十年五月，太医院判钦谦奏吏抗己，吏亦摭谦不法事以诉刑部，请并逮谦鞫之。上曰：‘命谦自陈，而械示吏于院门。’谦陈状伏罪，遂宥之。”
小校杀本管
洪武四年七月，伪夏平章丁册真为帐下小校所杀，蜀平，小校赴京言状，中书省奏请赏，上曰：“小校杀本管，非义也，何赏为？”不许。
妻子告家长
《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为证。帝曰：‘妻子岂为证者耶’诏勿问。”
告妖言
《魏书高柔传》：“文帝时，民间数有诽谤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辄赏。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又开凶狡诬善之端，非所以息奸省讼也。昔周公作诰，称殷之先王，小民怨詈，则皇自敬德。在汉，大宗亦除诽谤妖言之令。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帝不即从，而相诬告者滋甚。帝乃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罪之！’于是遂绝。”
吏告前官
《旧唐书阳城传》：“出为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脏罪，观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于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自为功，城立杖杀之。”
禁御状
正统四年八月，浙江嘉兴府知府黄懋，言所治人民多系无赖，以告计为能。编者按：此处有脱文。辄人京妄奏，甚至有雇人代草者，词所连及，动百八十，旷岁无稽，善良抱冤。乞敕通政司，今後嘉兴有陈诉者，抑之不受。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独嘉兴？命法司普禁之。今後唯谋反重情许诉于京，馀皆自下而上，违者以蓦越罪之。
应募杀兄弟
《实录》：“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人郭买的叛，诱番兵人寇，诏立赏格购捕之。兰州卫遣其兄著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不从，遂夜斩其首以归。奏闻，请赏。上曰：‘买的罪固当死，然为弟兄者劝之不从，执之而已，今手刃之，有乖天伦。若赏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获牛马给之。”
禁参谒座主
《全唐诗话》：“进士题名，自神龙之一，过阙宴後，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复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实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後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士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谒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参谒。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
《山堂考索》：“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贷回鹘钱
《旧唐书》：“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货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
围棋免官
宋颜延之，初仕晋，为镇东司马，坐围棋免官。
禁中表为婚
西魏文帝大统九年正月，禁中表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
污辱宗女
《旧唐书》：吴取，通玄宗室女，为外妇，贬泉州司马。德宗召见临问，责以污辱近属。行至华州长城驿，赐死。
母丧宴饮
《旧唐书》：宪宗元和十二年，驸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欢宴夜饮。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师服笞四十，配流连州。于頔不能训子，削阶。
母丧薄游
《旧唐书皇甫镈传》：授监察史·丁母忧，免官。坐居丧时薄游，除詹事府司直。
妇丧宴饮
晋庐江太守周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长史周顗等同会。刘隗奏龛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难逭，请免龛官。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各夺俸一月。
期功丧不预朝贺
《旧唐书王方庆传》：奏言：“令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王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
山陵未成宴饮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成都侯王况，绥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魏书甄楷传》：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
国丧未期宴乐
晋成帝初，钟雅为御史中丞。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宗明皇帝背弃万国，尚未期月。圣主缟素位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斥，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穆後临朝，特原不间。雅直言绳违，百僚惮之。
国忌禁宴饮
《旧唐书》：德宗贞元十二年、驸马郭暧，王士平，暧弟照、暄，坐代宗忌辰宴饮，贬官归第。
忌日行香
《旧唐书崔蠡传》：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诏曰：“朕以郊庙之礼，严奉祖宗，备物尽诚，庶几昭恪。恭唯忌日之感，所谓终身之忧，而近代以来，皈依释、老，微二教以设食，会百辟以行香，将以有助圣灵，冥资福祚，有异皇王之术，颇乖教义之宗。昨得崔蠡奏论，遂谴讨寻本末，礼文令式曾不该明，习俗因循雅当整革。其两京、天下州府，以国忌日于寺观设斋焚香，自今以往，并宜停罢。”
匿忌日
《旧唐书》：祝钦明历刑部、礼部二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匿忌日，为御史中丞萧至忠所劾，贬授申州刺史·
子卯
《玉藻》：“子卯，稷食菜羹，”
後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诏曰：“道德交丧，礼义嗣兴。褒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为政。是以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乂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苌弘表昆吾之稔，屠蒯（一作“杜蒉”）有扬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礼茫然已坠于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後昆，殷鉴斯在。”
子孙伐墓柏贬官
《唐书，韦述传》：为吏部尚书，以子孙伐墓柏，坐不能禁，贬绛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北史，李愕传》：“‘愕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乃上书曰：‘臣闻追远慎终，人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如闻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引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位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亲老兄弟，及其亡没，遂同行路，朝闻其死，夕窥其妾，方便求聘，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朋友之义。”上览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始于此也。
寒食禁火
《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魏武帝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今则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魏书》：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馀禁断。
《晋书载记》：“石勒时，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钜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以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洞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搜驳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若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冱寒之所，多在山川之侧，气泄为雹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井州复寒食如初。”
唐李涪《刊误》曰：“《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汉以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遂。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旧。今人待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又《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徵，俗传禁火之因，皆以介推为据，是不知古，以钻燧证之。”
《困学纪闻》：“《司爟》郑司农引《鄹子》与《论语》马融引《周书月令》同。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後汉礼仪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
《升庵集》：《容斋随笔》谓：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观《十六国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许禁火，後有冰雹之异。徐光曰：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书定议以闻，韦謏曰：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令并州复寒食如初。容斋亦未之考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复禁改火，观隋李崇嗣‘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之句，及元缜《连昌宫词》自注：‘唐时京城寒食火禁，以鸡羽人灰，有禁者罪之。’亦极严矣。火禁迨今则绝不知，而四时亦不改火。自胡元人中国，卤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复，改火乃先圣节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废之呼？”
