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怪牛、神牛形象的虚实参半的想象，往往洋溢着浓郁的异国情调。与产于水中的神马相对应的，则是同样与龙有缘分的神牛。金木散人《鼓掌绝尘》第十七回描写，有一种火睛牛就出产在西番：“那个所在，专出海犀，海犀若与龙交，就生出这一种来。故虽形状生得狰狞，从来不会伤人。其性最热，皮可御寒，胆最贵，人得了系在身边，能驱诸邪，瘳百病。……只为当初汴京有个曹容参将，出征西番，闻得此兽好处，遂带了雌雄一对回来。那（哪）里晓得雌的不受龙气，生出来的就是水牛。”这是一个与水中出神马传说相映衬的模式。而宝马出入于河中，则不仅是中国自汉代史书就载录盛传的，也是佛教的古远传说。有关专家早就指出：“古人常说良马出于水中”，“应视为产于近水源的草地”。[1]
以牛作为心中的异兽模版来认知、想象和描绘，是明清小说中常见的营构积习。清代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乾隆巡幸江南记》）第四十三回描写，海波国王在被平伏后上表称臣，进贡该国土产山兽名曰“金鳌熊”，其身材“牛头如鼠，有八尺长四尺高，金毛遍体，力大无穷”。这时山东举子和广东武举因为前者争路发生纠纷，陈宏谋就想得一计，命两省举子齐往教场，有能打胜金鳌熊者，争回马路。次日双方来到教场，山东人姚文升出手不利，被金鳌熊咬死，众人围攻，“反被金鳌熊抓伤举子无数，是时山东人皆逃走，无敢近前”；而广东香山人赵虎眼快手疾，一拳打到金鳌熊尾骨，“登时四肢麻软，喊叫如雷，赵虎乘势擒上金鳌熊背，一手揪住鬃毛，双足将他夹住，一手照头乱拳捶下，问他肯服否？他觉古怪，竟晓人言一般，四足伏下，把头乱叩，如服教一样”[2]。于是马路被官府裁断为广东人所用，别省不能争夺。从这一母题的叙事中，也看出作者的倾向性和岭南区域文化心理。这里的“金鳌熊”又被称作“金鳌犼”，其乃是如牛状怪物与“犼”的结合体。后者《集韵》称：“北方兽名，似犬，食人。”即华表上的蹲兽，实际上来自西域和印度，加上狮子、野牛等特征，演变成一种头如牛身如鼠的怪兽。
有关山水幽僻之地的仙乡洞穴传闻中，牛，也是一个时或出现的动物形象。牛的野性印象，往往增强了它可能被赋予的神怪特性：
徽郡黄山，多深穴，传龙潜其内。每值旱，土人缒下取水出，即投铁穴中，雨随至。雨足，取瓶水倾之，立止。乾隆辛未（1751年）夏，经月不雨，众登山觅龙穴，遇一老叟指其处。有吴姓者下取水，绳断坠。穴内无水，但见亮光如月，迹之行里许，渐开朗，奇花异卉，目所未睹。有野果一丛，形如枣，色黑，采食之，甘芳满颊。复行里馀，有物类水牛，狰狞可畏，络绎不绝若酣卧者，乃蹑足而过。光渐暗，路亦渐狭，蛇行数十步，顿觉天日晴朗，审视，已出洞外，众见之，竟呼以仙。吴愕然问故，众曰：“洞名‘仙人洞’，向无入者，今子自内出，非仙而何？”询其地，属太平郡，去歙六百余里。木叶黄脱，已届深秋。奔归，妻女皆著缟素，见吴至，哗为鬼。吴述其由，乃惊定而喜。母以思子卧病，取洞中果奉母，食之病立愈。母子今尚在。[3]
故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络绎不绝，“狰狞可畏”的类似水牛的怪兽，引起人恐惧的无非就是具有攻击性，而它们没有攻击故事中的“吴姓者”，岂非偶然？此乃这一“洞穴仙乡”母题的审美核心。怪兽的漫不经心、优哉游哉的特性，符合人们久已有之的“仙乡想象”，其因神秘的生态空间而带有了“仙性”。
明代邓志谟《铁树记》（《新镌晋代许纯阳得道擒蛟铁树记》）第十四回《孽龙精入赘长沙，许旌阳六次擒蛟》即写孽龙逃走后，许真君慧眼看到江浒上孽龙化为一黄牛，卧于郡城沙碛之上，就准备化为一黑牛，与之相斗，命甘战、施岑二人提宝剑潜往窥之，候其力倦，即拔剑斩蛟，届时真君化成此牛，到沙碛之上与黄牛相斗，甘、施二人蹑迹而至：“正见二牛相斗，黄牛力倦之际，施岑用剑一挥，正中黄牛左股，甘战亦挥其宝剑，斩及一角，黄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真君此时未除，此角后乃变一牛，在黄牛洲与马当相对，常常出来害取客商船只，此不在话下。”即使是一只牛角，也要化为牛妖（实为头部类似牛状的水怪）继续危害人类。这故事承继了早自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的蜀郡太守李冰斩蛟，化身为苍牛同江神（也化身为牛）相斗的故事。
