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梁漱溟离开广州去上海和南京一带游历，访问教育改革者，并为其在广东的乡村改革工作收集意见和网罗人才。[2]他两次访问了位于南京城郊、著名的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陶的学校是唯一得到梁的绝对称赞和认可的乡村改革方案的实施典范。当然，像这样碰巧与梁自己的思想和倾向相一致的方案是少有的。陶行知在许多方面与梁漱溟要求改革民国初年侧重城市的“书本教育”制度的做法有相同之处。作为杜威的信徒，陶行知根据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原则，设计出一套更切实际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他甚至比杜威走得更远，宣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3]
像梁漱溟一样，陶行知也认为，现代中国教育的实质是使知识分子脱离农民，把他们变成了不能胜任任何社会服务工作的寄生虫。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它将使知识分子深入于乡村生活，在那里，通过“边做边学”，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具有农民的技艺和体格、科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趣味以及社会改革者的精神和热情的一代新人。虽然，陶行知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杜威信徒，但同梁漱溟一样，他的哲学根基是系于王阳明的。陶为自己取的名字行知（行动、知识），就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4]
既然“生活就是教育”，因此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没有正规的课程。学生们每天在田野里劳作，尽可能参与全部的乡村生活。通过自己的劳动，他们给自己提供了日常必需品，如种植和准备自己的食物，编织自己的便鞋等。他们的培训仅仅是学习如何灵活地解决乡村生活问题，如何通过自己的示范，把所学知识灌输给农民。由学生建立的地方乡校和其他机构——如公共茶馆——是多功能的政治和教育活动中心，利用公众舆论来反对赌博、缠足和吸毒等乡村生活的恶习。通过学生的示范，农民们边做边学习新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程序，就如他们边做边学新的农业技术一样。在晓庄，“学、教、做”是一个过程。[5]
梁漱溟带着因其所见而高涨起来的热情回到了广州中学：“首先令我注意的，就是它的‘教学做合一’信条。他们相信的教育方法是：‘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在我觉得这是很合于教育道理的。”[6]
梁漱溟发现，晓庄试验的所有方面，都类似于他自己的想法。事实上，陶行知实验的许多内容，都类似于梁自己在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所进行的改革。梁明确赞同晓庄学校由学生自己来管理，就如同他们管理自己的生活一样。教师仅起一个监督者和参谋的作用。学生和教师都一样地过那种农民的艰苦生活，改自己的城市生活方式为乡村生活方式。“他们的用意在使学生能和农人一般吃苦，并且深知农民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平民化，穿短衣服，时常光着脚如同农夫一般。”[7]
由于受陶行知晓庄试验的鼓舞，梁漱溟立即着手改造他自己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尽可能接近晓庄学校的形象。他首先向全体教师和工役人员宣布他的决心。
我们可断定这样的学校，一定会有结果的。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有两种好处：
一是有能力。分别言之，有三种能力：①劳作的能力。——我们却没有劳作，不能劳作。②智慧方面的能力。他们所学的都是真学问；自己学，自己做，而得的真学问。——我们注入的教授得到的学问，怕不是真学问；已有的智慧，也是假智慧。③作团体社会生活的能力。这就是指他们的自治与学生分任校务。——我们呢，师生分作两级，治者与被治者，这是不能发展作社会生活的能力的。
二是有合理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平民化，这都是他们不同于我们的地方。我们啊！无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贵族生活。——社会的病痛，是学校制度给与社会的病痛！
我参观了晓庄学校，引起很多兴趣；不知我们同事同学有没有高兴和心愿来改造我们的学校？[8]
省立一中的全体师生员工很可能没有准备“愉快而自愿”地追随梁的改革计划，但他已经任命了许多来自北方的朋友和学生担当重要职务。例如，卫西琴被任命为附属师范学校的校长，黄节为教务长。他的弟子徐名鸿、黄艮庸、张俶知等都是教员，并被授予改革的全权。[9]
梁漱溟公布了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它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拿出他们的心事、耳、目、手、足的力量，来实做他们自己的生活，建立他们自己的团体生活，以便以后一旦遇到问题，不致茫然，总能够寻出一个应付的法子……现在的制度却使学生成为不能做事的废物”。[10]所有的学生服务设施，如学校维修部、洗衣部、小卖部和餐厅，都被取消或减少，学生和老师自己接管他们。他们自己做饭、洗衣、修理，组织合作商店和班级厨房。学生将接管学校的校务，执行他们自己的规章制度，并与老师一起制订一个公约。讲授课本的教育方式将限制在最小程度。梁漱溟指示要用“积极的学习”来代替“被动的坐着听讲”。
