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梁启超自1899年发出“中国魂安在乎”的呼喊以来，其一生的奋斗即在于倡言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以复兴中华。1920年初，他游欧归来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就特别强调说：国家之存在就是“要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1]这里的“文化力”，最根本的自然是“中国魂”，即中华民族精神。梁启超对此的思考，以下几方面最值得关注。
其一，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
梁启超早年撰有《说悔》一文，指出：“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他认为，“悔”之发生力有二：自内与自外。前者非大智慧不可，后者受感动而起。但无论如何，凡言“悔”，必曰“悔悟”、“悔改”。“盖不悟则其悔不生，不改则其悔不成”。所谓“悔”，就是自省。一个人能“悔”，则一身进步；国民能“悔”，则一国进步。一个民族的自省与自信是统一的：“悔改之与自信，反对之两极端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强调：真能悔者，必定是真能不退缩者。“何也，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2]基于此种识见，梁启超不仅看到了国性若人性，有优长自有其短，而且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应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需扬长去短，与时俱进。他说：“今欲语中国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3]由于近代社会开通风气维艰，为救衰起弊，梁启超于晚清着力点显然偏于民族自省，上述《中国魂》一书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随着民初“醉心欧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日渐抬头，其着力点明显复转而趋重强调自信力。例如，他说，以往有国人常尊中抑西，是不对的；但现在不少人却尊西抑中，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优长，这是“矫枉过正”：“中国人既不是野蛮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长处，“我们虽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到一钱不值呢？”[4]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以为且不说它不可能，即便可能，将中国完全变成东方的美国，也是个悲剧，“因为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丑化了”。[5]所以，他连续撰文倡言弘扬国性，并断言：“而以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6]不仅如此，游欧归来，他反省欧战，愈益坚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长，自觉在思想上由被动转为了主动。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强调“中国人之自觉”，这样写道：“……我觉得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7]足见梁启超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了自信。
其二，必须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梁启超既认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他格外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合乎逻辑的。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最初提出“爱国”与“国魂”的概念虽然都在同一年即1899年，但前者要略早于后者。是年2月20日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爱国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专论爱国的长文。而他的《中国魂安在乎》，则要晚到是年年底。是文明确认定“爱国心”是“中国魂”的核心，这说明梁启超的民族精神论是其“爱国”论的发展与升华，而后者从一开始便也构成了前者的中坚与基轴。梁启超强调，爱国大义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8]“若是国家这样东西一日尚存，国民缺了这点精神，那国家可就算完了”。他认为，国人智力欠发达，尚是容易补救的事情，但是，若爱国的“情操不发达，那却是不治之症”。[9]所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应成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建国最重要的一环。而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途径，是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他说：“吾尝游海外，海外之国，其民自束发入学校，则诵爱国之诗歌，相语以爱国之故事，及稍长则讲爱国之真理。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则相告以爱国之实业；衣襟所佩者，号为爱国之章；游燕所集者，称为爱国之社。所饮之酒，以爱国为名，所玩之物以爱国为纪念。兵勇朝夕，必遥礼其国王。寻常饔餮，必祈祷其国运”。惟其如此，其国人“爱国之性发于良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谋而合。呜呼！何其盛欤！”[10]与此同时，梁启超尤其强调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对于培育国民的民族认同感、爱国心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国民，对于本国历史文化要有最起码的了解，这样才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令‘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并与整个社会“形成共同意识”。[11]在这过程中，中小学的国史教育又是根本。“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12]“倘若中小学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13]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上述见解实代表了近代许多志士仁人的共识。例如，1904年《江苏》上刊有《民族精神论》一文，即指出：“民族之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14]章太炎则将爱国主义比作庄稼，以为其培育同样需要浇水施肥，这即是历史教育。他说，“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5]包括梁启超在内，他们不约而同，都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欲培育国人的爱国心，于此事绝不容等闲视之。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三，要有“大国民之器度”。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民族可危。在此种情势下，倡言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固然顺乎天应乎人；但是，如何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正确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却是需要更高的智慧与理性。梁启超从一开始便遇到了这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认识显然有一个过程。1899年他在《答客难》中说：“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16]梁启超显然未能理直气壮地将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起来，他认国家主义是现实的需要，世界主义只是未来的理想，以为国难当头，强调世界主义只能是清谈误国。