禁刻书
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申饬书坊擅刻书籍之禁。
禁馈送
宋光宗绍熙二年三月丙辰，诏监司郡守，互送以赃论。
慈幼局
《宋史理宗纪》：淳叹拍暾月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
吏部令史
《魏书》：孝静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润等伪假入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
《旧唐书杨虞卿传》：“改吏部员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賓等六人，伪出告身签符，卖凿空伪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钱者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虞卿按得伪状，捕賓等，移御史台鞫劾。賓称六人，共率钱二千贯，与虞卿厅典温亮，求不发举伪滥事迹。乃诏给事中严休复、中书舍人高铖、左丞李景休充三司推按，而温亮逃窜。賓等既伏诛，虞卿以检下无术，停见任。”
江南典选
《旧唐书刘滋传》：“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淇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後，天下蝗旱，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使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时称举职。”
两都试举人
《旧唐书贾至传》：“广德二年，转礼部侍郎。以时艰岁歉，请举人赴省者两都就试。两都试举人自此始也。”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旧唐书》：“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得令中选。’诏令翰林中书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复，敕曰：‘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後但可依常例放榜，不得别有奏闻。’”
食禄子弟复试
唐宣宗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云云，侍郎韦琼考复，敕放及第。
宋太祖开宝元年三月癸巳，（全宋文作乾德六年三月十日。）权知贡举王佑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子邴名在第二，翌日，谷入谢，上谓左右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书复试，而哪复登第。因下诏曰：“造士之选，非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欺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复试。”（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校勘。《宋会要辑稿选操三》文字略有差异。）
幸执子弟不预科名
《旧唐书》：“王尧苦学，善属文。以季父锋作相，避嫌不就科试。”
《旧唐书杨严传》：“会昌四年，仆射王起典贡部，选士三十人，严与杨知至、窦缄、源重、郑朴五人，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起复奏，武宗敕曰：‘杨严一人可及第，馀四人落下。’”
《大唐新语》：“大中末，令狐绚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史解及第，谏议大夫崔宣上疏，论滈‘弄父权势，以举人文卷须十日前送纳，岂可父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请下御史台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锷、参政吕蒙正之子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间，举进士试，皆人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并进，但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皆罢之。
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缙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退守道者硅擢，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公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召试举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
幸第并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枢密直学士刘师道，责授忠武行军司马；知制浩陈尧咨，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先是，师道弟几道举进士，礼部奏名，将廷试。近制，悉糊名校等。尧咨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别，几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诏落籍，永不预举。
《宋史赵肌传》：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途，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与寒士争进。自王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雱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资望浅者，或居事权繁重之地；无出身者，或预文字清切之职。今宜杜绝其源。”
《韩维传》：以进士奏名礼部，以父亿辅政，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
《唐义问传：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罢之。
优给大臣子孙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义烈之风，史册收载。如闻身没之後，家无余财，追怀旧勋，特越常典。宜岁赐绢二千匹，春秋二时支给。’”
禁保留官长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甲午，敕诸州县吏民、缁黄继来诣阙，留举刺史、县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轻，系烝庶之惨舒，布朝廷之条法。若廉勤奉职，抚字及民，自有政声达于朝听，何劳民庶远致举留，既妨农作之时，又耗路途之费。所宜厘革，免致劳烦。今後刺史、县令显有政能，观察使审解事状，朝廷当议奖升，百姓僧道更不举请，一切止绝。”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仍设脱脱朱孙于黄河、江淮诸津渡，凡汉民非赍公文适南者止之，为商者听之。”
生员招傜僮
《实录》：正统十年五月乙未，广东高安县学生伍章等六人，偕所傜僮，首贡香烛至京。上谕礼部臣曰：“生员当居学肄业，顾舍所学而超干办，其志陋矣。”礼部因请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谕遣之。”而禁约诸傜僮獠州县，毋得令生员招抚。
卷三 废释道二教
《晋书佛图澄传》：“澄为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国之神，非诸华所应词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逮众隶例皆禁之，其犯者与**祠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土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添居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知咸闻。’”
七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佛像。
《高宗纪》：“兴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复佛法。”
《宋书蛮夷传》：“太祖元嘉中，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阁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速薮。加好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违禁，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禁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後，此制竟不能行。
《释老志》：“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辨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人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象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後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邱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育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好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破击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高宗践极，下诏诸州县，各听建佛图一区。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寺图仍还修矣。”
南齐武帝，诏公私不得出家为道，及起塔寺，以宅为精舍，并厌断之。
齐显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周书》：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复佛象及天尊象。
二年五月己酉，帝崩。庚申，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诚积自守者，简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
