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尤其是欧战前后，东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缘时代的落差，正当国人热衷于藉西方19世纪文明批判固有传统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因自身的矛盾，却已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欧战的惨绝人寰，固然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巴黎和会的背信弃义，更引发了中国五四运动的爱国浪潮，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下，国人抚今思昔，要求重新审视东西文化和探讨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道路，从而促进了“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所谓“对西方求解放”，说到底，就是“对资本主义求解放”，这是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国人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明确肯定中国文化的自身价值，从根本上为恢复民族自信力奠定了基础。而对于资本主义的普遍否定，并进而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则反映了时人思想之空前活跃；国人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作为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选择了以俄为师，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则不仅意味着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发展到了自己的高峰，如陈独秀所言“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而且催生了最初的善果：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兴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不仅是其时中国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反映，而且成为了它的重要思想先导。
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下兴起与发展，源于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和取向的交汇与冲撞的本身，就说明了其本质非简单抵拒西方，复归传统，而是要求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在新时代全球视野下，谋求民族的独立发展。所以，它所表现的不是传统固守的心态，而是积极的开放进取的心态。归根结底，它仍然是近代志士仁人向西方追求救国真理的延续，只是时移势异，具备了新的世界视野与时代批判精神的人们，其心目中的“西方”和所欲追求的真理，已与往昔的认知不可同日而语罢了。1921年底，梁启超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会上致辞说：现在正当我们学问饥饿的时候，“对于追求真理，异常迫切”，我们需要将西方种种学说，“无限制输入，听国人比较选择，将来自当可以得最良的结果”。[1]最后，他复以吕纯阳点石成金的古代传说作比喻，希望罗素能将自己的“指头”即“研究学问的方法”传授给中国人。他说，这样我们也能接着研究下去，成为第二个吕纯阳，也可以点石成金了。梁启超不仅表达了国人渴望追求真理的开放心态，而且表达了国人渴望独立发展的自信。恽代英下面的话，从另一个角度，也同样表达了这一点：“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文化政策。我们并不是说反对欧美文化，我们并不是否认欧美文化之优点，而且承认中国有亟须接受欧美物质文明之必要，我们所谓反对文化侵略，决不是盲目的赞美中国的固有文明，如保存国粹论与东方文化论者之所为。我们认定欧美文化是比中国文化进步的，这是因为欧美文化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农业封建社会的文化，欧美文化是比中国文化为进步的，这是因为欧美的经济状况是比中国的经济状况为进步的原故。但这正是说，中国经济文化因为比较落后，所以为欧美帝国主义者所宰割**，中国民族必须力求经济文化的进步，以谋完成自己的解放；决不是说，中国经济文化既然比较落后，便应当甘心屈服于欧美帝国主义者的宰割**，亦不是说中国一定要保守这种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不求经济文化的进步。——这个奴性或保守性的见解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2]
而这两种视角和取向，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最终分道扬镳，乃缘于彼此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历史业已证明，国人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以俄国师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它应验了梁启超所言：“听国人比较选择，将来自当可以得最良的结果”。所以，列文森在其被誉为名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以下判断，显然是不正确的。他写道：“一个地道的中国反传统主义者在情感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西方太富有侵略性了，所以，五四运动中的那些不加掩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者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驱——先驱和当然的牺牲品。”“这种完全起源于西方的共产主义号召造反，这就为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而不是设置心理障碍，因为它保证对前共产主义的西方，亦即侵害中国的西方，像那些墨守成规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一样，也给予共产主义的坚决抵制。这样，一个希望中国和西方地位确实平等的中国人，就不需要求助于一种令人绝望的传统主义以满足自己的希望，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庇护下，反传统主义也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与苏俄一道，似乎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不是一个跟在西方后面蹒跚而行的落伍者。”[3]列文森没有真正读懂中国历史，也未免小看了中国人。反传统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钱玄同、吴稚晖诸人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列文森将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归结为中国人要面子——与西方争平等：一些知识分子所以转向共产主义，是因为它既可以涵盖反传统主义，又可以批判西方，满足了中国人想“走在世界的前列”的虚荣心。他没有看到，巴黎和会的屈辱如何令国人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殖民地化的况味”和长期遭受西方侵略的“切骨的痛苦”，从而唤起了民族的自觉；也没有看到，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和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虽事事效仿西方却依然不脱被西方侵略的命运，由此启发国人反省西方和重新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更没有看到，国人是通过反复比较与争论，才最终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接受它作为自己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新的思想武器，从而推动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要言之，欧战后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根本转折，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巨变，列文森轻率地将之归结为抽象的所谓“儒教中国”某种虚荣心的满足，其不足为训，是显而易见的。
