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名哲讲学，人们既各是所是，各取所需，它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自然也加速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1925年胡适为《朝鲜日报》撰写《当代中国的思想界》，他介绍欧战后“中国的思想冲突”，正是从名哲讲学说起。他说：“中国青年人在欢迎约翰·杜威和罗素两氏时，西洋近代文化遭到攻击，这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自然蒙生了心理上的冲突。”[1]梁启超等人固然缘是加固了自己新的思想支点，得以在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原来新文化运动队伍中的陈独秀与胡适诸人，也因之催化，而渐行渐远。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分化已有许多研究，这里不拟重复，只是强调一点，杜威的讲学显然加速了此种分化。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胡适不仅担任杜威讲学的全程翻译，而且为了替他讲学预为铺垫，还专门撰写了《实验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介绍和宣传杜威的理论。这无疑会进一步提升他作为实验主义信徒的理论自觉；二是杜威讲学中的某些重要观点，径直启发或支持了胡适提出自己重要的新文化主张，加速了他与陈独秀诸人的异趋。人们多注意到了1919年7、8月间发生的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运动主持者思想分歧表面化的重要标志；但实际上，胡适随后于同年12月发表的著名长文《新思潮的意义》，更是他决心独树一帜的代表作。胡适不赞成陈独秀将新思潮的意义仅仅归结为拥护科学与民主“两大罪案”，而将之重新界定为“只是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继“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之后，胡适要对新思潮的意义重新界定，显然意在调整或明确价值取向，为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自己认同的新方向。所以，此文设计有醒目的副标题：“研究问题，引进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文影响甚大，此后的事实说明，“整理国故”正是胡适所提倡和坚持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他自己也说：“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2]所以，《新思潮的意义》是胡适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对问题作进一步全面的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它不啻是胡适的“文化纲领”，在更加全面的意义上，成为了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分水岭。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9月20日至1920年3月6日，杜威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共16讲的长篇讲演，恰与胡适阐述上述的思想主张相呼应。杜威在讲演中指斥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无非是“极端的学说”，且已成明日黄花。他强调，实验主义才是可行的道路：“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社会。但是要再造、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齐的。所以进步是零买来的。”[3]如果说，这可以看成是对刚刚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观点的支持；那么，他关于全世界思想“教权”大转移的见解，则更是对胡适形成《新思潮的意义》中的核心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杜威说，“教权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信仰在人生行为上的影响”。“所以问题是怎样以科学的教权代替成法，或曰怎样以科学的思想结晶到从前旧训成法的地位”。“换句话说是将思想改革应该向那一方向走”。“所以思想革新，只认事实；凡是不能承认的，虽是几千年来的东西也不能承认”。“其重要之点，就是以根于事实的东西代替不根于事实但凭想象的东西”。[4]胡适所谓的“新态度”，不就是“教权”的更替？胡适强调“价值也跟着变”，体现着“新思潮将来的趋向”，不就是杜威所谓“教权”更替意味着“思想改革应该向那一方向走”？至于胡适在文中继续指斥马克思主义，强调“问题”和“一点一滴的改造”，与杜威的说法，更是连语言都是一样的。在杜威讲学过程中，胡适对乃师的观点是有所选择的，对于后者反省现代性和主张新旧中西的调和等，皆充耳不闻；但于实验主义的基本教义，却是坚信不移。
由于杜威讲学时间最长，加之胡适等诸多学生大力宣传，故实验主义影响甚广，从蔡元培、梁启超到李大钊、陈独秀，鲜有不受影响者。不过，实验主义很快便遭到了质疑。梁启超说，“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但我国三百年前的“颜李学派”，“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5]这无异于在贬抑实验主义。而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梁启超更径直指出，正因为“胡先生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故其书中“不能尽脱主观的臭味”。[6]梁漱溟则认为，实验主义虽不妨视为西洋派进步到最圆满的产物，“然而现在西洋风气变端已见，前此之人生思想此刻已到末运了”。[7]换言之，实验主义也无非是明日黄花。张东荪是哲学家，他从真理论上批评实验主义陷入了相对主义。同时复指出，既以经验为唯一存在，而经验以直接的经验为唯一的来源，如此岂非将认识最终归于官觉印象，即一切非亲身经验不可；然而，“生物学的细胞、物理学的电子，亦非经过官觉的实证不可了？”[8]足见其说之不完善。时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唯物论的角度批评实验主义，见解愈形深刻。他肯定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行动的哲学，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性，是其优点；但指出，它否定理论的真实性，在宇宙观上陷入了唯心论。同时，它既以“有益”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故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也因是之故，作为资产阶级的哲学，它只能接受改良而不能接受革命：“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9]
