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使许多欧洲人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陷于悲观、混乱和迷茫之中。因之，彷徨无主，哀叹颓唐，复古迷信之风，弥漫于欧洲大陆。法国著名作家韦拉里1919年初在与人书中说，欧人危疑彷徨，莫知所措，杂药乱投，实陷于理性危机。“此种纷乱而复杂之情形，适足见欧洲人精神之悲苦。”[1]不过，韦拉里等人还只是看到欧人的理性危机，而德国的一位青年中学教师斯宾格勒于1918年7月欧战刚刚结束，便推出他的成名作《西方的没落》，径直断言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没落的命运。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犹如有机体，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过程。欧战不是“民族感情、个人影响或经济倾向的一团一时性的偶然事故”，而是表明西方的“浮士德文化”正走向死亡。《西方的没落》初成于1914年欧战前夕，似乎不幸而言中，故出版后立即轰动了西方。初版9万部，风行一时，其盛况为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以来所未有。
欧战既使许多西人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他们痛定思痛，对遥远静谧而又陌生的东方文化便油然生羡慕之情。故战后的欧洲出现了“崇拜亚洲之狂热”，中国文化也在欧洲大行其道，孔子、老子被许多人奉为宗师，其中仅《道德经》的译本战后的德国就出版了8种。此外，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各种团体，也在各地建立起来。一位西方学者说：“东方文化在欧洲之势力及影响早已超出少数消遣文人及专门古董家之范围，而及于大多数之人，凡今世精神激扰不宁之人皆在其列。”[2]
欧战也令久视西方为自由、平等、博爱故乡的东方民族目瞪口呆，引起了后者对东西文化的反省。印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被时人誉为“东方第一大人物”，他的见解颇具代表性。战后泰戈尔在欧洲各地的演讲，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压迫，他说：欧洲民族“妄自尊大，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最高之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灭，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成之罪恶。希望青年将从前种种罪行忘去，努力为新世界之造”。[3]其后，泰戈尔访问了中国与日本，继续发挥他的观点、鼓吹复兴东方文化。他强调指出，我们相信西方文化有自己的优长，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大可造福人类，因之西洋人民“有教导世界的使命”，但我们更相信促进人类和平的伟大事业，必须具有伟大的胸怀，因为科学固然重要，“但是创造的天才却在‘人’的精神理想中”。西方对东方的侵略，尤其是此次可怖的欧战，足证西方人恰恰缺少此种“精神理想”与伟人的胸怀，若不能改弦更张，西方人就不免要毁灭这个世界了”。[4]其间，中国的许多报刊大量登载泰戈尔的文章、讲演与谈话，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日本舆论对欧战的反应也值得重视。1919年日本《新公论》杂志发表《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一文认为，欧战已令西方文明的“大缺陷”暴露无遗。欧人从来对自己的西方文明“尊重自夸，未免过甚”，实则文明并非欧洲的专利，例如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就是源于中国。东方人于西方文化一般都能热心研究、学习，从中获得教益，但欧人则反之，对灿烂的东方文化却不屑一顾。作者断言，西方文化要想得到根本救治，它也必须向东方文明请教，“而得暗示与启发”。[5]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人们对欧战的反应愈显强烈。战后访问过中国的罗素曾提到，访华期间有不少人对他说，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6]这是可信的。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这一点的，当数《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在欧战初期即连续发表了《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诸文，以为欧战将激起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西方文化在战争中已尽露弊端，这绝非是吾人的偏见；因之，国人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而不能全盘照搬西方。[7]继杜亚泉之后，中国老资格的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批评西方文化更具分量的意见。1918年底欧战刚结束，梁启超即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七人赴欧，到1920年3月归上海，历时一年多，先后考察了英、法、比、荷、瑞、意、德诸国。旅欧途中，梁随录自己的观感，这便是后来的《欧游心影录》。自1920年3月起，他将随感录的主要内容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分别连载，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梁不仅以他特有的“常带感情”的笔触，为国人生动地描绘了战后欧洲哀鸿遍野、凄楚悲凉的情景，而且指出西方“科学万能”的迷梦，已告破产。归国后他几次演讲都反复强调，此次旅欧的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因此在思想上变被动为主动。不过，无论是杜亚泉还是梁启超，其上述见解都只限于随感而发，缺乏系统的论证，1920年底，梁漱溟推出自己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从哲学的思辨上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化发展著名的“三种路向”说，断言现今世界文化正折入第二路向，趋于“中国化”。由是他揭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的重要命题。这是近代国人系统论述中西文化的第一部著作，它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实则无论梁漱溟的具有世界文化模式论意义的理论见解是否确当，毫无疑问，它已为国人进一步认识中西文化提供了新的基点，其影响所及，我们今天都能感受到它。
上述因欧战在东西方所引起的反响，其时持论激进或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多不屑一顾，以为反动复古，嗤之以鼻。例如，有人就认为，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因之“‘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8]胡适也指出，欧战后西洋人对自己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9]这种说法不仅抹杀了许多主张复兴中国文化的本国人士的意见，甚至也将包括罗素、杜威等在内肯定过中国文化优长的许多西方学者的意见一并抹杀了。上述的判断不能说没有自己的一点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以偏概全，从而忽略了欧战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世界文化的对话。
