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档案 ☆

片名：沉默的羔羊

外文：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导演：强纳森·德米

编剧：托马斯·哈里斯（原著）、泰德·泰利（剧本）

主演：安东尼·霍普金斯、朱迪·福斯特等

上映：1991年2月14日

国家/地区：美国

片长：118分钟

获奖：获第6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奖，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最佳剧情片金球奖，全美电影评论家联合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奖等

电影《沉默的羔羊》是根据美国著名的犯罪小说作家托马斯·哈里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在电影里，罪犯“水牛比尔”用极其残忍的手法杀害了五名女性。朱迪·福斯特饰演的FBI探员史达琳奉命调查这个案件，在调查的过程中她接触到另一个更加残忍也更加难以应对的高智商罪犯——原精神病医生“食人魔”汉尼拔·莱克特。两人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信任与默契，莱克特答应史达琳助其找到“水牛比尔”，作为交换条件史达琳必须对他说出自己的童年经历。之后，史达琳凭借莱克特的帮助一步步接近真凶，而莱克特则利用警方的疏漏越狱成功。影片最后，在“水牛比尔”的房间里，经过胆战心惊的搜索与反搜索的较量之后，吓坏了的史达琳根据“水牛比尔”扣扳机的响声来源击毙了他。而莱克特则到了国外，开始实施他的复仇计划。

《沉默的羔羊》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三部同时获得五项分量最重的奖项的影片。在上映之前，它的家庭录影带版就已经普及，由此可见它是一部被几乎所有观众都强烈认可的影片。它也在希区柯克之后，时隔几十年再一次证明了恐怖片的价值与无与伦比的魅力。《沉默的羔羊》无意中给之后恐怖片的面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和犯罪小说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所以，不妨先看待一下犯罪小说与恐怖片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最大的也是最相通的地方在于重现人类的恐惧之情，因此，不论是凶手、受害人还是受众[15]，都前所未有地被同一种情绪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这种程度上说，恐怖片可能是最“引人入胜”的电影类型了。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在火、雷电、洪水等自然力量下胆战心惊，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的生存，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产生了神话图腾崇拜等最原始的文化现象。白驹过隙，人类转眼间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21世纪的人们充分享受着科技文明带来的重重保护，可是，这种对生命消失的恐惧本身，是否消失了呢？答案不言而喻。生命的消失看起来还将继续存在，而人类却越来越“娇生惯养”了。这种情况下，人类对付自己恐惧的方式，无疑也显得有些“小打小闹”了。对比人类祖先创造神话与图腾的气度、自信与勇气，现在的犯罪小说与恐怖片更像一只胆小的松鼠在玩向狗熊洞扔松果的游戏。更加引起悖论的是，这种游戏从一开始就是被人工制造出来的，就是用来消费的。换言之，恐惧变成了惊吓，玩游戏的人互相之间心知肚明。可是人类生命面对的威胁，却并没有消失。犯罪小说与恐怖片揭示了一个真相：现在威胁人类安全的大都是同类。《沉默的羔羊》中的“水牛比尔”，在美国也确有原型。[16]

因为成本、风险、意识形态、社会伦理等问题，小说所涉及的内容与结构，往往走到电影的前面。《沉默的羔羊》为恐怖片所做的突破，大部分要归功于托马斯·哈里斯的小说。《沉默的羔羊》第二部《汉尼拔》同样由他操刀创作，并取得了上亿美元的票房，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但是电影的影响更大，这也是电影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在渲染气氛和心理冲击上，可能还没有其他的艺术形式能够与电影相比。而恐怖片，在这方面又是电影中的佼佼者。

《沉默的羔羊》带来了恐怖片新的模式。其一，凶手不再像《疤脸大汉》与希区柯克的电影中那样还活在正常的社会结构中。以莱克特、“水牛比尔”为代表的这类罪犯，全都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甚至仇恨整个人类社会——那是容易引起他们的愤怒与杀欲的地方。他们的作案动机也不再是因为利益，而是人类最原始的原罪与狂热的混合体。杀人对他们来说往往带有某种宗教般的神圣性，比如之后的《七宗罪》。也正因如此，他们把杀人做成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仪式，比如莱克特把狱警像堕落天使一样吊挂在监狱笼上。总结这些凶手的特征，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所做的事与历史上法西斯犯下的暴行一模一样，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发现。也许，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冰冷分裂的后现代洗礼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裂痕已非人力所能阻止了。

