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是近年国内很热的一个领域，本书不是以生态理论的介绍与探讨为主，而试图在相关理论的启发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确立，提供一些必要的本土叙事文本资源，并试图进行初步的阐发。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在曲阜师范大学任教时，师长加同事的李欣复教授就曾几次热情地鼓励我们搞生态美学，而我们直到前些年才知道，一般认为，李欣复教授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的《论生态美学》，就是国内第一篇完整地论述生态美学的文章。[1]
可惜我们没有及早认真请教学习。
在中西方比较的视野中审视中国传统文学，聚焦传统生态叙事，阐发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语境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其范围相对说来，要比“古代文学”（上古时期—1840年）要大、要部分地在“近现代文学”（1840—1949年）中延伸一些。因而传统小说研究，主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疆域，也包括晚清近代小说，特别是民国时期沿用古代文学惯常题材、主题、观念创作的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传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毕竟有着数千年流传的历史，以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为主，虽有所拉伸超越，还是免不了后者具有的较为传统、稳定的研究模式和坚守这些模式的顽强。因此，相对其他相关学科，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用、新视角、新理论特别是与现实联系密切的“经世致用”选题，可能较易产生、产生较大的排拒心理，也不排除，坚守作家作品研究模式等一些“门户之见”的现象，在相关的一系列评价中发生。
著者持守多年的主题学研究方法，多借重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虽然处于“非主流”位置，但将“生态伦理批评”的理论用于传统小说，的确具有较大创新勇气，也得力于另一作者的宝物、灾荒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尽管，该选题所涉史料非常琐碎、庞杂，基础工程前期准备较长，实际上，早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已有所留意了。而恰如对中国灾荒史和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引领作用灾害史研究大家李文海先生所实践的，他认为对偏重史学为主的研究者来说，“学问是拿来用的”：
“有人认为史学文章只有离现实愈远，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才愈高，才能传之久远。不过，我倒赞成梁启超的主张……”“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做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2]
这段话很实在，促人思考。应该承认，尽管也有不少人主张研究应该多元化，然而由于文史研究具有某些远离现实的特殊属性，长期以来也有标榜为研究而研究、甚至自诩一些屠龙之术为高（以“无用”为“大用”）、把与现实功用距离贴近的视为学术性差的、跟风的。所以，真正在文史研究的语境中、在明确的前提下明言“学问是拿来用的”，也需要有些勇气的。
本书两位作者，正是试图挖掘宝贵的传统小说生态资源，唤醒、增进当今人们对生态保护的重视！让传统文史研究有些现实的实际用处。作者之一的老家在科尔沁草原——白城地区的安广草甸子和嫩江边上的大莱城，尽管有些盐碱地，也不乏水草肥美的湖泊（当地叫“泡子”，如月亮泡），那里很久就是鸟类、鱼类栖息的乐园，而九十年代后再回老家，昔日美好的自然生态却已面目全非，满目风沙笼罩下的苍凉荒芜，温馨记忆中那些小动物也很难见到了。尽管，我们古代文学——传统文学研究距离当今社会现实较远、较为疏隔，但作者将当代国外生态伦理批评用于传统小说材料，还是取得了学界的初步肯定。“国学”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疆域，应该是广阔的、多元的，将生态伦理批评运用到我国传统小说等叙事文学研究，非常有现实意义。
目前，译介学、比较文学领域多介绍一些国外生态文学作品、理论，现当代文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而古代文学此类研究特别是大面积较系统研究（尤其从过去二三流不入流作品零散材料整理做起的）尚不多见，并非有些古代文学作品从个案上说、从原有的文学本位价值尺度说，可能艺术性不强、文学史地位不高，其生态学蕴含就缺少价值，显然，倘若在生态主题学研究的视野中考察，能较少受到这些局限。本书虽属基础研究，但也牵涉到国计民生、生态观念的长期改进的大工程，生态问题十分严峻，而且愈益严重，我们子孙后代需要正确的生态观念陶冶！生态文学研究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
许多外来理论，若能在中国传统文学或学术中找到对应点，并能阐释一些带有系列性的本土材料，才真正能称得上被中国文化所受容。生态美学、生态伦理批评也是这样。直到前几年，对于这一理论是否能够建立自身的体系，也还是有争议的。如类似的说法就不在少数：“生态美学并不是一门可以独立的学科，就像实践美学、现象学仅仅是美学理论而不是美学学科一样。生态美学仅仅是一种针对生态危机和美学自身理论困境，希望用生态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自造美学新局面的美学理论形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美学和从美学的角度思考生态环境建设的美学理论。它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围、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生态美学是在生态学和美学的边缘之间产生的理论形态，也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3]本书作者很赞成这一说法。并且觉得，生态美学理论体系，需要建立在本土、特别是考虑到接受了外来影响的整体性、动态化和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本土实际上。于是，挖掘人们先前较少注意到的相关材料，初步运用生态美学理论试图阐发这些材料，就成为本书的主要任务。
正是出于上述这些考虑，我们觉得，在尚未整理较为完备的华夏传统生态美学资源的情况下，过早画地为牢，可能不太合适。因此，我们非常赞成朱立元先生的看法：“首先致力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念、理路、眼光、视角来审视、思索、研究、探讨文艺学、美学问题，应当是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效的选择。”[4]只是不妨也向比较文学、传统文学扩展一些。
在成书过程中，部分章节初稿梗概曾在《山西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苏州大学学报》《东南大学学报》《贵州社会科学》《东疆学刊》等刊物发表，谨在此表示感谢；同时，向为本书出版而付出心血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表示感谢，他们的勤奋敬业使得本书减少了不少疏漏。
作者
2013年11月于大连
[1] 一说，许贤绪1987年在《中国俄语教学》上的《当代苏联生态文学》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研究的开始，早期重要的批评论文为2002年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参见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辽宁大学学报》，2009（1）。但本书认为此说中的前者，不过是介绍国外研究的；后者则时间较晚。不过本书非常同意该文说国外理论构建了中国生态研究的理论基础，“没有国外理论的评介与分析就没有中国的生态文学及批评”，很准确公允，本书非常赞成。还有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6年第5期）认为：“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品格与生态环境的联系。曹顺庆在《中西比较诗学》开篇就以农业性的内陆地理条件和商业性的海洋氛围作为养育中西方诗学的摇篮，并一路生发开去，论述了由此带来的中西艺术的本质、起源、思维等方面的不同特性。”按，曹著为1988年面世的；胡志红博士较早撰写的生态学博士学位论文，即为曹顺庆先生指导。而覃新菊《我国生态文艺学研究述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皇甫积庆《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武汉出版社，200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分别为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专著和第一部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专著。而事实上，至少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1999）、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当为更早。
[2] 户华为：《“历史并不遥远”——追忆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6月13日第5版。
[3] 罗卫平：《国内生态美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湘潭大学学报》2005（2）。
[4] 朱立元：《我们为什么需要生态文艺学》，《社会观察》2002年增刊。参见党圣元、刘瑞弘选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