对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试图逐步给学生灌输团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习惯。在教师的指导下，每一个班级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所有规章制度、班级厨房和学术工作等事情，均由班级自己管理。梁的这种为彼此知识和道德的改进而组成的旧式小团体讲学形式，依赖于班主任的指导。学生们每天都要写有关情感、道德和学习问题的日记，并呈交班主任。通过这种方式，班主任了解学生的内心生活，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
梁漱溟有一个构想。所有有能力而又贫寒的学生，甚至地位低下但“诚心诚意”的穷学生，都将免交学杂费，他们的同学和老师将一同来为其提供生活费用。[11]
总的看来，广东省第一中学的这些改革措施，并不完全得之于梁漱溟对晓庄学校的访问，也不完全由它所引起。这些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梁在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的改革实施是一致的。
……
1930年，蒋介石亲自到晓庄参观了陶行知的工作。1931年3月，他和蒋夫人会晤晏阳初，讨论定县的改革方案，并计划在浙江溪口实施改革，他们甚至安排一批中央军事学校的学员去定县接受培训。[12]第二年，蒋介石邀请梁漱溟南下商讨他的乡村政权改革方案，“以备湘鄂赣各省之采用施行”，梁出于对政府尤其是国民党的戒备，谢绝南行。但是梁漱溟和晏阳初方案的动机则是很明显的。例如，蒋要求与梁会晤，就是因为“匪患肃清之区，亟须实行乡治，先生此来，于湘赣各省善后问题，必可有所贡献”……
然而，归根到底，南京政府与乡建最终目的自然冲突，还是超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吸引。当蒋系人物于1930年秋季占领河南后，他们所颁布的第一批法令就有一个是宣布关闭河南村治学院的。尽管蒋介石本人曾在1930年参观过陶行知在晓庄的试验区，但后来也是他亲自下令逮捕陶，取消了晓庄师范学校，并派军队占领了实验地区。然而许多学生拒绝回家，他们留了下来，秘密生活在农民家里。[13]
（郑大华 译）
[1] 原载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2] 在上海梁漱溟拜会了教育专家高践四，还和朱家骅进行了交谈，梁还试图动员当时在上海教书的李朴生去日本学习三年农民经济。
[3]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伪知识阶级》，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版，第1-10页；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物发行处，1935年版，第319-320页。
[4]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载《中华教育界》1927年第16卷第10期；《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82页；麦青：《陶行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7页。
[5]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7-167页，台北重印；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物发行处，1935年版，第181-185页，第321-322页。
[6]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7页，台北重印。
[7]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7页，台北重印。在其他一些方面，晓庄也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并成了他日后乡村建设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学校在致力于传播农业技术的同时，也谋求村民的改进和福利，组织合作社、修路、村庄联合等。晓庄最重要的方面也许是通过“中心”学校和茶馆促进乡村的积极参与。
[8]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7页，台北重印。梁漱溟从来没有真正地承认过陶对他的影响。尽管他对陶的贡献和创见很钦佩和尊敬。这两个人互相认识，但从来没有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
[9]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7页，台北重印。
[10]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7页，台北重印。
[11] 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载《漱溟卅后文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1年版，第157页，台北重印。很明显，这些改革不是在梁漱溟的亲自管理下（他1929年离开广州时，这些改革刚付诸实行），而是在他的弟子们的主持下进行的。学生们也干农活、手工、木工和小五金修理等活儿，这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
[12] 晏阳初：《定县经验》，定县，1931年版，第28-30页。
[13] 蒋介石关闭陶行知的动机很费解，恐怕最重要的因素，是陶与蒋的对手冯玉祥的私人关系。其他一些起作用的因素是该校学生在南京拒绝付电车费，并鼓吹交通工具社会化，还有陶对蒋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