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该主题思考的背景，陶可能阅读了前发起人蒋梦麟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北京一家主要报纸的版面上，蒋提出了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感受到的问题：知识阶级只是一种形式，在新生共和国中没有资产也没有力量，他们的改革思想没有效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没有影响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引起了连续不断的与尖锐的辩论。[86]章士钊1927年早期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反对把知识分子界定为阶级的批评。他指出，俄国苏维埃和英国工党都认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知识阶级具有关注与联系工人阶级的不同寻常的传统，因而为了利用他们，不需要以不现实的态度攻击知识分子。[87]陶似乎也参加了辩论。他的文章这样开头：“近来的方向又转过来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呼声一变而为拥护知识阶级的呼声。我们又不得不问一问：什么是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怎样造成的？”[88]他的分析是对新旧知识阶级的批评，这种分析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陶清晰地区分了社会阶层身份和后天能力。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禀赋水平是变化的，如同人类的身高一样高矮不同，并不是所有人之间都存在差异，也当然不是一种“阶级特征”。知识也从来不应是造成阶级属性的东西，而且知识也是变化的。接着，陶把真知识定义为建在经验之上的东西。标准哲学的知识观与真理观的实际含义是一样的。陶以相似的隐喻阐释了与儒家“大学”同样的主题。文中写道：
知识比如接树，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另一种树枝上去使它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之花，结更好吃之果。如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知识之上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89]
依据陶的观点，当知识以某种方式与经验之上的自然生长过程相分离时，问题就产生了。
对陶来说，伪知识就像纸币一样，是不能提供现金的经验之金库。[90]为了继续传递这种知识并使之具有价值，需要外部一些特殊力量。以前，这曾是皇帝的工作。陶认为，皇帝设置了基于死知识之上的地位等级制，剥夺人民之中最有能力的应考者向权利结构挑战的地位。这种灵巧的手法束缚了中国最杰出和最具创造力的头脑，让这些头脑练习格式化的“八股文”，并让知识分子成为不切实际的跛行人。[91]“教用脑的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92]
19世纪与西方的接触暴露了八股文的虚假。它就像“鸡蛋碰石头”，陶认为，当固执己见之人仍紧紧抓住其虚伪身份不放时，悲剧仍在上演。[93]陶同样对虚假的“洋八股”的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该心理因素是许多出国之人妄自尊大带回国的。要是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知识只来自记忆，并没有经过检验的话。他们一样是错误的。[94]
1927年，陶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仍然依据实用主义试验性知识的观念。正如杜威所言，经验是全部知识的来源，并在环境之中通过检验而学习。依此，陶批驳了伪知识阶级。确实具有经验性知识的另一社会阶级——农民常常成了陶工作的中心。接着，在有关1927年国民党清洗马克思主义同盟的辩论中，群众被有意忽视掉了。陶认为，在解释社会变迁时，群众将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南京。反对可憎的军阀与具有特权外国人的革命热情涌入了教育界。陶对国民党的胜利和不久有组织地清洗左派的反应，文字没有记载。然而到1929年止，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件推动陶的思想达到顶峰，也许最好应包括他对上述两事件的反应。
1927—1929年，陶厉行于新教育试验，而没有参加国民革命军。但他在革命之际热情阅读了三民主义，并把它作为指定读本推荐给朋友们。1927年后，陶在文章中更明确地批评了杜威。1929年，他抨击了杜威“学校社会化”的观念。[95]在小范围内，杜威思想告诉学生社会确实是那样一种感觉。陶指出：
譬如现在说某人革命化，就是某人不革命，假使某人本来是革命的，还要他“化”什么呢？讲“学校社会化”，也是犯同样的毛病。[96]
对陶来说，校园之中的社会微型景观就像笼中养鸟一样，然后添加几根干枯的小树枝人造自然的世界。社会本身必须为学习提供活课程。假如这是切合实际的话，杜威的“社会化”观念就成了同语反复，因为“社会即学校”。[97]
陶与杜威1920年演讲的分道扬镳正是于1929年得到了杜威本人惊人的认同。1929年，杜威出版了他的《苏俄及其革命世界印象》一书，该书报道了他在苏联的近期旅行。[98]陶满怀兴趣地阅读了杜威的访问报道，并从其老师不断严格修正中得到了明确的认识。杜威高兴地发现苏联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如此合二为一，而且他在美国的改革尝试反映出对此的模仿。美国的个人竞争和私欲应使之成为必需，即“在重要方面应该保护学校同社会产生接触与联系，而不是组织起来创造这些接触和联系。”[99]杜威以及像陶一样的追随者认为，具有教育改革的前提应该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的意愿。与生活在美国的杜威相比，陶更是工作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而在杜威明白这个问题之前，陶被迫寻求具有教育效率的变通办法。1929年，当陶阅读杜威的书时，他立刻摘出有关杜威通过“社会缩图”变革教育的暧昧语。他告诉晓庄社区成员杜威正在改变的观点。[100]
实际上，杜威在书中已有了接近了陶“生活即教育”的表述。苏联教育已引导他“追求必需的、有生气的头脑与思维”。[101]因为在教室里，全国已意识到“社会生活已处于经济和工业阶段”，必须与日常生活保持一致的原则，所以苏联似乎一夜之间达到了对杜威来说美国改革家未完成的目标。杜威写道：“只有在基于合作原则的社会里，教育改革者的理想才能充分得到实现。就这种思想而言，俄国教育形势足以改变一个人。”[102]且杜威找到了与其心心相印的活动性原则。正是杜威所认为的教育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具有弹性和需要进行试验，如此，才能激发教育工作者的创造性。[103]杜威列举了一些对陶来说特别有趣的具体事例。