无须讳言，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例如，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是对的，但梁启超诸人未免将中国的儒家文化理想化；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问题与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相统一，也不失为深刻，但终不免有以革命论代替文化论的简单化之嫌。同样，勇于否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对的，但人们对于“世界革命”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也存在简单和理想化的倾向。如此等等。但是，重要在于，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兴起，毕竟为人们的思想解放进一步开辟了道路。如果说，鸦片战争以降，缘西方“他者”的出现，国人第一次学会了认识自己，那么，欧战后，则是缘对于西方“他者”的再认识，国人从此也进而自觉到了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这是近代国人思想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其影响十分深远。这不仅是指它催生了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而且是指，国人从此开始树立起了对西方的理性批判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便开始酝酿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尽管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明确提出还要晚到1938年，[4]但它终究说明了，中共从一成立，就具备了不盲从西方的自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可以看成是此一传统的发扬光大），实反映了这一点。反省现代性取向的影响，也不容轻忽。长期以来，人们仅仅从字面的意义上强调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而甚少注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他们得风气之先，最早指陈西方文明的弊端，成为反省西方、倡言“对西方求解放”的先行者，对于推动近代思想解放的意义。当梁漱溟说“‘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是后期运动（指“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引者）在中国人意识上开出的一大进步”时，[5]他不是一个守旧者，而是经历过欧化洗礼的反省者；所言未必精当，但其中有“对西方求解放”的“真意”，还是不容轻忽的。不仅如此，以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等人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后成为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并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学运动的兴起，主张以儒家的心性之学涵化现代的科学与民主事业，其与反省现代性的取向一脉相承，也是显而易见。而当下国学热，儒学复兴之声浸浸而起，人们于其中，实也不难窥见到当年反省现代性的影子。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成就为近代中国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归根结底，端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两大思想解放的向度：“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二者相辅相成：前者首启思想解放的闸门，使国人得以开放的心态，超越传统，进而感悟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迎受反省现代性乃至于马克思主义；而缘后者，国人的识见更转进一层，愈形开阔，得以在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基础上，综合古今中西，开拓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方向。1924年潘公展在《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一文中，对所谓“新文化运动之真义”作了这样的概括：“新文化运动之真义，非谓新者皆优良而旧者皆恶劣，故一味使人模仿西洋而蔑视或毁弃一切中国固有之文物制度，不得谓为传播新文化之真价值。提倡新文化者，其宗旨在使中国人受西洋近代科学之洗礼，无论求学处事，一以求真为鹄的。偶像不问为孔子、为孟子、为苏格拉底、为亚里斯多德；学说不问为章炳麟、为康有为、为杜威、为罗素；政制不问为君主立宪、为民主共和、为苏维埃、为基尔特；社会不问为个人本位、为家庭本位、为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风俗不问为养生、为送死、为婚姻、为祈祷、为亲族往来、为朋友酬酢；——诸如此类，皆当本时势之趋向，为真确之估价，而不容有丝毫出于盲从。夫如是，而后新文化运动之取径，可略得而言矣。”[6]这里的“真义”，显然是体现了“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两大思想解放向度的自觉。同时，也缘是可知，“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较传统的认知，具有远为宏富的时代内涵。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显然是不全面的。必须看到，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而“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二者间的张力与搏击，正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也惟其如此，由于传统惰性的影响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这便决定了，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间的此种张力与搏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1] 梁启超：《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会上的致辞》，载《晨报》，1920-11-10。
[2] 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见张注洪、任武雄编：《恽代英文集》，下卷，826～8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345、1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见鲁振祥：《史事追寻——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1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5]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112页。梁漱溟此文虽写于1930年，但他自己后来曾强调，“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乡村建设理论自序》，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144页）
[6] 潘公展：《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