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他们分别来自美、英、德、印四个国家。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者两多年，短则数月。主办者为此作了精心的组织与宣传：每位开讲之前，都安排中国学者介绍其学说梗概，预为铺垫；组织大江南北巡回演讲，配以高手翻译，场场爆满；媒体全程报道，许多报刊都辟有专栏与专号；讲演中译稿不仅全文刊发，且迅速结集出版，广为热销。因之，讲学一时风行海内，盛况空前。负责接待的张君劢曾兴奋地写道：“杜威来而去矣，罗素来而去矣，杜里舒之来亦不远矣。一美人也，一英人也，今又继之以德人。吾思想界之周谘博访，殆鲜有如今日之盛者也。”[1]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每年都有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在华讲学，每年都在学界与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热点；每位学者的影响自有不同，但作为整体，却构成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

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影响的结果。名哲讲学不仅在其时中国的语境下，传达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积极热情地回应充满新知渴望的中国思想界，故其讲学实际上已超越了单纯学术交流的层面，而形成了与后者的互动。由于国人见智见仁，各取所需，名哲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终至为其归趋服膺马克思主义和“以俄为师”，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围绕他们讲学，中国思想界会波澜迭起，乃至于引发了诸如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科玄之争”这样轰动一时的思想论战。无论自觉与否，名哲讲学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而且事实上也是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并构成了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惟其如此，研究名哲讲学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

学界对于名哲讲学虽然已有许多相关的研究，但多属个案。本文拟将名哲讲学视为整体的历史现象，作综合的研究，通过探究其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的联系，从一新的视角，透视此期新文化运动分化与演进的内在逻辑。

[1] 君劢：《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氏东来之报告及其学说大略》，载《改造》，第4卷第6号，192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