《沉默的羔羊》中另一个模式是警匪关系的改变。以前双方之间的力量是不平衡的，邪恶无论多么残忍狡猾，最终也会被正义打败。而在以《沉默的羔羊》为代表的影片类型中，双方的力量翻转了，凶手集残忍与高智商于一体，往往令正义的一方费尽心力或者束手无策。在之前的《唐人街》里这种无可奈何般的关系就初露端倪，而在《七宗罪》中大卫·米尔斯最后终于还是开枪了；史达琳甚至干脆用一个罪犯的智慧去抓捕另一个罪犯。不过在《沉默的羔羊》里，史达琳与莱克特的关系又不是那么水火不容，他们互相欺骗互相利用以至于最后惺惺相惜。而在托马斯·哈里斯之后的续作《汉尼拔》里，作家直接写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爱情。这两人之间一言难尽的关系之关键，还在于莱克特：霍普金斯出色的表演，使汉尼拔虽然只有20分钟左右的出场时间，但已经成功地成为影史上最特别的形象之一。他兼具理性与嗜血，比起作案他更喜欢探查人的心理并用此击溃之。他仿佛已经从暴力中超脱出来，无限地接近于撒旦的境界，以窥探人性的弱点为己乐。史达琳在他的诱导下敞开心扉，他竟因此十分欣赏史达琳的智慧和勇气。他虽然邪恶，但是给史达琳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对她来说不知是好是坏。关于霍普金斯的表演，著名的影评界罗杰·艾伯特十分赞赏，他说：“在《沉默的羔羊》里安东尼·霍普金斯甫一出场，我就感受到了他身上那种明显的存在了很长时间的邪恶。他虽安静地站在自己的小笼子里，双臂靠在身边，但我们会立即感受到他站在那里不是因为警惕，而是在休息——就像一只狂暴而对潜藏于体内的残忍十分自信的动物。他说话的嗓音拥有一种令人恼火的精确性，以至于使人们相信，他可以毫不费心地去处理那些智力平平的普通人。”[17]这正印证了精湛的表演可以带动剧情的看法。

《沉默的羔羊》还有一个模式体现在对结局的处理上。它不同于以前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理念。在影片结尾，“食人魔”汉尼拔·莱克特还是没有被抓住，继续实行犯罪。在犯罪恐怖片中，从《唐人街》为代表的那个时期开始，这种趋向就越来越明显，到《七宗罪》时已经成为一种风潮。它一方面是类型片本身突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人类对罪恶的认识也越来越趋向于理性。

导演强纳森·德米对这部影片也功不可没。综观整个故事，不论从结构还是场景的设置上，都非常精练。对气氛的营造，场景的前后呼应与多重运用，都表现得非常老到。从镜头上看，影片用了很多跟拍的长镜头，这种镜头特别适合用于恐怖片表现人物的心理。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跟拍史达琳训练的长镜头，这一方面交代了她女强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她之后要克服艰难险阻。在接受案件之后，有一个跟拍她与奇顿医生去见莱克特的长镜头。这个镜头用通道的悠长曲折来表明犯人的危险程度，两人最后在一片红光中站定，这更加强调了史达琳即将面临的危险。影片在第一次正面叙述“水牛比尔”作案时，用了远景，受害人走到墙边时房间的窗户上有一只猫在叫。众所周知，猫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被看作能够预知危险的生物。它在向主人示警，可主人并不知道，这更加加剧了观众的紧张心理。之后这只猫又帮助史达琳发现了重要线索，前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莱克特被转移之后他所处警局的电梯标志。那是一个类似于钟表形状的标志，还有一个剑形的指针。开始的时候，这个剑形的指示器被用来显示警局的威严。之后，这个指示器又成了警察抓捕莱克特的线索，发挥了多重作用。史达琳在奇顿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比尔割了第五个人的皮”的剪报，之后又出现在了“水牛比尔”本人的家中，这中间同样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尤为精彩的是，影片在处理抓捕“水牛比尔”时用了三组平行蒙太奇的手法——水牛比尔与议员女儿的博弈；FBI小队突击凶手；史达琳独自调查。三条线索最后在FBI小队突击失败之后汇合到一处，营造了强烈的戏剧性。也是从此开始，影片的紧张强度逐步升级，到最后史达琳击毙“水牛比尔”戛然而止。

《沉默的羔羊》以其非凡的艺术成就证明了恐怖片的价值。但如果一部恐怖片仅仅是“吓人”而已，那么它充其量也只是一道消费的“快餐”。而《沉默的羔羊》里渗透出来的关于人性的恐怖表现，以及进而带来的关于人性的思考，才是拍摄一部恐怖片真正需要注意的关键。“水牛比尔”死后有三个空镜头，第二个空镜头是一面倾斜的美国国旗。谁能否认，导演不是在借这个空镜头，来表达自己对美国社会的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