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媒妁之言掌媒官媒私媒
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剩女”赫然在列。“剩女”在今天已不新鲜，各式各样的婚恋节目、婚恋网站便主要因这一族群应运而生，如今已是甚嚣尘上。剩女们多数属于高学历、高收入，择偶标准高，而多数是高不成低又不就，致使“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尴尬情境一再重演，这更多还是要归于主观原因。在中国的古代，人的婚姻是难以自主的，无论平民儿女还是官宦子弟，其终身大事都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然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有违伦常。这里的“媒妁”就是媒人，古时不但民间有以此为职业者，还设有专门的官方机构即“官媒”，可以看做官办的婚姻介绍所。
与父母同样重要的媒人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有“无媒不成婚”之说。《诗经·卫风·氓》中写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意思是说“不是我故意拖延，而是你没有找到好媒人”，可见媒人说合在当时是婚姻的必经程序之一；《战国策·齐策》中也说“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唐朝的法律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可见“媒妁之言”是当时婚姻的基础条件。古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适婚的男女无法相见，而父母们为自高身价又不能太主动，媒人的现实意义因此彰显出来。古时婚礼的六个必经程序“六礼”中，没有一个离得了媒人的。非但如此，媒妁制度还是封建统治中“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中有“自媒之女，丑而无信”，大大地贬斥了不用媒人自由恋爱的女子。更令人咋舌的是，《春秋榖梁传》中说：“鲁桓会于嬴，成婚于齐，不由媒介自成其婚，史家遂以非礼贬之。”一国之君因成婚不用媒人，竟然被后人点名批评，可见成婚用媒已上升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用媒则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自为媒则违反伦理人常，无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
河北民间剪纸《说媒》
所谓媒，指谋合二姓之人；妁，指斟酌二姓之人。也有说法称男的婚姻介绍人为媒，女的婚姻介绍人为妁。《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可见媒妁主要由妇女担任，因此媒妁又俗称媒婆，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职业。虽然媒妁制度及媒人极为重要，但媒人却与“盗、窃、娼”等一同被列入“下九流”的行当，很难在正史中找到踪迹。不过从一些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小说家言中，却常能寻到她们的影子，这也成为了解古代媒人群体和媒妁制度的重要途径，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的重要作品“三言”（《醒世恒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中便多有提及。
古代迎娶新人时的花轿仪仗
最早的公务员——媒官
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王朝都设有官方指定的婚姻介绍机构，由他们来管理、协调平民百姓的婚姻，这类媒人也被称作官媒。《红楼梦》中多次提及官媒，如第七十七回“有官媒来求说探春”，第七十一、七十二回也有官媒的身影出现，可见其当时之盛行。官媒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当时的媒官被称为“媒氏”，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颇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判”即婚姻，“掌万民之判”也就是掌管百姓婚姻之事，这可看做媒官的述职报告。该篇文字中还提到，全国未婚男女的花名册统统掌握在这种“媒氏”手中，他们定婚律、制婚龄、安排婚嫁时令、处理婚恋纠纷，甚至还可以对不守婚嫁时令者予以处罚，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媒氏”机构进一步扩大。《管子·入国》篇载：“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此之谓合独。”当时“掌媒”这个官方机构，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嫁娶，还为鳏寡重新组织家庭，并给他们分配田宅。《史记》以至于《二十四史》虽有“职官志”，却对媒官没有专门的记载，因为秦以后不再设立正式媒官，倒是一些人物志里媒官屡有出现，称呼也保持不变，一般指那些在衙门中执行命婚判决的女卒。在《三国志》中，就提到“为设媒官，始知嫁娶”。《晋书·武帝纪》载，女子凡年满17岁，其父母尚未给她选择婆家的，一律交官媒，由“媒官”配给丈夫。到了元明时期，官媒则是指在衙门中登记认可的媒婆，其身份同衙役一样，主要是管女犯人的婚配，或者婚姻发生纠纷，在堂上发落婚配，都要找官媒解决。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四回，兰仙自尽之后，庄大老爷便把负责看守的官媒打了500大板，可见彼时官媒已具有了另一重公职——看守。据相关史料记载，清朝曾将大批罪犯流放到西北边疆，为解决这些人的婚姻，特地“立媒官两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指配，不得私相嫁娶”，这也能看出其本职的重要性。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有对“官媒”另一身份及其收入的表述：石县令在任期间，由于官仓失火烧损粮食而被软禁在府衙，忧郁成病，数日而死，留下女儿和养娘二人，要由李牙婆卖掉补偿官亏。曾受过石县令恩惠的贾昌按价赎回二人，又给了李牙婆五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之李牙婆自己谎报金额落下的五两，只这一单就有十两的收入。据《明史》所载，当时七品知县一年的正当俸禄（基本工资）只是45两白银，可见媒婆其收入不菲，民间俗话就有“说好一门亲，好穿一身新”的说法。上文中李牙婆本是古时买卖妇女的贩子，书中交代这个李牙婆其实也是官媒，她为官府做官卖奴婢的中介，从中收取酬金，这在官媒中也是常见的。