缘此不难看出，在名哲讲学期间，中国的思想界业已分化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代表）、自由主义（胡适代表）、保守主义（梁启超代表）三足鼎立的格局。1919年下半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1923年的“科玄之争”，则是发生在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但是，是年底，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科玄之争”论集作序，以第三者自居，借唯物史观评点论战双方，无形中不仅参与了论争，而且肯定了思想界此种格局的存在。紧接着，邓中夏在同年《中国青年》第6期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不仅使用了“派”的概念，而且同时还明确地概括出了现实思想界三派并存的格局：“唯物史观派”（李大钊、陈独秀代表）、“科学方法派”（胡适代表）、“东方文化派”（梁启超、梁漱溟代表）。胡适不太讲派，但他于1923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却详细摘录了黄日葵在北大25周年纪念刊中发表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文，对于北大，实际即是现实思想界分化的描述：“‘五四’的前年，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哲学文学方面，以《新潮》为代表；一是政治社会的方面，以《国民杂志》为代表。前者渐趋向国故的整理，从事于根本的改造运动；后者渐趋向于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前者隐然以胡适之为首领，后者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最近又有‘足以支配一时代的大分化在北大孕育出来了’。一派是梁漱溟，一派是胡适之；前者是彻头彻尾的国粹的人生观，后者是欧化的人生观；前者是唯心论者，后者是唯物论者；前者是眷恋玄学的，后者是崇拜科学的。”黄日葵所谓三大“首领”各代表着不同的分化“倾向”，实际说的就是三大“派”。更重要在于，胡适在引述之后评论：“这种旁观的观察——也可说是身历其境，身受其影响的人的观察——是很有趣的。我在这两大分化里，可惜都只有从容漫步，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10]他显然是肯定了黄日葵的观察，表面谦逊，实则自得。而当他在另一处这样说时：“今日高唱‘反对文化侵略’的少年，与那班高唱‘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老朽，其实是殊途而同归。同归者，同向开倒车一条路上走”，[11]心中三派的分野不仅更显鲜明，而且少了前面的谦逊，流露出了心中更多的愤懑。张东荪则强调应当反对思想界的“垄断”，他说：“我确信思想是可以竞赛的，但不可有垄断的意思”。“以我的观测，觉得现在中国人往往把思想比赛认为思想垄断”，例如，有人就反对请倭铿来华讲学，以为其学说不宜于中国；实则，你以为不宜，不去介绍好了，但却无权禁止别人介绍，要知道“中国思想界由我一个人是封锁不住的”。[12]他也没有讲派，但他不仅肯定了思想界的分化，而且强调这是合理的。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新创立的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为推进国民革命，正借唯物史观对中国的政治力量与思想分野作阶级分析。1923年1月他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主张各派进步人士“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所谓进步人士，他提到了：全国工友、国民党诸君、好政府主义者、青年学生、工商业家、益友社、研究系左派、政学会诸君等，范围十分广泛。这里自然包括了胡适与梁启超诸人在内。[13]同年7月，又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第一次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目标。他说，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仍停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以不仅政治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也仍然是封建宗法的。号称新派的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等人，“仍旧一只脚步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4]在思想界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是陈独秀根据中共新通过的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固属极具创意的重要思想；但是，陈独秀只主张与胡适等组成联合战线，显然又不包括被视为“半新旧”人物的蔡元培、梁启超诸人。这与其上述《反动政局与各党派》的见解显然不一致。同时，被排除在联合战线之外的这些半新旧的人物，是敌是友？他未作说明。但是，同年11月邓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却明确地将梁启超诸人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说成了是胡适等代表的“科学方法派”与陈独秀等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应当联合加以攻击的“非科学的”“反动派”。[15]这是陈独秀的本意吗？