杜威讲述了他同一位苏联教育家谈话的经过。这位教育家深受美国进步教育的影响，在1917年（10月）革命前后，用新教育方法试验了好几年。他就是S.T.夏弗斯基（Stanislav Teofilovich Satskii）。20世纪初他在莫斯科开始了都市社会工作的生涯。[104]
到1911年，他拥有一所模范试验学校，夏季，一些慈善的自由主义者赞助了该校。杜威评论说：
同我讲话的教育家起初是一名非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他工作在信仰与希冀之中，这种信仰与希冀就是：在其他的制度里，通过一种新型的教育，学校会逐渐平稳地产生必然的变化。这位先驱对令人信服的共产主义教育学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种全苏教育运动中社会发展阶段的象征。
该文献引起了陶的注意，陶准确地把夏弗斯基的工作同他在晓庄尽力完成的目标联结起来。[105]
夏弗斯基的教育工程远离莫斯科几百公里。它包括14所学校。这些学校“星散于一连串的村子里……以我所见所闻，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比”，杜威说。[106]显然，在杜威著此文之前，它和陶进行了一年多的试验一样具有相同的乡村更新之目标。可是，也许最有趣味的是比较夏弗斯基的奋斗历程。杜威访问后描述道：
在推进共产主义教育学的奋斗历程中，与政治和政府的明确反对相比，经济条件对教育目标的破坏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实际上，上文所述的前者不可避免地只是后者的副产品。正如他所说的，有两种教育，大的和小的。学校给予的愈少，实际生活环境便给予愈多，最终，特别最具影响力的是家庭与邻里之间的环境。而且，依据他自身经验，这位教育家认为在学校甚至在其试验学校的相对有利的环境之中所正在努力做的工作，已被环境之中产生的倾向与心理习惯的教育或非教育的形式所毁灭。因此，即使进步学校的目标常常稳定而专一，他也相信社会媒介和进步学校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相互援手和谐运作：随着信仰的加深，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坚信，毁灭借助于学校达到的社会改革前途的中心力量，确切地说，是私有财产，利润以及占有物制度所教唆的利己主义的理想和方法。[107]
约翰·杜威从没访问过晓庄。但陶在哥伦比亚的良师之一，威廉·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的确于1929年10月访问过晓庄。当时克伯屈刚从苏联旅行归来。在苏联他也参观了夏弗斯基的学校。他亲自对陶说，两所试验性的机构在许多方面相似。尽管陶阅读了杜威的书，并同克伯屈交谈后才了解到夏氏的工作，但当他听到夏弗斯基正在尝试“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时，陶非常激动。[108]陶问夏弗斯基是不是共产党员，克伯屈指出不是——这里显然是指夏弗斯基1926年前作为一名自由主义改革家从事新教育的十年。[109]这更加引起了陶的兴趣：“我又问他，他不是共产党员，又怎么能在共产政府之下办教育呢？”克伯屈回答说，因为他是要实现一种教育理想，俄国政府许可他试验。“这一点倒又和我相合”，陶说，“我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办教育，而我也不是一个国民党员。”[110]这种相似性的确很准确，但陶认识到，这种脆弱状况的试验性教育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不久将难以保持下去的。
杜威对苏联教育体制所做的肯定性评价不是没有限定范围的。尽管他没有找到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的足够威胁以阻止官方承认苏联，但他不能接受苏维埃强调“通过暴力进行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必然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111]他承认在苏联模式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之中，自由教育家的目标的确能够实现。然而，他对苏维埃教育体制的赞扬——“在那里我们公开承认的民主进步思想最完全地得到了体现”——给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2]在陶对其问题的分析之中，资本主义教育改革的效果很快变得一目了然。“为什么杜威教授在美国倡导教育即生活呢？”陶反诘其学校成员。他回答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一点一滴地进行试验，有许多目标教育工作者没有达到，也不能付诸实践，而在俄国，这些目标已经实现，而且付诸了实践。”1929年，他总结道，假使杜威先生是在晓庄，我想他也必主张“生活即教育”的。[113]在陶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里，在其对各式各样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抨击中，他开始坚定运用辩证逻辑来描述社会改革。
冒着班门弄斧的嫌疑，20世纪20年代的环境需要陶对杜威的思想进行修正。陶于20世纪20年代在对学校师生的演讲中，对“生活教育”的前景充满希望。“教学做合一”被设计成学校生长的统一体，而每一个农民为了乡村更新将贡献出所获得的知识。[114]
就这种程度而言，陶认为，晓庄试验能变成全中国村庄的标杆，它能在全国传播一种植根于实际生活条件的现实的和实践的教育。[115]
陶的非正式教育试验把教育拉向了制度化权力的边缘之外，因此陶的试验躲过了导致其他文化改革常常面临的两难境地。但是，他的抉择不再是小规模试验工程。为了生存，如同夏弗斯基在苏联一样，他们需要政府的庇护。在陶的后来生活中，他不会看见这种情况了。
（陈新祥 译）
[1] 原载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2] 蒋梦麟作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表被派出国。这两个团体于1921年召开了联席会议。
[3] 保罗·芮恩施：《一名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纽约，1922年版，第377页。
[4] 尽管陶行知得到允许毕业论文完成之后，无须回美参加口试，但他还是选择不去履行全部有关手续。见朱宕潜：《新兴国家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台南，1966年版，第6页，引自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档案馆。
[5]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方与严编），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4页。
[6] 陶行知：《试验主义与教育》，载《新教育》第1卷，1919年；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7页。