《光绪皇帝大婚图》
官媒除了为官府做各类相关事务外，也给本地私人的婚嫁做婚姻中介。“三言”中的官媒毕竟只反映元明时的状况，陈顾远先生所撰《中国婚姻史》中则介绍了清代官媒的情况，大抵与元明时代相仿：“清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交充官役之妇人执行，称曰官媒；同时各地方官鉴于管辖区内制贫女婢女婚嫁为难，由官代为媒妁，杀礼以成其婚，亦曰官媒。”
民间的说合者——私媒
官媒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平民百姓在嫁娶中更多的是延请私媒。私媒一般不是职业为媒者，她们大都边从事其他营生，边为他人做媒担保赚取佣金。私媒从事的职业，多是能够有机会了解各家情况的，谁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她们都了如指掌，这种类型的媒婆在“三言”中比较常见。如《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书中这样介绍她：“（王婆）唤做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王婆既替人接生，又帮别人做针线，同时还会治病，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各家的女眷，接生这一职业也使她知道各家小孩的生辰，便于她做媒的需要。像《醒世恒言》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陆婆、《喻世名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都是此类人物。
当然民间也有职业的私媒，而且西周时就已出现。在《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描述了两个媒婆形象：“只见两个妇女，吃得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道：‘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这两个媒婆虽然没有大段描写，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告知，但作者闲中着色地将其呈现到看官眼前。首先，媒人吃得“面红颊赤”，可见是刚从某家吃酒回来，另外两位媒婆手里还提着东西，显然也是有求于她们的人家所送，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两个专职媒婆既吃且拿，可谓油水丰厚。
碧霞元君铜像
碧霞元君全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传说是泰山山神之女，掌管农耕、经商、旅行、婚姻，能治病救人，尤能使妇女生子、保儿童无恙。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为祭祀日，北方民众信仰极盛。
“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这是评剧《花为媒》中两个媒婆唱的戏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男男女女，要成婚就离不开媒人。虽然媒人们自称信奉碧霞元君和观音菩萨，不做瞒天欺地、损阴害德的事情，但从民间其他一些谚语中也可以看到，古时媒人多数是没受过教育、没有正当职业的妇女所从事，她们中很多人为了那一份佣金的私利，不惜夸大其词，甚至颠倒黑白，因而在公众舆论中口碑很差，如俗谚说“媒人口，无量斗”，“十个媒人九个说”，等等。因此，“媒人”这个原本与喜庆相连的重要行当，才被列入三教九流的“下九流”中，为世人所厌。
链接一：三书六礼话婚姻
婚姻从古至今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古时结婚礼仪讲究颇多，有“三书六礼”之说。“三书”是奉行“六礼”应具备的文书，也是古时保障婚姻有效的文字材料，有点类似今日的结婚证书，分别为聘书、礼书和迎亲书。
聘书指“定亲之书”，是男女双方正式缔结的婚约，纳吉（过文定）时用；礼书即“过礼之书”，是礼物清单，当中详列礼物种类及数量，纳徵（过大礼）时用；迎亲书即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
所谓“六礼”则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早在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名目和内容则有更动。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曾命刘歆制婚仪。汉朝以后至南北朝，皇太子成婚无亲迎礼。而从东汉至东晋更是因社会动**，顾不得六礼，仅行拜时（拜公婆）之礼，连合卺仪式也省略掉了。直到隋唐，皇太子才恢复行亲迎礼，帝室成婚也重新依照六礼行事。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烦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徵。《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余三礼，遂成为明代的定制。清代仅重纳采、亲迎二礼，中间加女家铺房一礼。据清代《通礼》载，汉官七品以上才实行议婚、纳采、纳币、请期、请迎五礼。清末时局动**，社会巨变，六礼也就逐渐衰落无存了。
