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于19世纪末以来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感悟，其最初见诸杂志者，据笔者所知，当是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是文作于1907年，次年发表在《河南》第7期，署名“迅行”。文章指出：19世纪的欧洲文化，科学发达，物质昌盛，但却失之一偏，独尊科学，崇信“物质万能”，而贬抑了精神与情志。尼采诸人深思遐瞩，首揭其“伪与偏”，预示着20世纪的文化与19世纪之文化异趣，即“非物质”而“重个人”：“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1]鲁迅目光锐利，他显然已相当深刻地体察到了欧洲自19世纪末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不过，是文没有注意到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正风靡欧洲的生命哲学的崛起。同时，由于《河南》是留日学生的刊物，难以进入其时的中国内地，故就传播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而言，此文的实际影响当是十分有限的。
20世纪初，在中国本土最早报导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的刊物，还当属著名的《东方杂志》。该杂志的《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强调说：20年间本杂志于新时代思想的介绍从未落后，“如各派的社会主义，本志在十余年前，即已有系统的译述；柏格森和欧根的哲学，也由本志最先翻译”。[2]此非虚言。早在欧战之前，即1913年，该刊就集中发表了杜亚泉、章锡琛、钱智修诸人著译的多篇文章，向国人颇为具体地初步报道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是年2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首载章锡琛译自日本《万朝报》的文章：《新唯心论》。文章指出：欧洲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潮变动，科学藉煤铁工业而大昌，哲学上唯物论也取唯心论而代之。缘是，“科学的人生观即唯物的人生观”盛行，“一切归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终为物质”。虽科学进步，生产发展，但物欲横流，竞争日烈，信仰尽弃，人生日危。“我欲与过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现实生活，又足以使我绝望”，无怪乎欧洲自杀者日多，且不即于死，也不得不堕落。“呜呼，末世纪之悲惨，固若是哉”！所谓“唯物论”、“唯心论”，实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同时，文章也报道了欧洲生命哲学兴起的消息：“欧坎、俾尔先生，皆创新唯心论”，以与唯物论相颉颃，此乃“新时代之精神也”。是文虽属译作，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不仅提供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指出了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新思潮的代表。这是民初有助于时人了解欧洲反省现代性信息的第一篇公开的文字。其二，本文作者还抨击了日本仿效“欧洲唯物论”所带来的危害，强调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旧时代以迫出新时代”，即“我欲以新唯心论之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新日本”。这对于国人显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7月，本刊第10卷第1号复载有钱智修的《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对柏格森、倭铿的学说作了粗略介绍。同期杜亚泉的长文《精神救国论》（分3期连载），尤其值得重视。这不在于它对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论述更加具体，而在于如其文章题目所示，杜亚泉业已尖锐地直接提出反对“物质救国”论，而主张反省现代性了。他说，“新唯心论者，即唤起吾侪精神之福音也”。“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3]此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都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4]杜亚泉曾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但以此为转折点，却成为了批评西方文化、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了。
欧战前的上述文章，多是转述日本学者的观点，报道内容较为泛泛，若雾里观花；加之大战未起，许多问题还不尖锐，故有关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并未真正引起时人的关注。欧战期间，此类信息有所增加，但因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此种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1916年1月，民质（即章士钊）在《倭铿人生学大意》一文中说：自己十年间先后游英、日，发现两地学人于柏格森、倭铿的学说，皆趋之若鹜，迻译解说，纤悉靡遗。“及返观吾国，黉舍满国，子姓如林，有能知近世哲学为何物者乎？抑且有曾问斯学大师之名如倭铿、柏格森其人者乎？则由前，千无一人，由后百无一人。凡两哲之所著录，迄未见有以国语偶尔达之者焉。士不悦学一至于此，兹良足慨已。”[5]1917年，章士钊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神州学会”作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又感慨万千：“人言中国贫乏，大抵指民穷财尽而言。愚以为中国第一贫乏，莫如智识”。近十多年来，柏格森与倭铿的学说风靡世界，在日本，甚至中学生也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而吾国则顽然无所知。不仅书籍无一本，杂志论文无一篇，即聚会言谈之中，亦绝少听见有人谈及。在上等有知识一部分之中，所谓倭铿，所谓柏格森，其名字曾否吹入耳里，尚为疑问。知识上毫无基础，一至于此！”[6]所言不免绝对，但大致反映了现实状况。
不过，尽管如此，此间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其观感如何，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总体上看，他们对此有所了解，但因价值取向不同，未予重视。[7]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借重与杂糅欧洲非理性主义的某些观点，以彰显新文化运动的旨趣。例如，《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即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倡言科学与民主，显然志在高扬理性，但其立论，却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诸人。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节目下，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节目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在“实利而非虚文的”节目下，他又这样说：“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8]李大钊在《厌世与自觉心》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要借助柏格森关于自由意志、生命冲动、创造进化的学说，以启迪新时代青年努力奋进的“自觉心”。[9]当然，更具典型性的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竟借用尼采的名言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0]尼采、柏格森、倭铿诸人若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自己的思想竟被借以高扬理性，不知将作何感想了。
当然，归根结底，陈、胡诸人对于反省现代性，是取淡化与贬抑的态度。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明显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强调，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11]丁文江更为之推波助澜，借罗素在北京的牢骚话，贬损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2]实际上，罗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13]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4]相较之下，胡适诸人的观点，有失褊狭。
