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方”一词，逐渐取代原有的“西国”、“泰西”、“西洋”、“欧美”等，成为国人至今用以泛指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通行的代名词，是在“五四”之后。[1]本文所谓“对西方求解放”，并非意味拒绝学习西方，重归传统，而是指涉国人谋求超越西方，重新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一种自觉。它构成了其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先导。
欧战前的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步武西方，“对传统求解放”。但是，与此同时，盲目崇拜西方的非理性倾向也在潜滋暗长。其间，不乏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社会的某些弊端，例如，1903年梁启超游美，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2]1905年孙中山也指出：“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3]但是，从总体上说，都远未达到对后者作整体反省的境界或改变了盲目崇拜的心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将“对传统求解放”的运动引向高峰的同时，也将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推到了最大化。陈独秀强调，“以新输入的欧化为是”，[4]“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5]傅斯年则干脆说：中国既百不如人，“中西的问题”自然就“变成是非的问题了”。[6]
然而，欧战前后的世界，时移势异，东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人们发现，自己一向崇拜有加并藉以批判固有文化的西方19世纪文明，在战后的欧洲正成为普遍反省的对象，尤其是俄国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缘是之故，有识之士幡然醒悟，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世界的格局。它引发了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必然趋势。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归根结底，端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两大思想解放的向度：“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二者相反相成，其间的搏击与张力，不仅构成了其时思想解放的内在动力，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上述思想解放第一向度的研究较为深入，但于第二向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界对于“五四”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影响，已有许多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这并不足以代替对第二向度的研究。事实上，忽略了对第二向度的研究，我们不仅对于其时思想解放运动宏富的内涵难以整体把握，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理解，也不可能真正是深刻的。
[1] 在晚清，“西国”、“泰西”、“西洋”、“欧美”等词并行，以“泰西”一词最为流行。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以“西国”与“泰西”并用。同年，其《西书提要农学总序》则言：“论者谓中国以农立国；泰西以商立国，非也。”（《饮冰室合集·文集》（1），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1936年版影印）1902年，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饮冰室合集·文集》（7），4页〕这里则是“泰西”与“欧美”并行。“五四”后，“西方”一词开始流行。1920年梁启超在中国公学的演讲说：“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梁任公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377页）次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更大量使用了“西方”、“西方文化”、“西方化”等词。
[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2），38页。
[3]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见《孙中山选集》，2版，76页。
[4]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86页。
[5]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70页。
[6] 傅斯年：《通信·傅斯年答余斐山》，载《新潮》，第1卷第3期，1919-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