“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纳采时男方的礼物只用雁。其实除了纳徵礼（下聘）以外，其余五礼均需男方使者执雁为礼送予女方，因为雁是候鸟，随气候变化南北迁徙并有定时，且配偶固定，一只亡，另一只不再择偶。古人认为，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配偶固定合乎义礼，婚姻以雁为礼，象征一对男女的阴阳和顺，也象征婚姻的忠贞专一。后来因雁不易捕猎，便改用木刻的雁代之，到近代则用鹅、鸭、鸡三种活禽代替行奠雁礼，以定婚姻的和顺。这种用雁之礼又称“奠雁礼”，在韩国、朝鲜等国至今仍在模仿袭用。
“问名”是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帖后，卜吉合八字。问名的目的在于防止近亲婚姻，以及占卜其婚姻是否适宜，亦即“夹八字”。
古代绘画中女方接受男方的提亲。
“纳吉”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宋代民间多以合婚的形式卜吉订婚；到了明代则以媒氏通书、合婚取而代之；至清代，“纳吉”已融于问名和合婚过程中；民国时期，无纳吉仪，只有简单的卜吉习仪，多将女方庚帖放置于灶神前，如三日内无异事发生，则认为顺利，拿男女庚帖去合婚，庚帖上一般写有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就是俗称的“八字帖”。
“纳徵”亦称纳征或纳成、纳币，为六礼中第四礼，即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徵者，纳聘财也。徵，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徵礼，这也是六礼流程中唯一一个不用雁的环节。周朝聘礼“凡嫁女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士大夫以玄束帛，天子加以毂圭，诸侯加以大璋”。帛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圭和璋都是一种玉器，古时称生子即为“弄璋之喜”。币，意为彩色的丝，后世所谓的“彩礼”就源于这个典故。周制婚礼的聘礼取其象征意义，不像后世那样看重经济价值。先秦的彩礼很简单，士大夫仅用五两彩丝加上两张鹿皮即可。隋唐聘礼固定为九种，即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等，各项物品皆有祝福夫妻爱情永固的意义。但到了后世，彩礼就要实际多了，还包括饰物、绸缎、牲畜或现金等物，聘礼开始不再有具体的规定，成了家势家世地位的比拼。至此，周礼取聘礼的象征意义，一变成为取义取利兼得的手段，而往往后者反要重于前者，失去了“礼”的本意。
【西汉】窦绾墓中的青铜合卺杯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墓，应该是二人的信物。明人胡应麟《甲乙剩言》中提到“合卺玉杯”时说：“形制奇特，以两杯对峙……凤立于蹲兽之上。”此杯造型完全吻合当时的规制。
“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即选定良辰吉日，为六礼中第五礼，一般为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者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至清代，请期多称通信，即男家用红笺将过礼日、迎娶日等有关事项一一写明，由媒人或亲自送到女家，并与女家商议婚礼事宜。
“亲迎”又称迎亲，为六礼中最后一礼，指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伣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历代沿袭，为婚礼仪式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需披红戴花，乘马或坐轿到女家，由傧相引领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则加双花披红作交文。迎新妇出门上车后，准夫婿需先亲驾车并“御轮三周”，也即让车轮转三圈，据清朝王夫之说，“轮三周”的距离约为五丈六尺四寸。最后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被裹抱至轿内，轿起则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候。
六礼之外，古时还有“安床”和“搬嫁妆”的程序。在婚礼前数天的吉日，由好命婆将新床在有利于新人的吉位安放，然后铺上龙凤被，并撒上红绿豆、莲子、红枣、桂圆、核桃等喜果。安床后新人便不可睡新床，孕妇、戴孝者及有月事之女性更不可入内。此外，安床后要请生肖属龙的孩童在**翻转，俗称翻床、翻铺，为早生贵子的象征，并于晚间祭拜“床母”。安床后不能安房，亦忌单人独睡，所以大喜之前，准新郎睡觉时，需由一少男陪伴。“安床日”起至“亲迎”前，嫁娶之家通常会剪贴红双喜字，中堂、门上要贴，棉被、枕头上也要绣“喜”，以兆吉祥，古称“压床”，有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之意。
婚礼前一天，男方要去女方家“搬嫁妆”。女方将嫁妆陈列在庭院中，让人观赏。发妆前，男方要送一笔礼金给女方父母，发妆开始先后有序，要先马桶再被褥。搬妆队伍以鞭炮送行，富裕之家搬妆队伍绵延一里多长，以显阔气。嫁妆进入男方大门前，要放鞭炮迎接，请夫妇双全、子孙满堂或家境富裕的“福气婆”来铺床，以求吉利。
举行婚礼前最重要的仪式是“上阁”及“上头”。“上阁”是准新娘出嫁前一段时间留在家中一角，通常是闺房或阁楼之内，并由一班闺中密友陪伴。此刻要暂时摆脱平日的生活习惯，作好心理准备，以求日后能适应男家陌生的生活环境。新娘直至出嫁当日才被允许离开阁楼，因此俗称姑娘出嫁为“出阁”。现代人亦有类似“上阁”的活动，新娘于婚礼前一晚邀请姐妹、密友在女家留宿整晚互诉心事，为第二天踏上人生另一阶段作好准备。虽然偶尔也有姐妹们情绪激动落泪的情况，但这眼泪却并非一味苦涩，而是有着种种复杂的情绪，就如同上花轿前的那几滴“离娘泪”一般，既有对闺阁生活的眷恋，也自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链接二：古代的政治婚姻
