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朱光潜观点的批驳主要分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佳句”和“摘句”。

朱光潜认为佳句的妙处在于其蕴藉着丰富内涵,“曲终人不见”体现美好事物的消逝,倘若将美好事物的影子寄托在一片青峰之上,在青峰中时常感受到自己所依恋和爱慕的,于是消逝化为永恒的存在,“它所表现的情感就决不只是凄凉寂寞,就只有‘静穆’两字可形容了。”同样的,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着无尽的意味,它的内蕴永远可以让人去琢磨体悟。

鲁迅则反对以“摘句”方式分析作品内蕴和作者人格。他认为,“摘句”是从全篇中截取一两句话来加上自己的体会,忽视了这一两句话与全篇文意的联系,或是不顾及作品全集,由某句诗得出作者的全部人格。鲁迅写道: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

朱光潜认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诗体现了“诗美的极致”,鲁迅认为他割裂了这两句诗与钱起的《湘灵鼓瑟》全篇内容的联系,只单看这两句诗便得出了静穆的意境。“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是指忘却了陶渊明在《述酒》诗中关心现实、对刘裕篡位后背信弃义杀死晋恭帝的愤慨,及《读〈山海经〉》中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式的“金刚怒目”。

这就有了鲁迅著名的观点:“不过我总认为尚要论文,最好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第二,关于“静穆”是否是诗歌最高境界的争论。

朱光潜认为诗歌的最高美学理想是“静穆”,“静穆”是走出与利害相关的小天地,调和内心冲突达到平和的状态,“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在朱光潜看来,中国古代著名诗人中的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而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认为“静穆”是一种哲学境界,也是一种宗教精神,是看透了世事,超越了一切喜悲,不避凄风苦雨,不为荣华富贵而欣喜若狂,不被纷扰世事所扰动,沉静的心灵就像海纳百川一样能包容一切。如果把“静穆”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将静穆的哲学蕴涵在具体形象中,把哲学和诗意交织融合,于是美就如同太阳的光辉降临人间了。

鲁迅反对“静穆”是诗歌最高境界的说法。在鲁迅看来,朱光潜所推崇的“静穆”,是对苦难和压迫的忘却与超越,是抿化了痛苦和欢喜,从而使人们变得麻木。鲁迅写道,“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第三,关于对古希腊诗歌及其中国诗歌的评价。

朱光潜认为古希腊诗歌的极境是“静穆”,鲁迅认为古希腊诗的极境并非“静穆”,古希腊诗歌的境界有宏大而炽热的。鲁迅写道:“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

朱光潜推崇陶潜,他认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的诗歌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鲁迅对这种简单的褒贬取舍态度十分反对,并且认为,朱光潜即使对于自己喜欢的陶潜诗,也因为过于偏爱过于主观化,而忽略了陶潜诗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陶潜诗歌有静穆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

就今天的多元化观点来看,每个人艺术主张可以说都有其合理性,因为每个人的美学观、方法论乃至说话的动机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从“佳句”和“摘句”现象看,实际是文学接受与普及中常见的现象,普通读者与专业学者对于文学接受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鲁迅提出的所谓“整体观”固然正确,在实际过程中,同样具有理想化的倾向,他同样没有看到文学接收过程中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比如,对一个中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什么是最好的形式呢?应该说,用“文选”、“摘句”的形式,选其精华、激发兴味,举一反三、循序渐进,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而一般的读者也多是走马观花,见山见水,偶有所得而已。真正做到“顾及全人全篇”的只有那些专门领域的研究学者。

此外,至于静穆是否是诗歌最好境界,也是见仁见智的。朱光潜是美学家,主张直觉、静观、平和等美学追求,就此在美学上建立了一家之说。他是学院中人,有些唯美倾向,抒发一己之言亦无不可。正因为如此,他对诗歌评价的标准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虽然鲁迅从知识、方法上提出众多异议,但是并不意味着朱光潜的观点一无是处。

鲁迅之所以对朱光潜的这篇短文不依不饶,其实还有深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