关于二牛相斗实为二龙相斗的故事，不仅久远，也是一个跨文化的母题，而且今日还有新的传闻。在河神所化身的动物中，牛的身影经常出现。尼罗河河神阿庇斯（Apisi）是牛，古希腊河神阿刻罗俄斯也是牛：“阿刻罗俄斯河曾变形为三种形象向她（得伊阿尼拉公主）求婚。最初变为一只牡牛，其次变形为有着闪光的龙尾的龙，最后则是一个有着牛头的人形，在多毛的面颊上流着泉水。……”[4]而据《青海日报》1984年1月4日的报道，桑错湖里出没着“湖泊牛”，说的是这年7月23日11时久治县三位干部经过湖边时，目睹三头淡青色，被阳光“照得全身闪闪发光”的大牛（大于黄牛，小于牦牛）正在走动，见人来“先后跳进湖里，在水里游得很快，就像是鱼在水中一样”。当地牧民说“这种怪物出现并不稀奇，他们常看见这种东西在湖边、水中”，而据说：“在达日县桑日麻乡错阿达拉湖泊群里也常发现这种所谓的‘湖泊牛’。”[5]湖水中的牛，让人追忆牛神话的古远传说。
其次，野牛与近似牛的怪兽，也常常作为牛意象的诡异一面的补充。对于西域风光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厚感情的纪昀，也曾回忆到在那遥远新疆的众多野生动物中，野牛最有代表性，他将野牛与野马、野骡、野羊、野猪等参照，而野牛因其“猛鸷”的性情习性而居首：
乌鲁木齐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为群，角利如矛矟。其行，以强壮者居前，弱小者居后。自前击之，则驰突奋触，铳炮不能御，虽百炼健卒，不能成列合围也；自后掠之，则绝不反顾。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随之行止。尝有一为首者，失足落深涧，群牛俱随之投入，重迭殪焉。……又有野猪，猛鸷亚于野牛，毛革至坚，枪矢弗能入，其牙铦于利刃，马足触之皆中断。吉木萨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辄被伤；常率其族数百，夜出暴禾稼。参领额尔赫图牵七犬入山猎，猝与遇，七犬立为所啖，复厉齿向人。鞭马狂奔，乃免。余拟植木为栅，伏巨炮其中，伺其出击之。或曰：“傥击不中，则其牙拔栅如拉朽，栅中人危矣。”余乃止。[6]
这一带有明显“异国情调”的叙事，特别强调两种西域野生动物：野牛野猪，如何与中原的不同，更为具有原始野性，也似乎更为神秘的自然之力的表现。而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作为华夏中原人的眼光注视这些蛮荒现象及其谈论的方式，实际上带有形象学的意味，他是有意识地强调西域同中原内地的不同，新奇与传奇兼具，蛮荒之地原生态野生动物之野性的描绘。
也许受到上古时代灵兽麒麟的感发，爱屋及乌，人们对构成麒麟原型之一的牛，也常常相信并传扬着类似麒麟之奇兽的传说，清代人对此依旧津津乐道：
松潘镇总兵闪殿魁，直隶昌平人，光绪庚子（1990年），于马厩中获一兽，遍身有鳞，状若麒麟，而独角，长九尺，牛趾而马腹，其驯亦似麟。镇署当东，兽自西来入马厩，马初哗之，既屡来，则相安。兽不畏人，牧人皆得近之。或祝曰：“子果麟耶？当朝出晚归，勿惊吾马。”兽果如约去。翌日复来，牧人以白闪，闪因维絷之，而说其状，邮闻于川督奎俊。奎令解省，将以闻于西安行在，意谓两宫将狩蜀，故麟呈其瑞也。后不果献。[7]
这类观念诉诸通俗小说，就出现了一些带有恐怖色彩的怪兽形象，如清代以中药名作为人物名的《草木春秋演义》第十二回写黄芪领兵进入武当山：
忽听豁噶腊喇一声响亮，如天崩地塌，一阵疾风，祥光满目，只见凹中跳出一双异兽来，如水牛一般的大，身上有鳞，其色乃青，头上生出二角，目似铜铃，鼻如灵芝，口若血盆，腮下一部黄须，尾似拂尘，四足放出亮光，行走处步步金钱，真罕见也。黄芪见了，大大吃了一惊，对众兵士道：“此物不知什么妖兽，必定在此作怪，待我来捉住他。”那黄芪急忙拿了一根棍子与那怪物赌斗，那个怪物大叫一声，在山中盘旋跳舞，浑身有毫光瑞气。……[8]
后经天仙子提示，原来这个正是经常来听师父威灵仙说法的灵兽“麒麟羯”。后威灵仙赐给铁线草一根，穿入怪兽鼻孔中，与黄芪收服了麒麟羯，成为黄芪的坐骑：“上山下水，如同平地而行，黄芪坐在背上唯听耳边呼呼风响，行走如飞，顷刻之间已下了山。”连同手中的大刀，这高大的异兽烘衬得黄芪如天神一般。