一个月后，陈独秀发表重要长文《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系统阐述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构想。他指出，国民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但它却是需要各阶级合作的大革命。其中，特别强调“非革命”知识分子也是间接的革命力量，再次重申了建立革命思想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他写道：“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16]这又恢复了他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中的观点，所谓半新旧的梁启超等人，也重新被视为“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纳入了联合的对象，无异于是对邓中夏观点的否定。
不可思议的是，仅隔一个月，邓中夏又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虽强调是要进一步阐发陈独秀的见解，但实际上与前者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阐述的观点，仍然大相径庭。他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他所谓的“反动的思想势力”，却是打击一大片，将许多上述陈独秀主张团结的力量，都赶到了敌人一边去了：“再明显些说，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铜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个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战线不怕延长呀！战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17]陈独秀的上述文章都是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上，显然在党内具有权威性；邓中夏的是文则是发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5期上，陈独秀也不可能不知道，那么，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随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考察陈独秀的态度，恰好成了我们对其在思想界建立联合战线思想的一次实际检测。
1924年4月中，泰戈尔来到中国。在后来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上海、杭州、北京各地讲演，听者动辄数千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晨报》、《时事新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报刊都辟有专号或专栏，广为宣传。郑振铎等人还在文学研究会内专门成立了泰戈尔研究会。泰戈尔在北京更受到了梁启超、熊希龄、范源濂、胡适等众多名流的隆重接待。尤其是5月8日为泰戈尔举办的64岁诞辰祝寿会，由胡适主持，另有赠名典礼由梁启超主持，最后由林徽因、徐志摩等饰演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将其在华讲学推到**。
但是，与此同时，陈独秀却以《中国青年》为中心，发起抵制活动，使泰戈尔的整个讲学蒙上了阴影。陈独秀连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太戈尔》等十余篇文章；《中国青年》则出有专号，对后者的指斥不遗余力。他们不仅认为，泰戈尔是极端反对科学、物质文明和抵拒西方文化的东方顽固派，而且指斥他与梁启超等的研究系和“东方文化派”相勾结，无非要消磨中国青年革命的锐气和充当帝国主义的说客。陈独秀在文中借朋友的话说：“太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18]泽民也说：“他是印度的一个顽固派，纵不是辜鸿铭康有为一类老顽固，也必是当梁启超张君劢一类新顽固党的人物。”[19]林根干脆说，“科玄之争”后，泰戈尔被研究系请来，就是为了壮大后者的势力，并以空想玄虚的东方文化，“以磨灭青年与现实环境奋斗的革命精神”。[20]包括陈独秀的在内，许多文章甚至不惜作人身攻击。当然，更偏激的是，组织散发传单和冲击会场。这些都造成了讲学的不和谐与泰戈尔老人沉重的心理负担。他曾对胡适诉说委屈：“你听过我的演讲，也看过我的稿子。他们说我反对科学，我每次演讲不是总有几句特别赞叹科学吗？”胡适回忆说：“我安慰他，劝他不要烦恼，不要失望。我说，这全是分两轻重的问题，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尽人而悦’，是不可能的。”[21]
陈独秀等人担心泰戈尔过分颂扬东方文化和“精神文明”，会对革命青年产生消极影响，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反应过度，失之偏激。首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太过简单化。泰戈尔是著名的东方文化论者，他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容有过当，但意在反省现性并为被压迫民族张目，绝非是反对科学、主张复古的顽固派。他在北海欢迎会上说：“世人常谓余排斥西人物质文明，其实不然。西方的科学实为无价宝库，吾侪正多师承之处，万无鄙视之理。”[22]又说：“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由于“缺乏精神生活”，“故彼等咸抱一种野心，日惟以如何制造大机器，又如何用此机器以从事侵略为事。彼等对于率机器以食人之残酷行为，初不自知其非，且庞然自大”。东方人不应崇拜西方，不然必受其害。“吾人分所应为者，乃对于一切压迫之奋斗、抵抗，以求到达于自由之路”。[23]其主张的基本取向，并无大错。泰戈尔在本国不仅是著名的爱国者，更是革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成立的国际学院倡导东西方文化融合，享誉世界。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因之称赞他是殖民地国家具备自我批判精神的“伟大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民族主义队伍中的杰出人物”。[24]胡适也说，“泰氏为印度最伟大的人物”，他推动印度的文学革命，“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对于其他方面纵不满于泰戈尔，而于文学革命一端，亦当取法于泰戈尔”。