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将“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后的历史则定为“中国现代史”；所以，高校历史系多分设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两个教研室，教材自然也是分别编写。近年来，学界已渐趋共识：中国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是中国现代史。与此相应，许多高校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开始合并，一些新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下限也延至了1949年（为便于说明问题，以下仍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举例，简称近代史教材）。

尽管60年来有各种版本的近代史教材面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编的更多，但是，从总体上看，都无非萧规曹随，大的体例没有根本性变化，基本上还是一个模式。早些年，教师讲本课程的绪论，通常都会将近代史教材的体例（也是近代史发展的脉络），作这样提纲挈领的概括：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将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它生动、准确、经典，大有益于学生理解与把握教材；同时，也指明了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基本特点和优点：在鲜明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近代历史发展规律，表彰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正义性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现出了很强的历史逻辑性与说服力。陈垣与陈寅恪两位大师，都曾肯定致用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在抗日战争时期，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着力表彰胡三省“陈古证今”，“未尝忘情政治”；[1]而陈寅恪为陈垣在敌占区北京写就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强调“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2]高度赞扬本书表达了作者崇高的爱国情怀，都反映了这一点。上述近代史教材的体例，发端于延安时期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得到进一步发舒和完善。其时，中国人民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依然严峻，近代史教材适应当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近代史教材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学历史教育，我国几代人的成长都受益于它，厥功至伟。

但是，也无须讳言，现有近代史教材也存在自己的局限：

其一，内容单一、偏枯，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近代中国历史体现了古今中外的冲撞与融合，其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动，跌宕起伏，波诡云谲，是极其丰富、生动和复杂的。现有的教材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线，实际上成了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这本身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毕竟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便显得内容单一、偏枯，也难以引人入胜。虽然近年来新出的一些教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增加一些有关思想文化的章节；但毕竟全书的编写体例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些补偏救弊，无法扭转全局。

其二，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教材建设构成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一大要素，这是因为教材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近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历史系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按专业要求，学生应通过学习这门断代史，能较为全面地理解与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以便为进一步拓展专业必需的更多相关知识，尤其是为将来接受研究生阶段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教材的内容过于单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现有教材主体的所谓“八大事件”，由于起点已高和研究者兴趣的转移，多年来的相关研究，从总体上看，确实十分沉寂，进展甚微。如有的前辈学者说，曾为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现在成了“节日学术”，一般只能在大的纪念会上听到动静，对话都难。这自然不是绝对的，相信将来还会有新的局面出现，但这毕竟是现状。与此相反，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现代化史等等，新的学科领域不断开拓，新思想、新成果层出不穷，已成百花盛开的新局面。然而，受现有传统教材体例的局限，大量新的研究成果难以引入教材。这不利于学生开拓学术视野，不言自明。而面对日新月异的近代史学术研究的全新局面，现有教材之陈旧，也就愈加难以掩饰了。

其三，与社会需要脱节。历史是最为深刻的国情，也是资政育民极为宝贵的国家资源。如前所述，现有近代史教材所以能发挥那么巨大的作用，说到底，是它适应了早期新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相应，国家与社会发展所需提供的历史智慧的支持，显然已不满足于单一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验（这无疑还是重要的），它需要更加丰富和深入的历史知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作为“昨天”而与当今中国息息相通的近代史知识的渴求与日俱增，是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现有近代史教材内容单一，其与社会需要脱节，无疑也大大地制约了史学自身社会功能的更好发挥。

其四，与现有作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课程之一的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多所重复。历史专业课程教材与公共课教材的区别，不应仅仅是内容繁简的差异，而应当体现功能性的不同。但由于二者都只突出反帝反建斗争的主线，所以无论后者如何注意压缩篇幅和重组专题，都难以避免重复之感。事实上，现有的近代史教材体例，对于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课程而言，实较作为历史专业主干骨的课程，更具有合理性。不同课程间教材功能的混淆，是一种资源浪费，也反映了办学思想的欠清晰，是需要学校当局特别引起注意的。

[1] 陈垣：《治术篇第十一》，1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7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