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梁启超逝世后曾这样评价说：“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1]这是十分传神的概括。梁启超不仅于欧战前就预见到了此次战争将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对世界与中国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于大战甫告结束，即毅然赴欧考察，并发表《欧游心影录》，揭出“中国人之自觉”这一时代的大课题，将自己的感想“发皇于外”，于晚年再次显示了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的独特魅力。

20世纪初的中西方都面临着一个反省的时代。正当国人热衷于“以西学反对中学”的时候，却发见西方文化也正面临着自己的危机。“欧洲文化既然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论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2]从总体上看，时人的回应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以李大钊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所说：近人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效，且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时间长了，怀疑便产生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是中国人转而“以俄为师”，思想上也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新文化的发展“当由我自决”。他刚归国便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便是处在一种“病的状态中”。自谓游欧最大收获“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思想上也由“消极变为积极”。[3]二者有着重要的共同点：都表现为对西方求解放的一种自觉，都表现了一种豁然开朗、积极、乐观、自信的心境与愉悦。同时，又都将近代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们显然分别师承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性批判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反省。这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五四”前后国人的思想解放与民族自觉，其内涵实较传统的认识要远为宏富。尽管二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能等量齐观，但是梁启超强调思想解放必须求“彻底”性，即主张将理性批判的原则同样运用于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这不仅有力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而且事实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助力。这是应当看到的。

吴大猷先生在庆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无庸置疑，但于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反传统”风潮，“也要有真切反省的能力”。他认为，对于经历苦难、四分五裂的旧中国来说，“要其站起来，重新发出，必须先从恢复这个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着手”。因之，“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是最为重要的。[4]这是至理名言。梁启超力挽狂澜，指斥说，将西学说成是中国固有的顽固派，诚然可笑，但“沈醉西风”者将中国说成一钱不值，岂非更加可笑！他希望青年人“第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5]并断言，中国虽云落后，“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6]他主张对于外来文化“尽量输入”，但要避免形式主义的完全照搬，“评判的态度”不可缺失，如此等等，足见梁启超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其文化自觉，归根结底，是反映了国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与其时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也是相吻合的。

《欧游心影录》中之《中国人之自觉》一篇，共13节，首节标题：“世界主义的国家”，末节标题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此种精心的谋篇布局本身即有力地说明了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与传统的盲目虚骄无涉，相反，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文化思考。缘于反省现代性，梁启超不仅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从而为国人提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两种文化”对立，发展更富有前瞻性的文化的方向；更主要的是，他指出以崇尚和谐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将有助于现代社会最终走出物质与精神分离、个性与社会性冲突的困境，这无疑更将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胡秋原先生在谈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时说：“我们也不可低估当时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中国人当时在西方人之前，由文化问题考虑中国乃至于世界问题。”[7]梁启超的上述思考，应当说就是属于胡先生所说的“当时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

有趣的是，费孝通先生也有专文论及“文化自觉”，他写道：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扼其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8]

对于文化自觉，梁启超自然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刻与全面的认识，但是，二者毕竟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一，都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强调自觉就是“具有知己知彼之明”或“自知之明”。既须了解本国文化，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之外，具有世界的眼光；其二，都主张既不应“复旧”，也不应“全盘西化”，而强调“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即强调“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地位”；其三，都主张各国多元文化互补，共同助益于全人类。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包含怎样的合理性与前瞻性。

文化自觉既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仍不免有自己的局限，就是毫不足奇的了。例如，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就说明他对中国问题与西方思潮变动的认识，还很肤浅。他看到了儒家文化中包含着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合理内核，因而强调研究儒家哲学不能算逆潮流而动，这是对的；但他赞美儒家是“最美妙的人生观”，以为可以移植到现代社会，又不免失之简单化。如此等等。然而，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我们肯定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代表其时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1] 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见《我生有涯：梁漱溟自述文录》，299、2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与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242～243页。

[3]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738、740页。

[4] 吴大猷：《弘扬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载《光明日报》，1998-06-06。

[5]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37页。

[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1页。

[7]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52页。

[8]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