[7] 陶行知：《介绍杜威先生的学说》，载《新教育》1卷3号，1919年7月15日，第271-272页；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8年版，第31页。陶行知口译了杜威的演讲。
[8]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3-14页。
[9]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10]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56页。
[11]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56页。
[12] 在1913年的两周旅行中，孟禄已作了非正式的教育问答。见保罗·孟禄：《对江苏教育会的讲演》，1913年12月10日，第126-130页；汪懋祖：《孟禄博士之来华与实际教育调查社之缘起》，载《教育专刊》第2卷第8号，1921年10月，第12页。
[13] 保罗·孟禄：《中国教育报告：为美国教育当局》，第32页。《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上海，1922年版）是由陈宝泉、陶行知和胡适编辑的。
[14] 《中华教育改进社：旨趣、组织与活动》，第10页；威廉·麦柯尔：《中国教育的科学测量及其相关研究》，载《中国教育公报》，1923年版，第19页。麦柯尔的How to Experiment in Education（纽约，1923年版）被翻译成中文：《教育试验法》（上海，1925年版）。麦柯尔的另一卷How to Measure in Education也被翻译成中文，但是翻译的日期不甚清楚。
[15] G.R.推士：《科学与教育在中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2页。
[16] G.R.推士：《科学与教育在中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4-5页。
[17] G.R.推士：《科学与教育在中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8页。
[18] 克伯屈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著名教授，他教过陶行知。他的设计教学法就是学生个别或分组做作业或计划，收集、整合数据，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独自完成作业或计划的教学方法。道尔顿制于1920年被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采用。该制围绕作业组织学校的课程。在提供给每学科的教材和活页指导的帮助下，学生独自完成每月的作业或“工作”。工作安排上的小组合作与个别计划受到鼓励。
[19] 陶行知：《对于参与国际教育运动的意见》，载《新教育》第1卷第3号，1930年3月，第522页。
[20]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21页。
[21] 约翰·杜威：《中国学校的需要》，载《教育评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编）；保罗·孟禄在对C．K．爱德蒙（Charles K．Edmunds）的答谢宴会上所作“讲话”的记录，纽约，1922年版，第8页。
[22]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4页。
[23]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4页。
[24]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5页。
[25]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4页。
[26] 费德瑞克（Fredcrick）：《民主中国的教育》，1946年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博士论文，第300页，引自陶行知给援华会的信。
[27] 蔡元培和梁启超的演讲确定了1922年夏中华教育改进社首届年会的宗旨。参加该会的有300多名教育人士，并且出版了400页记录。见《新教育》第3卷，1922年10月。
[28] 道格拉斯·斯皮尔曼（Douglas Spelman）：《蔡元培（1868—1923）》，哈佛大学未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190页。
[29]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21页。
[30]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50-51页。
[31] 匹克：《民族主义与教育》附录1，第159页。
[32]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105页。
[33]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55页。晏阳初（1893—1990），出生于四川，他是一名基督教徒，曾在香港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之下，在法国做社会工作。当他为英国从山东省招募的一营中国劳工书写家信时，他对识字教育的承诺开始了。1922年2月，晏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出版社出版了《千字文》识字课本。见匹克：《民族主义与教育》，第160页。
[34]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142页；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19-20页。为了了解大众教育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见查尔斯·黑佛德（Charles Hay ford）：《中国乡村重建：晏阳初和大众教育运动》，哈佛大学未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1973年。
[35] 朱其慧是1913—1914年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和朱经农的姑妈。朱经农是一位杜威主义者，他在北京大学教书。
[36]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83页。
[37] 匹克：《民族主义与教育》附录1，第159页。
[38]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142页。
[39]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32页，第63页。
[40]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103页。
[41]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4页。