欧战所以成为世界历史的转变点，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环球同此凉热”。而战后诸如国际联盟一类世界性组织的出现，也说明人类已自觉到有协商解决共同性的世界事务的必要（尽管“国联”在其时实际不过是列强的联盟）。这在观念形态上，便是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变动。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10]所谓世界文化的对话，说到底，就是战后人类在肯定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谋求综合东西方文明的智慧以解决全球性共同问题的过程，它所反映的正是文化观念的变迁。只是因具体的场景不同，战后东西方民族在走向世界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其文化观念的变迁表现出了相异的态势而已。
在西方，它表现为许多有识之士摆脱“西方中心”论，开始以平等的心态研究和借鉴东方文化。数世纪以来，欧化东渐的过程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迫使东方屈服于西方的过程。由是，在西方民族中便形成了以自己的价值观衡量一切，无视东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所谓“西方中心”论。战后欧人对西方文明躬身自责和称誉东方文明，不应当简单地都归之于“一时病态的心理”，其中许多有识之士确是基于对大战的反省，进而对东西文化重新进行了“总体的性质评估”，获致了新的认识。《西方文明史》的主编马文·佩里指出：毫无疑问，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都已经表明了它弊端丛生，正走向衰败。所以，“大战之后，欧洲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明有了另外的一种看法”，即不再自信西方文化是首善的了。[11]在此种新的认识中，最为深刻也最具勇气的见解是斯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这就是：明确反对“西方中心”论，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他写道：“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做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从分量看来，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景中的地位和古典文化是一样的，从精神上的伟大和上升的力量看来，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12]
斯宾格勒的观点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葛达德、吉朋斯在合作评介前者的著作时，就特别指出：“明乎人类文化之途乃由多数个别之文化，而非由一文化之继续生长，明乎文化之定律及各文化肇始之年代，并其发展之分期，则本书之内容思过半矣。”[13]欧洲著名学者爱德华·迈尔虽不赞成斯宾格勒的许多观点，但于他的文化多元论却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尤其信从有机地活着的诸文化的平行论的基本观点，并以他的重大威望掩护了这一观点。”[14]在东方，斯宾格勒的观点自然更受到了欢迎。有人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著文说，斯氏的最大长处，“在能超出欧美寻常人士之思想感情范围之外”，“而不以某一族某一国为天之骄子，可常役使他国他族，而常保其安富尊荣”。他的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实已予吾人以极深刻之刺激及有益之榜样”。[15]斯宾格勒把自己的文化多元论比作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不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是战后开始世界文化对话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表征。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于战后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先后访华，并发表批评西方文化和赞扬中国文化的言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就不应当怀疑其诚意。蔡元培曾谈到欧战后中国学者到欧美去，“总有人向他表示愿意知道中国文化的诚意。因为西洋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渐渐儿有点不足的感想，所以想研究东方文化，做个参考品”。[16]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开始了综合研究世界文化的实践，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政治、历史、哲学四系的12位学者合作出版了《当代文化概论》，威尔士等56位学者推出了《历史大纲》，房龙与麦克勃则分别出版了《人类的故事》和《文明之进化》，各书均为“综合的世界文化史”。《最近文化史之趋向》一文的作者评论说，这些新著的一个共同点即在于强调：“今后世界公共之和平与人类公共之幸福，非对人类文化发生综合之意义与总合之态度，从智识之创造以改造人心而增进人格，则世界之前途无望是也。”[17]此外，剑桥大学等西方一些著名大学的入学考试，开始增加包括中国的古代典籍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内容，固然反映了西人对东方古典文明的重视；而战后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印度的泰戈尔，显然更具有象征的意义。泰戈尔在获奖后说：“（这）也可以说是西方人民承认东方人是世界公共文化的共同工作者。这种共同工作在目前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共同工作便是表示东西洋两大半球的人们的相互提携。”[18]善良的东方民族感受到西方民族的文化观念正发生可喜的变化，是多么的欣慰！
