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以1978年为界，大致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是所谓反帝反封建“一条红线”，包括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在内的“八大事件”以及“三次革命**”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争论的焦点，也多集中在所谓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发展脉络等等重大的理论性问题上。后期，上述的这些话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于有学者感叹：辛亥革命史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已是门可罗雀，多成了节日学术，除了逢五逢十的纪念性会议外，平时学者沟通都难。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政治史与理论问题的兴趣减弱，一些学者的研究题目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小。文化史、社会史的兴起，虽然展拓了近代史研究新的领域，但这种趋向却似乎变得更加明显。

前后期反差是如此之鲜明，以至于人们对近代史研究现状产生忧虑，以为不尽如人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随着2008年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中译本出版，“碎片化”一词也开始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流行，人们进而将此种忧虑上升为当下的近代史研究是否也存在多斯所说的“碎片化”的担心，是不难理解的。

当下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它。我以为，这里所谓的“碎片化”与多斯所说的“碎片化”，是不同的概念。它是属于在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理由有二：

雷蒙·威廉斯说，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新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环境变迁作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的重新控制的过程。[1]如前所述，多斯是在西方的语境下概括出“碎片化”的概念，他对年鉴学派的抨击，同时也切中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共同时弊，而这正是二战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冲击产生的负面结果。欧战前后，西方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兴起，批判理性主义与“科学万能”论，反映了时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同时也开启了今天后现代主义的先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其积极的影响固不容低估，但其存在走向极端的片面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讳言。这即是说，多斯所以提出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说到底，它既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的总体评估与积极的回应。反观中国，当下表面相类的“碎片化”问题，却不容作等量齐观。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曾说，他对于尼采诸人的反省现代性深表敬意，但因中国现实是科学与物质文明还太过于落后，故作为一种理论指导，这是中国不应当接受的。他注意到了语境的差异与理性选择的重要性。当下的中国固然已是今非昔比，后现代主义的欧风美雨也显然顺势而至；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其百年来努力追求的理性与科学的精神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培育，故后现代主义某些极端片面的思想主张对于国人的影响虽然不能轻忽，却也不应作过高的估计。例如，在这个具有重史传统并以追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最高治史境界的国度，有多少真正的学者能忘情于历史的总体性？在这个曾遭受过百年民族屈辱的国度，有多少人能忘情于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思考，而相信应当颠覆任何“宏大的叙事”，能相信诸如“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等等，都无非是话语建构的故事，而非历史的真实？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当下近代研究中存在的所谓“碎片化”，从整体上说，是不可能与反对、颠覆历史研究总体性的目标相联系的。这也就是说，当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谓“碎片化”，与多斯面对的年鉴学派史学的“碎片化”，不是同一个问题。此其一。

值得注意的是，《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的最后一节是《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其中写道：“当代的史学观点倾向于抹杀历史进程中的加速期，以及制度更迭所造成的转折点和交替时期。因此，沦为僵化结构的历史势必要排除所有被视为重要断裂的现象。”这些历史学家刻意抹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革命的发生。在他们的笔下，“事件变得无足轻重，它不再是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加速器，而仅仅成了一种符号、神话和幻觉”。[2]多斯用了很大的篇幅猛烈抨击以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粗暴否定。在他看来，这正是年鉴学派史学走向“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耐人寻味的是，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规模盛大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却是：应当进一步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老一辈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更进而提出，必须从前后三百年的历史长时段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章先生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与多斯指斥弗朗索瓦·孚雷诸人以长时段为借口，抹杀法国大革命代表历史重要转折的伟大意义，正形成了鲜明对照。近二百篇的会议论文，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与思想、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不少选题也很具体，但彼此内在的联系与综合的指向，即追求总体性的目标——综合把握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依然十分醒目。在历史研究中，选题的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以大可以见大，以小也可以见大。故多斯以是否心存总体性即总体史的目标，这一学术的“终极关怀”为究竟，作为判断历史研究是否“碎片化”的标准，是十分深刻和极为重要的见解。“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说明，绝多数近代史研究者在事实上也始终并未忘情于历史家的学术关怀和陷入多斯所说的“碎片化”误区。此其二。

要言之，从整体看，坚持总体性的当下近代史研究仍属常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尽如人意，不存在消极面。实际上，即便是属于在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碎片化”本身也并非目的。所以，问题更为积极的提法，似乎应当是：何以后期的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事实上，却依然处在“碎片化”的阶段（或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并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结构性突破——铸成综合性的新体？人们对前期积淀下来的近代史学科框架多有批评，但迄今却无以取而代之。这只需看一看此期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近代史教材，其体例框架较前大同小异，便不难理解这一点。至于所谓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更新云云，似乎也与事无补，同样也是反映了这一点。许多论者将导致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碎片化”的原因，归结为诸如学者选题与视野过于狭窄，缺乏理论兴趣，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人才培养上的种种不当，等等。这些自然都有道理，但我以为，不是就个人而是就整体而言，人们似乎还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使然。

平心而论，前期的近代史研究尽管有诸多不足，但它实际已成就为了一座高峰，后人欲行超越，并非易事。梁启超曾将学术思潮的演进，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以为中外古今大致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其见解自有合理性。若将前后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也视为一种学术思潮演进，则其全盛期显然已过，但就新旧思潮更替而言，却不能说业已完成。客观来说，当下仍处于第三与第四期，即蜕分与衰落期之交。依任公说法，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后起者“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方法，应用之别方面”；衰落期：“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豪杰之士”遂起破坏，超迈既有，从而开拓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3]这里所描绘的蜕分期与衰弱期交汇的特征，正不妨看作是新时期以来近代史研究堂抚扩大，成果迭出，却复不免于“碎片化”之讥的一种写照。换句话说，当下近代史研究所以还未能走出“碎片化”阶段，达于新的总体性目标，从而展现全新的时期，端在于任公所谓超迈旧有的“豪杰之士”（堪称划时期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尚未真正出现。

[1]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74页。

[2]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220、221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4），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