[42]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8页；《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54-156页。
[43]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63页。
[44] 程其保：《六十年教育生涯》，1973年8月1日，第9页。
[45] 程其保：《六十年教育生涯》，1973年8月1日，第64页。
[46]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103页。
[47] 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80-83页。
[48]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94页；詹姆斯·谢瑞顿（James Sheridan）：《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涯》，纽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30-133页。
[49] 程其保：《六十年教育生涯》，1973年8月1日，第9页。
[50] 匹克：《民主中国的教育》，第125-130页。
[51] 匹克：《民族主义与教育》，第96页。
[52] 章士钊是位宪政主义者，他于1917年回国后创建了《甲寅》杂志。1925年，他在段祺瑞内阁中接受了一个职位，以期通过权力达到其目的。
[53] 上海的游行示威在于同情罢工以改善日本纱厂的工作条件。广东的游行示威是对上海“顾正红惨案”的反应。
[54] 这三所大学为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
[55]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感言》，1925年9月，第147页。
[56] 调查从1922年5月进行到1923年4月。见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中国教育公报（1923）》的最后一部分。
[57]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感言》，1925年9月，第148页。
[58] 陶行知：《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载《新教育》，1925年9月。
[59] 陶行知：《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载《新教育》，1925年9月。外国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施加压力是屡见不鲜的。1923年由于惧怕外国干涉，军阀甚至削减了军费。见谢瑞顿：《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涯》，第130-131页。
[60]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94页。
[61] 《教育大辞书》，第403-404页。
[62]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95页。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63]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96页；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首届报告，第1页，北京，1926年版。通过该事件美国享有了一个好名声。美国单独于1908年免除了部分赔款，以此建立了清华大学。新董事会为1926—1927年的财政年提供了850000美元支持中国的大学和学术组织，为此极大地促进了孟禄与推士所倡导的科学教育。
[64]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96页。爱伦·怀亭（Allen Whiting）：《中国的苏维埃政策（1917—1924）》，纽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15页。
[65] 爱伦·怀亭（Allen Whiting）：《中国的苏维埃政策（1917—1924）》，纽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28-231页。
[66] 爱伦·怀亭（Allen Whiting）：《中国的苏维埃政策（1917—1924）》，纽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69-275页。
[67]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95页。
[68] 蒋梦麟：《社会运动与教育》，第91页。
[69]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99页。又见陶行知：《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第204页。
[70] 陶行知：《中国》，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年鉴》，纽约，1925年版，第143页。
[71]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载《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29-130页。
[72]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载《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31页。
[73] 孔斐力：《陶行知（1891—1946）：教育改革家》，载《中国论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9年版，第182页。
[74] 原名“小庄”，陶将之改名为谐音的“晓”，于是此村名被改为“晓庄”。
[75] 孔斐力：《陶行知（1891—1946）：教育改革家》，第176页，转引自《中国经济之农村运动》，南京，1935年版，第281页。
[76] 陶行知：《我们的信条》，载《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13-114页。该信条为长江三角洲几所小学的管理人员召开的联合会所写并得到一致赞同。它于1926年12月21日通过。又见胡昌度：《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教育》，纽约，1962年版。
[77] 陶行知：《我们的信条》，载《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14页。
[78]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7年4月。
[79]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27页。这是1929年冬对晓庄学生的讲演。
