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仍需巩固。执政官的十年任期已过两年，然后一个竞争对手会取代他的位置。他必须赢得民心，却又有些不屑。对一个和外国君主打交道的国家元首来说，那是个什么样的处境呢?他们不会认真地对待他，远不及美国总统。他反复考虑着这些问题，然后向参议院下达命令。
百依百顺的参议院现在提议，一定要让首席执政官在本届期满到时继续任职十年。但他诱使他们提议执政官终身任职。但他像恺撒一样谨慎，说这事要提交给“人民”来行使主权。举行了公民投票，有将近四百万张赞成票，只有少数有勇气的人投了反对票。现在惟有他有权签署与外国的条约；唯独他才能任命参议员，参议员又有权解散议会；他还受权任命自己的继承人。发现欧洲国王都戴着王冠，他便用这样天真的谬论来安慰自己：“从今以后，我们都一样，他们也只统治一生!”
然而，决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忠心。他凯旋进入卢森堡宫时，甚至在巴黎也很少有人公开喝彩。事后他对警务部长说：“你为什么没有事先唤起舆论?”富歇说：“我们仍然是古代高卢人的后代。据说他们既不能忍受自由，也反抗压迫。”
“为什么?”
“从你最近的一些做法上，巴黎人感受到了自由的丧失和专制主义的倾向。”
“如果我没有权力成为主人，我不会愿意统治六个星期!”
“你只要保持仁义理信，”老谋深算的富歇（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表现出这些品质）回答说，“你很快就能重赢民心。”
“舆论变化无常。我知道怎么使其对我有利。”波拿巴转身背对着富歇说。
像这样谈了两分钟，拿破仑下定决心。他免了富歇的职，但不是因为害怕这个前神职人员（恰恰相反，他看不起他）。他将警务部职能转交给司法部，“因为我想让欧洲看一看，我采取和平政策，法兰西人真诚地热爱我”。我们应该开始习惯于他冠冕堂皇地掩饰其政策。为了堵住富歇的嘴，他任命他为参议员。离职时，富歇向执政官透露了一笔二百五十万法郎的储备基金，波拿巴大吃一惊，告诉他把这笔钱的一半留下来“以慰劳他”。在候见室里，即将离去的富歇窃喜咧嘴而笑，将没说出来的剩余的储备金和首席执政官赠送的礼金加在了一起。
这就是波拿巴处理一个危险人物的办法，这个人知道得太多了。他可以采取措施转移公众舆论。正是因为他决定不欠党和人民的情，他才要求公众批准任命他为终身执政官，就像政变之后他曾寻求民众的同意一样。事情的结果使他确信大革命已经结束。“这样向民众征求意见一箭双雕。除了进一步确定执政官任期的延长之外，它还告诉世人我的权力从何而来。”这一说法表明，他意识到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处于危险之中。他将至死都受此问题困扰。
像古罗马大将军一样，波拿巴想集权于一身。但罗马人掌权是因为他是军队指挥官，而拿破仑是因为他有最高的效率。所以，他的权力基础是人民。他想当古典意义上的“暴君”，但他想成为民主选择的暴君。人民作为权力的来源，将把权力交给拿破仑。但无人比他更清楚这一类把戏的弱点，但这是时代所迫。波拿巴毕竟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一革命原则：权力必须交给有才能但卑微的人，因为到哪里能找到一个比他自己更有才能的人呢?但他并不满足于用才能获得权力（这一才能给他带来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胜利，并掌握了权力），他以公民投票使这一令人赞赏的来源变得匪夷所思，觉得从道义上来说是迫不得以，甚至以为他这样做是洗清自身。如果说波拿巴挽救了大革命，他肯定是断送了共和国。
这些想法不是思忖而得，而是来自一种在古代生活中寻求刺激的情绪。如同把他吸引到东方去的情绪一样，和政变那天使他在议会面前出丑的情绪一样。“你的位置在普卢塔克所描写的人物之列。”波拿巴刚刚成人时，第一个了解他的人这样说。他需要的是古典时代，那时天才不应唯唯喏喏，而是主动去抓权在他圣克劳德的工作室里有两尊胸像，一尊西庇阿的和一尊汉尼拔的。没有任何职位比罗马皇帝或哈里发的职位更匹配他的气质了。
政变之后，波旁家族立即直率主动与他表示友好。希望借助一臂之力，这一要求重复了三次，并拿出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然而只有第二次才回了信：
“先生：来函收悉，感谢你提到我的美意。你的返回要付出十万条性命的代价。为了法兰西的和平与幸福你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名字将被铭刻。我对你家的不幸并不是麻木不仁……我将竭尽所能帮助你。波拿巴。”
拿破仑对旺代的保皇分子的反应则不大相同，因为他想把他们拉拢过来。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命运的主宰穿着旧绿上衣、头发凌乱地向他们表示友好的时候。
“到我这边来。我这里充满生机!……你们曾为王侯卖命……但他们根本没有得到荣誉。他们如何不趁势征战？”
“他们由于政治原因滞留于伦敦。”贵族们回答说。
“他们本应乘坐能够搞到的第一条渔船渡过海峡。”据报道，他异常兴奋地回答，并且“他的声音像是发自肺腑”。这句话还暗指世界史上的一次事件，刚刚平息，拿破仑还记忆犹新。这话的语气很适合这位勇敢的冒险家，他曾乘坐一艘小帆船渡过波涛起伏的地中海，穿过敌人的舰队上了岸，然后把权力夺到手。这个年轻的奇才利用自己的才能将整个大陆搅得天翻地覆!