[25]其次，是情绪化的抹黑，缺乏说服力。陈独秀诸人将泰戈尔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英美协会在六国饭店宴请泰氏，更被说成是新的铁证：“谁知太戈尔爵士之来于研究系的关系之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关系呢？”[26]但事实正相反，泰戈尔在宴会上的讲话，公开反对国家主义，批评日本展出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兵器，以为厌恶。并谓美国“只知有己，藐视他国，殊与耶教原理不符，并与人道有伤”。[27]泰戈尔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代言者。他在临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文明的危机》中，还在怒斥英国对中、印各被压迫民族的野蛮侵略。[28]足见，攻击多为情绪化的抹黑，并无根据。所以，负责具体接待并任翻译的徐志摩，动情地为泰戈尔辩护说：“太氏到中国来，是来看中国与中国的民族，不是为了部分或少数人来的。”[29]“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斗奋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斗奋。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30]至于将泰戈尔讲学说成是研究系因在“科玄之争”中失败，特意请他来为自己打气，胡适便不认同，他挺身而出，为之辟谣，自然是最为有力。他说，“这话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因为泰氏代表联系访华事在论战发生之前。“我以参战人的资格，不能不替我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31]
与陈独秀诸人的抵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与苏联的驻华使馆却竞相邀请泰戈尔访问本国。1924年5月10日，日使馆派人访泰氏，说：“中国既无人了解君，君何必久留此地？”[32]次日下午，泰氏应邀访苏联使馆，后者的代表极表欢迎访苏，并谓：“就政治上说，……本国对于世界被屈服之民族，极愿加意提携。且年来受西方物质文明之损害，亦复不少，实有共同合作之必要。就学术上说，则俄之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早唾弃物质文明，实与东方精神文明之旨相契合云云。”[33]日本的态度可不置论，但苏联对泰戈尔的态度与主张“以俄为师”的陈独秀诸人的态度，大相径庭，岂非耐人寻味并足资反省？
至此，不难看出，陈独秀提出的国民革命当团结“非革命”知识分子，结成思想界联合战线的重要思想，并没有坚持到底。他组织抵制泰戈尔的活动完全违背了自己这一正确的主张。上述邓中夏的偏激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了。事实上，从总体上看，其时陈独秀关于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思想远未成熟，上述几篇文章的表述反反复复，模棱两可，都反映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只钟情于和胡适等的联合，这不仅因为后者本来就曾是共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而且还在于他相信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有共同点（事实也是如此），在反对封建思想与军阀统治中可以合作。邓中夏也说，二者“是真新的，科学的”，[34]尽管前者较后者远为彻底。他们始终对梁启超诸人抱有戒备心理，这不仅因为后者的研究系背景，而且还在于他们主张“东方文化”，被目为代表封建思想。故邓中夏所谓：“在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时候，劳资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的见解，[35]同样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其思想的自相矛盾，只能说明他甫转向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正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现状和避免误区。
事实证明，陈独秀等人抵制泰戈尔的偏激做法，不仅没有结果，而且还使得他们原先设想的与胡适诸人联合的愿望，也进一步落空了。胡适从一开始便不接受陈独秀的善意。他后来回忆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因为二者“根本不相容”。[36]在泰戈尔来华前，陈独秀曾约请胡适为《中国青年》反泰戈尔专号写一篇文章，但遭到了拒绝。[37]胡适对抵制泰戈尔的做法甚为不满，在泰戈尔于青年会作第二次讲演开讲之前，他先警告反对者说：“外间对泰戈尔，有取反对态度者。余于此不能无言。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须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的意义。若并未了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昔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因为作为印度的最伟大人物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其革命精神值得青年取法。[38]在泰戈尔在京最后一场讲演会上，胡适再次陈词，对上一次讲演会上有人散发传单极表愤慨。他说：散发传单本身违反了言论自由，因为自己不同意就要赶客人走，“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泰戈尔的人格、文学革命的精神和他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都已令吾人敬意。即此不讲，其个人人格、人道主义精神、慈祥的容貌，也都足以令吾人十分敬仰了，何以要如此无理呢！[39]胡适、蒋梦麟诸人原先都不赞成接待泰戈尔，但现在却都与梁启超等人站在一起，共同热情接待前者；陈独秀、邓中夏想联合胡适等以进攻梁启超诸人的想法，最终也事与愿违。
