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论者多肯定梁启超欧游归来并未改变其学习西方与主张新文化的初衷，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与梁启超自谓“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以及“自觉”云云相较，毕竟又仍显隔膜。实际上，梁启超所谓的思想“革命”与“自觉”，归根结蒂，乃是指他体察了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的思潮。
欧战作为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钜。美国学者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说：“大战给许多人留下的是绵绵不断的痛苦——西方文明已失去了它的活力，陷入了一个崩溃瓦解的低谷。”“无疑，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已经表明它走向衰败。”[1]欧洲许多人因之对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西方没落”，“上帝死了”，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与此同时，出现了“理性的危机”。人们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谓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和经济生活中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又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无意义”。人们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因之，人感到了孤独，又出现了“人的危机”。也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2]
战后欧洲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的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危机；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应在于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二是反省现代性，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率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20纪初以柏格森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与“生命创化”，风行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的重要表征。
马文·佩里认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广义的阶段：早期现代思想与后期现代思想。前者形成于启蒙运动时期，推崇理性、科学与人性善；后者则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令欧洲意识产生巨变：“自牛顿以来就主导着西方观念的机械宇宙模式被改变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理性和性善的观点遭到怀疑。”[3]后者即是非理性主义所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思潮。美国学者艾恺则以“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消长，来诠释这个过程。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提出：“现代化的精髓是理性”，它诞生于启蒙运动。但如影相随，“反现代化”的意识便同时产生了。后者与前者一样，“也是一个空前的‘现代’现象”。“不管这类作家的思想中相对性的观念有多深，就他们关于人类价值或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而言，他们和启蒙思潮始终维持着一个共同的基底，认为全体人类在任何时代其终极目标——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基本生理、物理性需要的满足”。所以“反现代化”思潮，应视为人类在追求发展的过程出现的与“现代化”相反相成的一种意识与取向：“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4]因之，他将欧战前后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诠释为“反现代化思潮”的兴起。二人的表述容有不同，但究其实质，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其转捩点则在于反省现代性。
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胡秋原说，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5]菊农在当时即著文指出：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已成为西方的“现代精神”。“现代精神真是势力伟大呵！科学万能这潮流还不曾退去，形而上依然又昂首天外，恢复原有之疆域了”。“在哲学方面柏格森正是现代精神的代表”。[6]
梁启超游欧一年，对于战后欧洲的现状是清楚的。他看到了欧洲各国面临社会革命的危机，但他显然更关注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他指出：欧人的最大危机在于“过信‘科学万能’”，缺失“安心立命的所在”。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倡自由放任主义，政制革新，科学昌明，产业发达，受益固多，“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这不仅是指社会贫富对立，更主要是相信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至使崇拜势力，弱肉强食，成了天经地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各国最时髦的政治方针。欧战“其起源实由于此”。同时，欧人既相信“科学万能”，将人的“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抹杀人的情感世界、宗教信仰与意志自由，形成了一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怪乎在欧洲“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梁启超强调说，百年物质的进步是巨大的，但人类并没有因之得到幸福，相反却带来了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在关键了”。很清楚，梁启超这里所反省的正是理性主义，所谓“科学万能”论就是指“理性万能”论。梁启超所以对战后的欧洲并不悲观，是因为他相信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欧人对于现代性的反省，正为欧洲开辟一新生面：“在哲学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论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欧人经过这回创钜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这是我敢断言的哩”。[7]
艾恺认为，梁启超所批评的“科学万能”论，也可称之为“现代化万能之梦”。他的上述著作将梁启超的思想变动置于欧洲思潮变动的大背景下考察，视野开阔。他说：“梁的《欧游心影录》不过是他不断将西方思想对中国引介的事业的一个延伸。”[8]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十分重要的论断，因为它指陈了一个事实：欧游归国的梁启超仍然是一位西方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但较前不同在于，他与时俱进，皈依战后欧洲新兴的“现代思想”——反省现代性。
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集中表现为人们借以认识现实的概念不断发生变化。“社会科学领域里最值得重视的进步毫无疑问与下列情况有关：文明的实际问题已经转移并具有对概念结构进行批判的形式”。[9]欧战前后的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社会思潮的变动说明“文明的实际问题已经转移”，反省现代性恰为梁启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之得以重审视中西文化，并对既有的“概念结构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了他自感欣慰的文化“自觉”。
[1]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368页。
[2]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454～455页、316页。
[3] 同上书，294页。
[4]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4～15页。
[5] 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340页。
[6] 菊农：《杜里舒与现代精神》，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1923-04-05。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9～12页、18页。
[8]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41页。
[9] 转引自［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6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