[80]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4-25页。
[81] 朱宕潜：《新兴国家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第117页。
[82] 章士钊：《中国经济之所谓知识阶级》，载《现代评论》第2周年刊，1927年1月，第88-92页。
[83]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8年，第41-48页。
[84] 北伐与随后的国民党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清洗是引起中国社会史大辩论的一种强大推动力。这种辩论与其说存在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如说基于位居社会力量之下角色的历史感。见阿瑞夫·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镜观：中国历史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1974年2月，第219-221页。又见劳伦斯·西雷得（Laurence 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的崭新历史》，第85-121页。
[85]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89-209页。
[86] 劳伦斯·西雷得：《顾颉刚与中国的崭新历史》，第108-115页。
[87] 章士钊：《中国经济之所谓知识阶级》，载《现代评论》第2周年刊，1927年1月，第88-92页。
[88]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伪知识阶级》，第1页。
[89]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伪知识阶级》，第1页；威廉姆·詹姆斯：《实用主义真理观》，纽约，1957年版，第159-176页。
[90]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伪知识阶级》，第4-5页。金钱价值是詹姆斯使用的另一观念。
[91]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载《伪知识阶级》，第5-9页。
[92]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载《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31年版，第37页。
[93]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载《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31年版，第7页。
[94]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载《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31年版，第8页。
[95] 约翰·杜威：《现代教育的组织》，载《新教育》，1919年版，第426-429页。
[96]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1页。
[97]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1页。
[98]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墨西哥—中国—土耳其（1929年）》，纽约，1964年版。访问苏维埃的文章于1928年开始一系列地刊登在《新共和国》上，并于1929年与《新共和国》上的其他文章一起成书出版。
[99]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墨西哥—中国—土耳其（1929年）》，纽约，1964年版，第88页。
[100]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页。
[101]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99-100页。
[102]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89页。
[103]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108页。
[104]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75-77页。
[105]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页。1917年以后的20年中，夏弗斯基一直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作为一名自由改革者有自由从事试验，这给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06]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107页。
[107]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80页。
[108]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页。关于克伯屈，见《陶行知纪念集》第653页。又见朱宕潜文，从教育学的角度，朱是晓庄的最佳描述者，并引述克伯屈的私人日记强化晓庄印象。
[109]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页。杜威和克伯屈显然赞同自由主义者应该尽力为教育改革做出贡献，尽管他们在其并不完全支持的政府控制之下。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78页。
[110]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页。
[111]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111页。美国于1933年承认苏联。
[112] 杜威：《苏联及其革命世界印象》，第99-100页。
[113]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页。
[114]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26页。从整个教育来自社会环境的角度，他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描述了“生活即教育”理念的社会进程，这种发展针对社会的最初水准而言达到翻转的地步。他批评杜威的《明日之学校》如同使用“文化”概念一样，是种理念化的东西。
[115]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教学做合一讨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