最后，牛形象，也常作为一个群发性想象中的一种，往往同其他动物意象并体。如明代天启年间的小说写胡参谋自夸其宝剑来历，似乎这兵器的能量与其当初锻炼的出处、过程至为相关：“此宝变化多端，神通广大，是俺向游蒙阴遇孙膑先生所授”，并解释：“历代神师圣相，皆是出有入无之圣贤，……孰谓孙膑先生不在人世耶？但无缘者不能见耳。”于是“将宝剑化作一条龙，他这条龙比妖人草龙不同，他这剑乃是先天水火锻炼宝贝，变作一条龙，明明白白三停九似，怎的唤作‘三停九似’？头至颈为一停，颈至脊为一停，脊至尾为一停，便是‘三停’。怎么唤作九似？发似马，角似鹿，头似牛，鼻似狮，眼似虾，鳞似鱼，爪似鹰，尾似蛇，耳似鹿，便是‘九似’。”[9]可见，就如同麒麟、龙之类的想象中的灵异动物一样，牛，赫然侧身于这些神奇动物之中，也不是没有神性色彩的。于是，牛意象因其固有的怪异性与日常性的综合，也往往被人们“就近取材”，在那怪模怪样的头部的角、神情上大做文章。
某些神性动物为混合怪兽这一观念的生成，离不开人类某些民族根据自己区域文化特征的体认，其中，特定的动物性与人性价值往往被共同注塑其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
当巴比伦王国接受了埃及的神祇时，混合的动物就出现了，诸如山羊和公羊等动物被赋予了鱼的身体和尾巴，以象征来自波斯湾的水中。当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摩羯传到印度时，它又获得了更多的属性：除了绵羊头、公牛头、山羊头或狮子头之外，还有象头。那种在印度被称之为玛卡拉的鳄鱼状混合型动物与真正的鳄鱼混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在巴比伦王国，通过把不同动物的属性混合在一起，创造出混合型的怪兽，使动物的形状更能象征国王和神祇的超人力量。因此，一种怪兽可以由狮子的前部和鹰的翅膀和爪子以及鱼鳞组成。一旦开始了这个过程，就像早先在埃兰和苏美尔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在埃及那样，这种奇特的组合就没有止境了。这种奇特的风尚从它的最初诞生地传播到印度、中国和欧洲，而且在印度支那和马来群岛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形式后飞跃了太平洋，因此，公元8—13世纪广泛流传于爪哇和柬埔寨的奇特地组合在一起的蛇、象、鳄鱼和鹰以及各种花卉图案也同时突然出现在中美洲和秘鲁。龙及其奇特的子孙——怪兽——都是老国王埃塞里斯的表现形式，并且都是为了具体表现其控制生命之水和再生力量以及避免危险的神奇力量的最初尝试。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动物的神秘象征意义对艺术构思和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0]
对于龙何以为混合怪兽的认识，有助于对于牛的神性特征的总结。因为牛可谓是人类最经常接触、最为实用的家畜之一，体形相对庞大，又有利角和目光炯炯的大眼睛，特别是易于发狂的好斗的习性，其易于跨国界、跨文化地给不同地区族群的人们深刻印象，并以此为基础构成怪兽的某些联想。
香港学者黄汉立先生指出，夏敬渠《野叟曝言》第三回叙述西湖出蛟，有“首大如牛”（按，原文为：“忽见水面浮出一物，首大如牛，浑身碧毵毵的，毛长有尺许，身子笨重，在那里淌来淌去。……”）之文，与《蜀山剑侠传》四十一集二回“是一独角牛头形的怪物”，及青城（按，即《青城十九侠》）十一集四回一则曰：“牛首蛇身”，再则“牛头蓝眼周身通红，有小圆桌粗细的怪物”等叙述，颇为接近，“已知还珠或曾阅是书”。[11]事实上，还珠楼主也未必自觉地进行一种“点”与“点”之间的历时性互文，牛首怪物的描写是系列性的。而牛为怪兽，当然也包括对于水中牛状怪兽的描述和想象。
将致发洪水的“妖蛟”，理解为近似怪牛的形状，又见于还珠楼主《武当异人传》第二回《长笛暗飞声，明月梅花联爱侣；流霞腾幻影，疾风雷雨斗妖人》，其写崔晴和绿华发现那个“身材长大，奇形怪状，似龙非龙的怪物”已被天雷击毙：“长约十丈，生得似龙非龙，牛首独角，通体暗蓝，满布逆鳞，颈侧生着四片形如满月的肉翅，底下八只五六尺长的连蹼利爪，血口张开，赤舌如钩，形态十分狞恶。……”
