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来说，秩序表示着平等而不是自由。除了仅有的动摇之外，他将永远珍视平等，尽管表面上与此相反。但是什么是自由?“野蛮人和文明人都要有一个主人，一个巫师，他将控制想像力，规定严格的纪律，禁锢人们，不让他发疯似的乱咬。主人要用鞭子打他，让他拼命追赶。人只有唯命是从，没有比它更好的命运了，他没有权利!”这个厌恶人类者令人惊恐的话仅仅表露出他一半的心迹。他一直在寻找有能力的人，他要给予这样一个人统治数千人的权力，如同他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一直是大革命之子，无论他的权力呈现什么形式。
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他所施加的不可思议的影响。他的领地越往外扩张，人们越是清楚地感觉到：它许诺让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满足自己的愿望，保证有才能的人实至名归；它这样做是因为它的主人自己就是从民众之中脱颖而出的。西哀士起草了一部宪法。将设置一个首要选举人，一个只能代表和签名的总统。波拿巴干脆利索地划掉了这一项。“让这个肥猪滚开!”替代他的是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享有全权，事务繁忙。他是军事领袖，也是外交政策的决策人。他要亲自挑选部长和使节、国务委员和省长、军官和法官。三十名指定的参议员负责选举其同事；但无论是参议院、立法院或保民院，都无权提出法律。这些机构有些是空头摆设。
那个人坚持认为，凡依赖他的都应是能干的人，而不仅仅是徒有虚名。出身、自命不凡或在政党中的显赫位置，对于跻于军队或文职的领导人之列都无济于事只有活力和能力才是根本。这就是拿破仑选择国务委员会成员的原则。
国务委员会是一批专家，是那个独裁者亲自任命的。其中有拉普拉斯，为了尊重法兰西学院，拿破仑还任命他为内务部长，直到他从研究国家的构成转回到研究天体的构成。行政人员和报纸撰稿人勒德雷尔也在那里，拿破仑认为他是最有主见的人，也是最令人钦佩的谈话记录员。当时最优秀的法学家之一特隆谢也在那里。在会议厅里，大家相互之间都使用“公民”这个普通的称呼。在一个平等政权的统治下，保皇分子和雅各宾派并排而坐。
有人把会议记录拿给那个公民执政官看，他说：“法律界名人所表达的意见一定要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而我们军人和有钱人的想法则无足轻重。我在激动的时候说过的话，往往事过之后马上就后悔了。我不想让自己言过其实。”他发现国务委员们仅仅是随声附和他以后，便立即让他们保持安静：“先生们，你们在这里不是要附和我。这样我就能把你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加以比较。”
会议大多数在晚上九点后才开始，在此之前执政官一直在处理当天的急事。会议可能开到凌晨五点。到凌晨时分，国务委员们极为疲倦。拿破仑把他们叫醒：“一定要保持清醒，公民们。现在才两点。我们还有工作呢。”主持会议的他确实是与会者之中最年轻的人之一，年纪才三十岁。但在三次战役中，他明白了如何维护成千上万人的利益。管理一支从阿尔卑斯山出发、漂洋过海、向沙漠腹地进军的军队——这不是学习国务管理最好的学校吗?
政变之后的夜晚，他任命了两个委员会起草一部法典，这是他独裁统治的重要任务!普遍的混乱是缺少法律的结果。到大革命爆发时止，法兰西一直没有统一的法律体系。但那以后也如此。政变后的第一个夏天，三位著名的律师开始准备。四个月后，《民法》草案完成，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拿破仑法典），然后提交到国务委员会讨论。十八个月之后，正式交付表决。一八○四年，法典生效。
一百余年之后，这一法典仍受用着。它为拿破仑所征服的很多国家接受，对德意志中部和南部、普鲁士等国的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影响还传播到更偏远的中美洲和南美洲。《拿破仑法典》中新颖和在道德上起真正约束作用的是革命法。拿破仑亲力而为参与修订达数月，它的很多最有争议的问题都直接出自他的旨意，经完善后再次被纳入到一个新的人权体系之中。这一体系中不再有世袭贵族；所有的子女都有同样的遗产继承权；所有的父母都要对养育子女承担法律责任主旨为人人平等。
他那科西嘉人的家庭情感一直影响着他的看法：“我们知道，通奸已很常见，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方便的沙发上……对于那些为了廉价首饰或诗句，为了阿波罗或缪斯而通奸的女人，必须严管。”
他反对法院干涉婚姻问题，认为这样的事情应由双方协商解决为好，这样不致难堪。“双方都有离婚的愿望显示出离婚的必要性。而法院只要在双方有离婚要求时宣布离婚便一切结束。”他那强烈的家庭情感促使他补充说，虐待、性变态和通奸应以相互要求为准则加以掩盖。