《旧唐书》：“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静，诏曰：‘释迦阐教，清静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宏宣胜业，修植善根，开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仟身心，舍诸染著，衣服饮食，咸资四辈。自觉王迁谢，象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谣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义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秀，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静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惟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戎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粹。听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声，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徐天下诸州各留一所，馀悉罢之。’事竟不行。（按《旧史》之文不过如此，其下即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齐王同谋害己、率兵诛之云云。《新史》乃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复浮屠老子法。何其谬欤！）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门、道士亏违教法，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选青年高行实之，徐皆罢废。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还依旧。
《旧唐书彭偃传》：“大历末，为都官员外郎。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忱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德宗曰：‘叔明此奏，可为天下通制，不惟剑南一道。’下尚书集议，僵献议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下因，循常守固者为下，故非有独见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惟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後汉至于陈、隋，僧之废灭，其亦数乎？或至坑杀殆无遗馀。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静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开示悟人，惟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日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无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低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无益于国，不能息好。既不变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难致远耳。臣闻天生烝人，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人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欲嗜已衰，纵不出家，心己近道，况戒律检其性情哉。臣以为此令既行，僧道规避，还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则道、释二教益重明矣。’议者是之，上颇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
《新唐书李叔明传》：“叔明素恶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桑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兵储为斁耗。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上观道十四名，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德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为下。今道士有名无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僧尼帑秽，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乱人甚。今叔明之请虽善，然未能变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杰民，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故贤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税，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道士年未满五十者，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冠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检其情性哉。刑部员外郎裴泊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馀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
《旧唐书李德裕传》：“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悬旁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馀人，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馀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无别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
《武宗纪》：“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磐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输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制：“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後，象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人意而众益迷。洎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工，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甲，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耕而食，待织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调擦，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是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划除不尽，流衍转资。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妖二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浮游不业之徒己逾十万，废丹臒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
《通鉴武宗会昌五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王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几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妖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上表称贺，寻又诏东都只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
《旧唐书》：“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字。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宏，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县，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仕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通鉴》：“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五年夏六月，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撰，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髪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刀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速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耶？所役之工，岂值东门之劳耶？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乐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搏节，所度僧亦为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市已息，而州县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叔伯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诏沸寺己废于显德中，不得复兴。开宝中，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天子惊骇，遂下诏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情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天禧二年三月，诏不许创修寺观院宫，州县常行觉察，如造一间以上，许人陈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县不切觉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节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请创造寺观，开置戒坛。如违，御史弹奏。”是岁，又诏诸处，不系名额寺院，多聚奸盗，骚扰村乡，况有条贯，不许存留，并令毁拆其舍宇，三十间以上并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诏谕真人折志诚等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
十月己酉，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棕皆後人伪撰，宜悉毁。”从之。
三十年四月，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
成宗元贞元年正月，诏道家复行《金箓》，《科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