如果说，上述西方战后文化观念的变动，是体现了克服自大心理以平等待人的取向，那么，东方的变动取向则是体现了克服自卑心理以自立立人。列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东方民族。战后东方民族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同时还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凸显。毛子水的《师友记》记载说，梁启超赴欧考察，后即在巴黎近郊的美景村开始准备写文章，其目的在为中国谋出路，尤其是为中国文化谋出路。[19]而泰戈尔则告诫说：东方民族要自立和助益世界，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要“获得精神自由，与西方人同站在文化的水平线上——假如这一着失败，东方人珍贵的遗产，怕就要消灭，因为单模仿西方是无益而且可笑的”。[20]很显然，从泰戈尔到梁启超，东方的有识之士正是从欧战的烈焰中感悟到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东方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认定东方民族的出路在复兴固有文化以裨益世界，而不应是盲从西方。不管他们的文化运思实际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其基本的理路并不错。泰戈尔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真理和鸟一样，有时在天空翱翔，有时也须躲在巢里。巢的需要是无穷的，其建筑的法则是永久的。数世纪以来，东方人不曾留心给真理建一个巢，她单凭两翼一味追求“无限”的境界，结果掉到了地上，受了伤，疼痛着求别人的救助了。“但是，如果因此便说天空的翱翔者与巢的建造者，这两个是永不会联合的，这话是对的吗？”[21]比喻切当与否，姑且不论，但泰戈尔渴望东西文化平等对话的殷殷之情却是跃然纸上。梁启超主张借助西方文化来扩充中国固有文化，再以中国文化去助益西方文化，并使二者化合成全新的文化以造福人类，应当说，其文化取向与泰戈尔是相同的。梁漱溟相信中国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世界文化的“中国化”，有失偏颇，这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受到了时人的批评，但人们又多忽略了这样一点：他不仅主张“承受”西方文化，而且其世界文化“三种路向”说，又是以否定“西方中心”论，肯定文化多元发展为前提的。欧战后在东西方分别出现了一部都主张多元论的有影响和引起了激烈争论的文化专著，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却具有象征的意义：“西方中心”论已告动摇，世界文化对话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世界文化走向对话，其外烁特征是否定“西方中心”论，承认世界文化多元性和东西互补。此一文化观念的变动在战前已露端倪，但它在东西方具有确定的形态和表现出明确的趋向却无疑是在战后。“西方的没落”、“欧洲文明的危机”、“世界化”、“东方文明的复活”、“复兴中国文化”、“中国化”等等新的语言符号在战后纷纷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它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衰堕和东方民族文化主体觉醒的产物。固然，真正实现世界文化对话，不是轻而易举和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各国人民逐渐学会消除敌意、隔阂，实现和谐相处的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对西方民族来说，真正彻底地消除民族优越感和霸权观念，诚恳平等地与东方民族和谐相处，谈何容易！同样，对东方民族来说，复兴固有文化以助益世界的目标是揭出来了，如何处理古今东西的关系，避免颂古非今和隆东抑西而陷于自我封闭，所面临的误区正多。但是，尽管如此，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毕竟已经到来，它不能不影响到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1] ［法］韦拉里：《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吴宓译，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03-05。
[2] ［德］雷赫完：《孔子老子学说对德国青年之影响》，吴宓译，载《学衡》，第54期，1926-06。
[3] 王光祈：《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载《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1921-11。
[4] ［印度］泰戈尔：《东与西》，愈之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09-25。
[5] 君实译：《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05-15。
[6] ［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15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7] 伧父：《大战争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1914-09-01；第4号，伧父：《大战争之所感》，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10-01。
[8]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见《瞿秋白文集》（一），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9]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1，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10]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3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1]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胡万里等译，368页、454～4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2]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齐世荣等译，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3] ［美］葛达德、吉朋斯：《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张荫麟译，载《学衡》，第63期，1928-05。
[14] ［英］查理·弗兰西斯·爱金孙：《西方的没落·英译者第一卷序言》，9页。
[15] 《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02-13。
[16]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 高宝寿：《最近文化史之趋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1923-07-10。
[18] ［印度］泰戈尔：《东与西》，愈之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09-25。
[19] 毛子水：《师友记》，13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20] 化鲁：《台莪尔的东西文化联合运动》，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号，1923-01-25。
[21] ［印度］泰戈尔：《东与西》，愈之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