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所有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都有“吴俗尚鬼信巫”；“越人好鬼”，“吾俗尚鬼神，好**祀”等之类的记载，充分表明江南地区民众好鬼尚巫的风尚。乡民一旦遇到疾病或其他灾患，大多会前往庙寺祈求神灵的助佑，或延请巫觋作法驱邪，往往糜费甚巨。比如嘉道时期，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士雄曾指出：

吴俗好鬼，自吾乡以及嘉、湖、苏、松、常、镇等处，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后医……蔓延不已，习俗相沿。[38]

尽管这些活动每每被众多的方志修纂者目为“一愚至此”，并且也屡屡遭官府的禁止，但却总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愚昧概括了之，它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必然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将在后文再予详细讨论。这里我想指出，虽然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着利益驱动、丰富生活等方面的因素，但至少信仰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1] 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该书所谓的长江三角洲与本书所谓的江南相较，多南通、少宁镇，大致相当。

[2] 参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357～358页。

[3] 参见李伯重的一系列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农民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4（1）；《“桑争稻田”和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5（1）；《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2）；《明清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中国农史》，1986（2）；《“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可能正是因此，黄宗智提出了著名的“过密化”理论（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北京，中华书局，1992），不过，根据李伯重的研究，从宋元至明清，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参见《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载《中国农史》，1998（3）。就此的评论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8～24页。

[4]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5] 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从“夫妇并耕”到“男耕女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6] 杨引传：《野烟录》，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78页。

[7] 这一部分参考了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第20～21页中的部分论述，谨此说明。

[8]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8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9] 周作人：《乌篷船》，见《周作人散文》，第1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

[10] 笔者出生于江南山区小县昌化，之后有较长时间寓居苏州。家乡随处可见的由青石砌成、年代久远却非常精致石拱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记忆中，差不多今人走行的道路上，都有这类桥梁，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大多仍在发挥作用。到了苏州，遍布城乡的各种明清时代留下的桥梁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宝带桥、越城桥、吴门桥、行春桥、枫桥等，不仅沟通了道路，而且成了一道道人文景观。

[11] 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41～149页所列“明清两代市镇统计表”汇总。

[12]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2）。

[13] 参见赵冈：《明清市镇发展综论》，载《汉学研究》（台北），第7卷，第2期，1989，转引自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14] 参见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15] 参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332～333页；陈学文：《明清杭嘉湖市镇史研究》，3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16]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见江苏省小城镇课题编写组：《小城镇 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1集，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17] 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376～377页，1999-06。

[18] 参见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333～33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马学强：《论人口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载《史林》，1995（1）。

[19] 参见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5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20] 参见郭棻：《学源堂文集》，卷1，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以下简称《四库存目集部》），第221册，23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21] 参见冯尔康：《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见《清人社会生活漫步》，194～205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22] 参见潘遵祁：《劝输助赈公启》，见《西圃文集》，卷1，32a页，光绪八年刊本；潘曾沂：《小浮山人年谱》，“道光十一年”、“道光二十八年”，吴门汤晋苑局刊本。

[23] 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1页。

[2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

[25] 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页。

[26]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2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7] 参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

[28] 参见［美］何炳棣：《1368—1963中国人口研究》，210～2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李伯重在《“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一文中已征引过该段文字，不过，不知何故，注文中的页码误标为194页。

[29] 具体论述参见余新忠：《消闲与御灾——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两个侧面》，见《文史论丛二集》，507～517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30]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35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31] 关于明清慈善事业发展状况，可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J.F.Handlin Smith：“Benevolent Societies：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2（1987），pp.309～337。

[32] 参见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39～41页。

[33] 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99～111页；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129～188页。

[34] 光绪《嘉兴县志》，卷16《风俗》，2a页。

[35] 民国《德清新志》，卷2《风俗》，138页。

[36] 赵鸿猷：《重修圣庙碑记》，见民国《昌化县志》，卷16《艺文》，1200页。

[37]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22，140，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转引自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54页。

[38] 王士雄：《归砚录》，卷2，14b～15a页，见《潜斋医学丛书》，集古阁石印本，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