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1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革命运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描述了欧洲激进革命的一系列失败，从遭到血腥镇压的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开始，紧接着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很快流产，以及当时就表现出的“法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失败”，一直到随后“欧洲各国（普鲁士、奥地利、那不勒斯）……中等阶级”的失败。波兰、爱尔兰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希望也由此都破灭。俄国沙皇重新——正如拿破仑第一失败之后——统治了欧洲。马克思感到，野蛮战胜了文明。
不过，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马克思拒绝听天由命：“因此，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欧洲解放的口号。”[1]但为了能够取得胜利，这块“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即英国首先还必须经历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2]。最后，马克思看到了乐观的一幕，不过这很快就完全被历史推翻了。后来他总是谨防将自己对即将出现的革命发展的希望如此明确地表达出来。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政变的分析非常具有洞察力。拿破仑第三于1848年12月10日以压倒多数的540万张选票（战胜了成功镇压六月工人起义的欧仁·卡芬雅克［Eugène Cavaignac］，他有140万张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令同时代许多人吃惊。三年后他发动政变当选总统，并最终于1852年当选为法国皇帝。
路易·波拿巴当选三周之后，马克思写道：只要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所执掌的“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没有被摧毁，“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都是不可想象的，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
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这个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而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赎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今天，马克思这本关于路易·波拿巴走上法国独裁之路的著作被看作是社会学历史分析的例子。与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做法不同，马克思在法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作出了细致的区分，并且注意到了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差异。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拿破仑第三政变的发展被他解释为党派和个人的斗争，他们各自表达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最后法国资产阶级由于感到“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威胁而将政权移交给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是第一个“现代的”、表面民主合法的专制。马克思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对这种专制的特征作了透彻的分析。这里，他刻画了胆怯的资产阶级形象，资产阶级——为了逃脱臆想中即将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放弃议会统治，使行政权成为唯一的政治统治力量，以及在“十二月十日会”中建立起的流氓无产阶级，即路易·波拿巴的卫队，最后还刻画了占法国人口多数的小农——为波拿巴这个伟大的名字所迷惑，想起了伯父的乐善好施——于1848年12月10日为“小波拿巴”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
马克思以下面可怕的说明开始：“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是从仅有3500万人口的人民中招募来的。马克思将这个官僚机构描述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4]。官僚产生于专制君主时代，它是专制君主训练封建贵族的手段。贵族土地所有者的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封建的无限权力被“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消除，“国家权力的运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5]。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官僚的作用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波旁王朝的复辟和七月王朝（1830年）“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扩大了的分工与同时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取得一致，相应地“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中央集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6]
不过，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现在“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冒险家做首脑……”[7]由于这种权力的取得方式，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
尽管从表面来看这种官僚的国家统治似乎是“悬在空中”的，但它却有着真实的——而且甚至是相当广泛的——“阶级基础”，即“法国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路易·波拿巴所取得的表面民主的统治的秘密在于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社会状况和心理状况。对专制的、官僚的国家权力之起源的这种解释，理所当然地使马克思的这篇短文非常有名，在他逝世后甚至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决定小农状况和意识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区域性的隔离和低级的教育水平。“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贫穷和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与自然的交换比与社会的交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一小块土地紧邻另一小块土地，但彼此间是没有联系的。“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8]当时，平均75%的法国人生活在农村（不到2000人口的乡镇），有些省甚至达到85%。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毫无疑问小农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但“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使阶级概念——无论如何是在完整的词义上——依赖于一种整体意识，甚至依赖于客观上建立起一个阶级的那些人的民族组织。因此，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休戚相关。因为小农没有能力联合成为一个政党，因此他们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9]。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关于议会民主政体的判断完全是从在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一般状况”出发的。当一个阶级无法——例如，像城市资产阶级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时，那么，从这个阶级所被赋予的选举权中可能经公民投票合法建立起对社会的绝对统治。
最后，马克思还探讨了“拿破仑”这个名字对小农群体的神秘意义以及小农容易受感染的“拿破仑观念”。1850年3月15日颁布的准许神职人员进入学校课堂的法令，以及教会作为“国家制度的维护力量”这一作用的重新建立，都与专制政权是一致的。对于日益贫困的农民子孙来说，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的较低等级是“一种体面的施舍”。军队对其他官职的优势和民族主义同样使人想起伟大的伯父的时代。
像后来的多数独裁者一样，拿破仑第三也想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收买法国。”[10]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堕落的，是“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者。他们穿着缀有标志级别的金银边饰的制服，装出……可笑的庄严的样子”[11]。
即使是在法国完全令人沮丧的境况中，马克思也看到了未来变革的机会。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并从拿破仑第一那儿获得地产的小农，变得日益贫困，负债累累；此外，他们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尽管有神职人员对他们的安抚、警察对他们的控制和折磨，“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仍然不断加强，并且将小农引向城市无产阶级一面。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 同上书，1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17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4页。
[5] 同上书，56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4～565页。
[7] 同上书，565页。
[8] 同上书，56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6～56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76页。
[11] 同上书，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