“你想当将军还是省长?如果你到我这边来，你和你的一帮人应有尽有。你觉得穿上波拿巴的上衣是十分耻辱吗?……否则我就率领十万人马攻打你，把你的城镇烧成废墟!”
“如果那样，我们就奉陪到底。”伯爵坚定地回答。
“你敢威胁我?”他叫道——极其愤怒。但得到一个切合实际的回答后，他又镇静下来。贵族使者悻悻而去，被他那外国口音和奔驰的想像搞得头晕眼花，这一想像使他把问题弄得极为复杂，常常使人难解其意。
执政官仍然诱使大批的流亡贵族回来，为他们做好适当的准备，以此来消释他们的敌意。四万个家庭很快返回。与此同时，他与雅各宾派谈判，尽管这些人的深奥理论足以毁掉二十个政府。他相信那些中立的人肯定会支持他，因为民众在他的统治下感到安全。巴黎不再是一个平民的拘留营，他（一个仁慈的暴君）正尽力掌控大局。
看看他发布的命令：
“如果天气像一七八九年那样严寒，你们要在教堂里和市场上生上火，让更多的人取暖。”“天冷肉价上涨，我们要在巴黎提供工作机会。继续开挖乌尔克运河，建德塞码头，铺偏僻街道的路。”“法律规定使所有乞丐下狱。如果能这么做，我们的行为就是野蛮和荒唐的。逮捕他们当然是为了给他们职位与粮食。我们要在每一个省建几个收容所。”“有大批失业的制鞋匠、制帽匠、裁缝和鞍工。要保证每天做五百双鞋。”他写信要求国防部为炮兵提供补给品。给内务部长的信：“我们要在本月假期前提供工作机会。命令在五月和六月，圣安托万的两千工匠要提供椅子、五斗橱、扶手椅等……明天提交计划，以便马上开始行动。”
他看到一项地方法规，规定穿工匠服的人不准在杜伊勒利宫的花园里行走。他立即撤销了这一规定，他听说一项关闭公共阅览室的建议：“我决不允许出现此类的事。我没有忘记我自己的经历，有一个可以在里面看报纸和新近出版的小册子的暖烘烘的房间，是很有用的。我不准穷人被剥夺这些享受。”在法兰西剧院，正厅前座票在星期天要很便宜，“这样普通人就可以观看演出”。法兰西禁止设赌场：“它们会毁了家庭，我决不容忍它们。”
根据他的新教育法，他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各种公办学校。将设有六千个公费奖学金名额，其中的三分之一要留给上进入士的子弟。三年之内就建成四千五百所小学、七百五十所中间学校和四十五所公立中学。他给法兰西以从中挑三分之一的人成为首批参议员的荣誉。内务部奉命起草名单，包括“十名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等，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值得资助”。他命人作画描绘他战斗佳绩。对于国家这样管理艺术，他解释说：“人们抱怨没有文学作品是内务部长的错!”
但如果他给各行各业的人带来富足安定，这个雄心勃勃的民族还有追求名望的机会吗?如果不再有战争和宫廷生活，法兰西人要怎样满足其虚荣心?他的解决办法是设立荣誉勋位。
这一勋位将产生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因为那些发誓反封建反复辟的人不大可能会反对波拿巴。而且它旨在为所有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授予荣誉称号。所以，他让一位自然哲学家担任总管。国务委员会里有人提示他，说这些荣誉勋位与剔除掉的陋习之间有密切关系，他极为严肃地回答说：
“我相信所有共和国都有此荣誉称号。你们说那是儿童玩具。那好，成年人是受玩具引导的。我不会在公共场合说这话，但我可以在一个圣贤和政治家的委员会上说出我的心里话。我并不认为法兰西人爱自由和平等，十年的大革命并没有消除，他们凶猛和反复无常的怪癖。他们只热爱荣誉。军人必须受到名誉和金钱的**……这是一种新钱，和现行的钱币具有不同的价值。它永不枯竭。用其他的钱不足以奖励那些崇高的表现。”在这段值得注意的话语中，我们听到了他的心里话：对人类的鄙视、对民众的熟知、一个选择了新家园的外国人异常渺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