这在实际上，是将二者对立起来了。到1902年他著《新民说》，仍不脱此种困惑：“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17]其后，梁启超的认识渐生变化，尤其是游欧归来，豁然开朗，他更明确倡言要“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他说：“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8]梁启超当然没有忘记世界大同为期尚早，中国依然面临着列强的威胁，但他现在却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讲爱国主义，即弘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华，与世界主义是统一的，因为中国的复兴恰恰可以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主张既要讲爱国主义，又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称之为“大国民之器度”[19]：“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20]梁启超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学者，于此可见一斑。同时，也不难看出，长期以来论者多斥游欧归来后的梁启超倒退了，他们实未读懂这位智者。
其四，“要靠新出来的青年”。
梁启超一生重视青年人。早年他即写过《少年中国说》，热情地倡言：“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中国的希望“全在我少年”。[21]晚年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催生新青年，深表敬意，他愈加坚信中国的进一步变革发展，“要靠新出来的青年，不能责望老辈”。[22]他说：“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23]在梁启超看来，所谓民族精神的淬厉发扬，归根结底，也有赖于新青年，因为“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24]也惟其如此，梁启超高度重视青年教育。欧游归来后，他放弃了政治活动，风尘仆仆，奔走于南北各大学，全身心投入了教育事业。梁启超苦口婆心，教书育人。其重点有二：一是教导学生对中华文化当心怀敬意，要有宏扬光大的使命感。梁启超强调吸收外来新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反对妄自菲薄，蔑弃固有的遗产。他在东南大学演讲说：“诸君听了我这夜的演讲，自然明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讲演，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25]在清华，则对即将出国的学生这样说：“诸君归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即便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若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作用，便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尽可以直接从美国引进一批蓝眼睛的大博士，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26]二是教导学生要爱国。他说：将来你们当中会有当政治家的，但须记取，“政治家以忠于国家为惟一的伦理”，断不容为他国利益而损害国家，否则即是谋叛。爱国未必都要去当政治家，无论何种职业，都是国家所需要的。所以，重要的是，“常常把爱国精神熔注在自己职业里头作职业生命。必如此，然后这种职业才有它存有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当教师不是为了工资，给学生知识便了事，而要想到自己是在为国家与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因而责任重大。总之，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职业范围内充分尽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27]梁启超实在教导学生：爱国不是抽象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从我做起。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了梁启超受胡适影响转向整理国故的事实，但却轻忽了他本人所一再申明的治国学有“两条大路”：知识层面的与人生哲学，而自己区别于胡适诸人，恰在于更看重后者。这就是教书育人：借重历史文化教育，引导青年光大中华民族精神，高扬爱国主义。而这也正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整个文化思想衔接更富深刻内涵之点。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35页。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75～77页。
[3]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6），11页。
[4] 梁启超：《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1），4页。
[5]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817页。
[6]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8），13页。
[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35页。
[8]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大杰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11），1页。
[9]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118～119页。
[10]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72页。
[11] 梁启超：《治国学杂话》，见《饮冰室合集·文集》（71），26页。
[12] 梁启超：《新史学》，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283页。
[13] 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8），5页。
[14]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8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5]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3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39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4），18页。
[1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21页。
[19] 梁启超：《国民浅训》，见《饮冰室合集·专集》（32），15页。
[20]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150页。
[2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5），12页。
[2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24页。
[23]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770页。
[24] 梁启超：《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3），7页。
[25]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9），119页。
[26] 梁启超：《治国学杂话》，见《饮冰室合集·专集》（71），26～27页。
[27] 梁启超：《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2），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