也惟其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实在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1920年初梁启超诸人游欧归来之后。其最重要的表征，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是最重要的推动者。
1918年底，梁启超启程游欧，绝非一时心血**，而是深思熟思、谋定而后动的一种决策。早在欧战爆发之初，他即敏感到这场战争将深刻影响世界与中国，故提醒国人当关注欧战，不容有“隔岸观火”之想。[15]他不仅很快出版了《欧洲战史论》一书，而且在报刊上开辟《欧战蠡测》专栏，发表专论。欧战甫结束，他即决意西行，希望通过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以便为国人的自觉，也为自己今后的道路，寻得一个新的方向。好友张东荪也致书提醒抵欧的梁启超诸人：“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16]，强调的正是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梁启超除了参与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与欧洲各界名流进行了广泛接触。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出游前通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柏格森诸人的学说，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抵欧后更执意访求。他与人书说：在巴黎，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识者独多”。而“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中一个，就是“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造访前一天，梁启超、蒋百里、徐振飞三人分头彻夜准备了详细的有关资料。及相见问难，大得主人赞赏，“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梁告诉柏格森，友人张东荪译其著作《创化论》将成，对方喜甚，允作序文。所以，梁启超说：“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17]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执意要见倭铿。张君劢回忆说：在德国，“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山北斗，我既见法之柏格森，不可不一见德之倭伊铿”。后终如愿，得登门造访。“所谈不外精神生活与新唯心主义之要点。任公先生再三问精神物质二者调和方法”。[18]这些无疑都说明了，梁启超是如何高度重视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学说。梁启超在与人书中还说道：“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19]其耳闻目睹，心得良多。但是，归根结底，他所谓的思想“革命”与“自觉”，乃是指自己考察了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这在1920年初梁启超归国后发表的影响广泛的《欧游心影录》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欧游心影录》中的第一部分：“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最为重要。它分上下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上篇是前提与依据，下篇则是引出的教训与结论。上篇共11个目，但是，如“学说影响一斑”、“科学万能论梦”、“思想之矛盾与悲观”等，关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考察的部分却占了5个目，足见其重点之所在。梁启超显然认同了反省现代性的取向，将欧洲社会文化的危机，最终归结为学说、思潮之弊。他强调指出：“从来社会思潮，便是政治现象的背景”，而政治又影响私人生活，“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弊”。西方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所以，中世纪是宗教盛行，而禁锢思想；近代以来，却又变成唯物质是尚，“科学万能”，人欲横流，“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因之，精神家园荒芜，从而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欧人最终陷于社会危机的“第一个致命伤”。[20]他写道：欧人做了一个科学万能的梦，以为科学可以带来黄金的世界，不料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读者误会，以为自己菲薄科学，他特意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注，强调“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1]所以，在这里，梁启超所反省的正是“理性主义”，所谓的“科学万能”论，就是“理性万能”论。他所以对战后的欧洲不抱悲观，是因为他相信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欧人对于现代性的反省，正为欧洲开一新生面：“在哲学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论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人经过这回创钜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这是我敢断言的哩。”[22]梁启超不是哲学家，但他凭自己“笔锋常带感情”的笔触和富有文学色彩的生动语言，将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描绘得有声有色，实较许多哲学家的专业论著，影响要广泛得多。所以，胡适将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梁启超：“然而谣言这件东西，就是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23]将胡适的话作相反理解，梁启超不正是战后推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吗？
此外，张君劢是另一个有力的推动者。他先随梁启超游欧，后即分别师从柏格森、倭铿问学，被蔡元培认为是介绍二人学说最合适的人选。[24]1921年底，他还在巴黎时，就已在中国留学生中，先作了一场有关欧洲思想危机的讲演。甫归国，随即又在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了题为《欧洲文化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从“思想上之变动”、“社会组织之动摇”、“欧战之结果”三个方面，详细而清晰地论述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之历史机缘。他强调说：“我以为欧洲文化上之危机为世界之大事，而吾国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现在之欧洲人，在思想上，在现实之社会上，政治上，人人不满于现状，而求所以改革之，则其总心理也。”而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一名变之哲学”，“最反对理智主义”，“两家之言，正代表今日社会心理，故为一般人所欢迎”。[25]这是其时第一位哲学专门家，以亲身体验评说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一场著名的演讲；也是其时介绍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最为系统与富有学理性的演讲。讲演稿随即在《东方杂志》发表，其影响广泛，可想而知。张君劢以宣传柏格森、倭铿哲学为己任。1921年8月《改造》第3卷第12期刊有他及林宰平与柏格森谈话录：《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录》。1923年他在清华作《人生观》的演讲，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科玄之争”，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胡适指责他为梁启超推波助澜，也理所固然。