相比马形象来说，牛的模样怪异的成分显然更多，兽性的成分给人的印象也显得更强烈，这与蛟龙头部与牛头形貌相像有关，同时离不开牛为怪兽的文学传统和民俗记忆，而小说戏剧中的“牛魔王”等形象传播普及，播于众口，也与此动因不可或缺。此外，也有的怪牛，表面看来没什么异样，只是来路不明，引人心怀悬疑，可这怪牛后来的行为却更加诡异：
小奴玉保言：特纳格尔农家，忽一牛入其牧群，甚肥健。久而无追寻者，询访，亦无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三四，偶跨此牛往亲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径，负女渡岭蓦涧，直入乱山。崖陡谷深，堕必糜碎，惟抱牛颈呼号，樵牧者闻声追视，已在万峰之顶，渐灭没于烟霭间。其或饲虎狼，或委溪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贪攘此牛，致罹大害。余谓此牛与此女，合是夙冤，即驱逐不留，亦必别有以相报也。[12]
牛作为家畜一般说来是温驯的、令人信任的，然而这一起怪牛打入人类社会，裹挟主人少女而走的故事，却有些令人意外，倒是非常接近古希腊神话中宙斯“诱拐”少女欧罗巴的故事，体现了民俗记忆中对牛的深层崇拜和潜意识之中难以磨灭的恐惧。
[1] 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修订版），第73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2] 佚名：《圣朝鼎盛万年青》第四十三回《安福战败飞龙阁，赵虎收伏金鳌犼》，第38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 王椷：《秋灯丛话》卷十六，第276页，济南，黄河出版社，1990。
[4] ［德］斯威布：《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楚图南译，第183—1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5] 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第728—72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6]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第2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二册《动物类》，第55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驷溪云间子编：《草木春秋演义》第十二回《斗异兽黄芪遇仙，威灵仙传宝刀甲》，《天女地魅》，第348—34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2。
[9] 清隐道士（沈会极）编次：《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第四十八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
[10] ［英］埃利奥特·史密斯：《人类史》，李申等译，268—2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 《严迪昌、黄汉立论还珠楼主书札》，张元卿、王振良主编：《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研究文集》，第60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12]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第2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