不过，也应看到，对新诞生的中共来说，学会以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共二大提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固然开其后统一战线思想的先河，但远未成熟；其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国情出现偏差与不协调，并不足奇。换言之，上述的失误，并不影响她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联合战线主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其时中共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实际上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并且在实际上取得了促进国共合作与推进国民革命的积极成效。这是需另文讨论的问题；其二，中共发动的对泰戈尔的批判，固然有失偏颇，但它在广大青年中进一步高扬了反帝爱国的革命热情，也是应当看到的。此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后来犯错误，主要是表现为政治上主张妥协退让的右倾，而这里在思想战线上表现出的却明显是“左”倾。这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矛盾性。然而，无论如何，泰戈尔作为最后一位名哲讲学者的遭际，却又具有象征的意义：它再次突显了“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始终存在的深刻联系。
[1] 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555页。
[2]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697页。
[3]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到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33页。
[4] 同上书，88～89页。
[5] 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1），3页。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8），52页。
[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484页。
[8] 张东荪：《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1923-08-25。
[9]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414页。
[10] 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133页。
[11] 胡适：《论中西文化》，见《胡适全集》，第13卷，742页。
[12] 张东荪：《思想问题》，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06-23。
[13]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226～227页。
[14] 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载《前锋》，第1期，1923-07-01。
[15] 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载《中国青年》，第6期，1923-11-24。
[16]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366页。
[17] 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载《中国青年》，第15期，1924-01-26。
[18] 陈独秀：《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495页。
[19] 泽民：《太戈尔与中国青年》，载《中国青年》，第27期，1924-04-18。
[20] 林根：《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载《中国青年》，第100期，1925-10-10。
[21]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56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22] 《须发皓白之印度诗哲》，载《晨报》，1924-04-26。
[23] 《泰戈尔第二次讲演》，载《晨报》，1924-05-11。
[24]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3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5] 《泰戈尔第二次讲演》，载《晨报》，1924-05-11。
[26] 蔡和森：《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见《蔡和森文集》，436页。
[27] 蔡和森：《英美协会欢迎太戈尔》，载《晨报》，1924-04-26。
[28] 倪培耕编：《泰戈尔集》，36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29] 徐志摩：《太戈尔来华的确期》，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1卷，344页。
[30] 徐志摩：《泰戈尔》，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1卷，444～445页。
[31] 《泰戈尔在京最后的讲演》，载《晨报》，1924-05-13。
[32] 《泰戈尔第二次讲演》，载《晨报》，1924-05-11。
[33] 《泰戈尔有意游俄》，载《晨报》，1924-05-15。
[34]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载《中国青年》，第6期，1923-11-24。
[35] 同上。
[36]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全集》，第4卷，658页。
[37]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387～388页。
[38] 《泰戈尔第二次讲演》，载《晨报》，1924-05-11。
[39] 《泰戈尔在京最后的讲演》，载《晨报》，1924-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