同时，他提出一种半离婚，即法定分居。这一定要在双方私下里决议之后加以实施，因为它将阻止分居的理由公开之后重新和好的可能。他捍卫秩序，反对革命。他那强烈的社会观念使他主张要以司法程序惩罚奸妇，除非她受到离婚的惩罚。类似的在婚姻神圣性方面的考虑使他提高了允许结婚的年龄。他将大革命时期的女十三岁，男十五岁，他则主张女十五岁，男二十一岁。
对于儿童，法典也顾全得很好。在他们合法的亲生父亲的保护之下，他们甚至在降生之前就拥有稳固的地位。当然，“如果父亲外出十五个月”“并在马伦戈打过仗，他就不能确认孩子是自己的骨肉。”但作为一个有地位而又老于世故的人，他在最后说：“我会为了真理而牺牲名誉，我为什么要牺牲妻子的名誉呢?如果丈夫忘记了时日，他最好闭住嘴。孩子的利益最重要。”
有人提议限制年长子女受抚养的权利时，他批评道：“父亲有权把他十五岁的女儿扫地出门吗?让我们假设他有六万法郎的收入，可以让他对儿子说：‘你已经长大了，出去干活去吧!’如果限制这一义务，孩子们说会产生干掉父亲的念头。’有人建议，只要在公证员面前以革命的速度一宣布，就可以收养子女。他反对这一方案：“不要在意微不足道的形式上的手续。人是通过其想像接受控制的，是有别于动物的区别。新法规的主要缺点是不诉诸人的想像。军人不会为了一天挣几个便士或得到某种没有价值的军功章而面对死亡。公证员不会因我们付给了他十二法郎的费用而打动我们的心，所以法令必不可少。什么是收养?一种对自然状态的模仿，一种庄严的承诺。根据社会的意愿，一个人的亲骨肉被认可为另一个人的亲骨肉。何等的令人敬佩，啊?”
“在这些会议上，”勒德雷尔说，“首席执政官的惊人的注意力和准确的分析能力帮助他连续十个小时专注于一件或几件事。”
波拿巴对老态龙钟的特隆谢表现出的逻辑性和智力充满敬意；这位老律师也对年轻的执政官的分析能力和正义感十分钦佩。对于每一个条令，执政官都问道：“公正吗?有用吗?”他一直不厌其烦地询问，他念念不忘罗马法和腓特烈大帝的法律制度。
在这张桌子旁不仅讨论了三十七项法规，执政官还就其他事务反复多次提问。面包是怎么做的?我们该如何制作新货币?怎样建立安全保卫机构?他要求每个部长交上详细的报告，这是很繁重的工作。但他假装不知道他们劳累过度。他们一回到家，常常发现他送来的要求立即回复的信。他的一个合作者写道：“裁决、料理事务、协商——他以有条不紊的思路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他三年处理的事务比国王们一个世纪处理的还要多。”他样样精通，这样谁都无法敷衍。甚至最迂腐的保皇分子也对他提问的技术方面的准确感到吃惊。
他那经久不衰的记忆力特别惊人。对北部海岸的防御工事正式检查后归来的塞居尔交上来一份报告。“我看过了，”首席执政官说，“非常好，但你忘了奥斯坦德的四门炮中的两门。它们位于城后面的大路上。”塞居尔惊愕他的记忆力，他的报告涉及到分布在那里的数千门炮，但主帅抓住了遗漏的两门。
逐渐地，这部庞大的机器（十年来一直静止不动或倒转）恢复活力。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一片混乱狼藉一片新独裁者将如何管理?
政变之后的两个星期之内，他下达命令所有的省设立税收机构，他这样说：“只有每年不会变动税率才会有安全和财产。”两个月后，法兰西银行成立。来年又建立了新的机构来管理税收、地产登记和林业。抛掉手了一个烂摊子，但制楚了各种政策法规，来促进经济，稳定秩序。
他这个坚贞不屈不受腐蚀的人亲自执掌国事。和他同样精力充沛、勤勉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掌管各部、各省和各地区。裙带关系被禁止，闲职被取消。并合理建立了自己所命名的“等级体系”。
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对抗是不可能的，”他预言道，“我没有依靠政党的信任或力量，所以我不欠任何人的情。我利用有才华但迷失方向的人来建造一座新的社会大厦。他们之中有杰出的工匠，但问题是他们都想当建筑师。这代表着法兰西性格，每个人都有野心!”他小心地使所有的党派都得到满足，把两个很多人觊觎的部长职位给了两个无赖。如此安排之后，他就能说：“雅各宾派的富歇当着警务部长，还有哪个革命者对现在的社会制度没有信心?有塔列朗当外交部长，哪个贵族反对?他们伴我左右我开辟了一条大路，每个人各司其职。”
他对所有的省长和所有的将官发布了命令：“废除俱乐部与政党。如果少数野心勃勃的家伙仍耿耿于怀，你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告诉国民卫队队员和广大公民，现在国家机器被牢牢地控制着，它喜欢战胜阻碍。”政变几个星期之后，即把新宪法交给了人民。它以这样浅显而又崇高的话语结束：“公民们，大革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