事实上，自梁启超归国后，短短二三年内，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国人中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不小的热潮。其时，在各种重要的刊物上，评介柏格森诸人学说的文章，随处可见。1922年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重要著作《创化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柏氏重要著作在中国最早问世的译本。同年，《民铎》杂志推出“柏格森号”，发表了包括蔡元培、梁漱溟、张东荪等作者的共11篇文章。茅盾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有专文推荐，他说，专号出版先有预告，故许多读者“都已望眼欲穿了”。[26]借助译作和这个专号，柏格森生命哲学已经相当全面地展现在了中国广大读者的面前了。与此相应，“直觉”、“创造进化”、“生命冲动”、“意志自由”、“精神生活”等，生命哲学的许多术语都成了时髦的用语，甚至连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也都在讲“柏格森之学与唯识家所说相合。”[27]而对一些人来说，若有机会赴欧与二氏见面，自然更是一种荣幸。张君劢说：“宰平之来欧，其见面第一语曰：此来大事，则见柏格森、倭伊铿两人而已。当其初抵巴黎，吾为之投书柏氏，久不得复，宰平惘惘然若失，若甚恐不遂所愿者。”[28]蔡元培、林宰平赴欧，都千方百计谋与柏、倭二氏见面，以能听其讲学为荣。[29]他们以共讲社名义邀二氏来华讲学既不可得，便接受倭氏的推荐，转邀杜里舒（Hans Driesch）。后者与其时先后来华讲学的杜威、罗素、泰戈尔诸人，相映成趣，同样风行一时。与此同时，以二氏学说为重要立论基础的梁漱溟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也正值洛阳纸贵。梁在书中说：“（西方）这时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学”，“而这派的方法便是直觉。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其转捩即在这派的哲学”。[30]这些因素相辅相成，无疑都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丁文江曾仿顾炎武的语气说：“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31]这种情绪化的批评，也正反映了人们对于柏格森学说趋之若鹜。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严既澄能这样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世界的思想，最显著的转捩，就是从主知转向主情志。”[32]而菊农更进而断言：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已成为西方的“现代精神”，在哲学方面柏格森正是现代精神的代表。“时代精神真是势力伟大呵！科学万能之潮流还不曾退去，形而上学依然又昂首天外，恢复原有的疆域了。”[33]至于1923年的“科玄之争”，自然更应当视为此一思潮在中国激起的强烈反响了。[34]
[1]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坚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01-10。
[3]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54、5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 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289页。
[5] 民质：《倭铿人生学大意》，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01-10。
[6] 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7] 陈独秀以为，中西国情不同，中国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于落后，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不适合于中国。笔者对此拟另文论列。
[8] 陈独秀：《敬告青年》，见《独秀文存》，5、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9]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载《甲寅》，第1卷第8号，1915-08-10。
[10]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全集》，第1卷，69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见《胡适全集》，第2卷，384、381页。
[12]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17页（文内页）。
[13] ［英］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3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4] ［英］彼得·沃森（Peter Watson）：《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7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5] 梁启超：《欧战测蠡·小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9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7] 同上书，881页。
[18] 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
[1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81页。
[20]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9、36、8、10页。
[21] 同上书，12页。
[2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9～12页、18页。
[23]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6～7页。
[24]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62页。
[25]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02-10。
[26] 茅盾：《介绍〈民铎〉的“柏格森号”》，见《茅盾全集》，第14卷，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7] 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先生年谱》，4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8] 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载《改造》，第3卷第12号，1921-08-15。
[29] 1921年3月，林宰平在倭铿家听讲三次，每天下午自4时讲到天黑。后复与蔡元培又访倭氏一次，也是听讲（宰平：《倭伊铿谈话记》，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林终得与柏氏约谈一小时，并代蔡元培问：“君之所论直觉，其实行方法如何？”（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载《改造》，第3卷第12号，1921-08-15）
[3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0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1]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29页。
[32] 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454页。
[33] 菊农：《杜里舒与现代精神》，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1923-04-25。
[34]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中说：“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科学与人生观》，17页）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我常想，假如当日我们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学万能之梦’一篇作讨论的基础，我们定可以使这次论争的旗帜格外鲜明，——至少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纷争”（《科学与人生观》，9页），都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