现在的人常说：人际关系是成功必需的法宝。国人讲人际关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集体利益的树冠往往是宗族血亲，正所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民间有“是亲三分向”之说，古代官僚若身居高位，大多会培养宗族亲信，以建立巩固自身权利的集团。这种思维反映在各利益组织的冲突与交融中，常会出现“政治婚姻”之事，因为一旦联姻，本不相干的个体或集团便具有了亲缘关系，强强联手使之成为利益争夺的共同体。众所周知，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虽为小说，但关于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描写，却大多本自真实，其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政治婚姻的产物。历史上这类事情屡见不鲜，汉人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和亲”也为此类。
☆秦晋之好
“秦晋之好”现已成为结婚的代名词，这个典故来源于《左传》，其实原本是一桩不折不扣的政治婚姻。
春秋时期，秦穆公为求称霸，巴结当时国力雄厚的晋国，向晋献公求婚，晋献公便把长女伯姬嫁给了他。后晋献公老迈昏庸，因爱新宠骊姬，便杀死太子申生而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于是，他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为恐殃及池鱼，分别逃往他国避难。
夷吾辗转至秦国，许以晋国黄河以西之地，秦穆公遂助其做了国君，史称晋惠公。但其后夷吾不但对割地之事反悔，秦国受灾向其求粮（此前晋国受灾，秦曾赠给大批粮食）时他也予以拒绝。秦穆公大怒，渡过灾年后便发兵攻晋，虏获了晋惠公。虽然在伯姬以死相胁下秦穆公没有杀掉晋献公夷吾，但还是把夷吾的儿子公子圉扣为人质，此事才罢休。
其后秦穆公为了笼络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他。这本是一件亲上加亲的事，按理关系应该是很稳固的了。然而，当公子圉听说自己的父亲病重，害怕国君的位置会传给别人，便抛下妻子偷偷跑回晋国。第二年夷吾一死，公子圉就做了晋国君主，称晋怀公。也许自觉做了欺心的勾当，他从此跟秦国不相往来。
没想到公子圉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夷吾，秦穆公震怒，立即决定要推举重耳当上晋国国君，便把流亡楚国的重耳接过来，再次把女儿怀嬴改嫁给他。
此时秦穆公与晋国的关系可谓微妙至极，他既是夷吾和重耳二人的姐夫，又是夷吾之子公子圉的岳父，还是妻舅重耳的岳父。在此，婚姻与感情毫无关联，**裸地成为政治游戏。最后，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驱逐晋怀公，成为“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婚姻都是在利益驱使下进行的，即便有违伦常也在所不惜。
☆刘备与孙夫人
三国时蜀汉国主刘备与吴国国主孙权的妹妹之结合，正史《三国志》中只提及寥寥数语。《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写道：“（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京口，即今江苏镇江）见权，绸缪恩纪。”《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则只说了一句“初孙权以妹妻先主”，而到了小说《三国演义》，罗贯中才以浓墨重笔写出“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精彩篇章。
【南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
高29.4厘米，宽82.7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古本《三国演义》绣像：玄德智激孙夫人。
《三国演义》写孙权用周瑜的美人计被诸葛亮识破，即派赵云护送刘备过江迎娶孙夫人，其实，这件事与诸葛亮并无多大关系。根据史书记载，是孙权嫁妹在前，刘备去江东在后。彼时刘备刚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魏，领荆州牧，蜀国的力量有很大发展，孙权对此感受到了压力，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共同对付强敌曹操，于是主动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进妹固好”，也就是希望通过结亲的手段来巩固同盟关系。刘备之妻，也就是孙权的妹妹，史书中一直以孙夫人为名，并未具其名讳。《三国演义》中说她叫“孙仁”，其实孙仁是孙坚庶子孙郎的别称，还有很多戏剧中名其“孙尚香”，此俱是稗官野史，不足为据。《赵云别传》记载的孙夫人骄横跋扈，经常纵容从东吴带来的随从肆意妄为，刘备便命赵云掌管内务，对其进行约束。夫妻之间本是一句话的事情，却要赵云这个手下人出面，可以看出刘备对孙夫人的疑惧。《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还记录了诸葛亮的话：“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由此可以看出，这桩婚事并不简单，孙夫人似乎被看做是东吴安插过来的定时炸弹一般。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以诸葛亮为首的蜀国谋士也另有计算，于是成婚不久的刘备主动前往京口会见孙权，借口面谢其嫁妹之恩，向孙权提出了“借”荆州的要求。
之后的故事峰回路转，其政治婚姻的本色彰显出来。蜀汉与孙吴因争夺荆州反目，不惜兵戈相向，吴将吕蒙袭杀关羽之后，双方结下不解之仇，由联姻而促成的亲缘关系彻底破裂，孙夫人拟挟走刘备唯一嫡子刘禅（阿斗）未果，径自回了娘家东吴，及至刘备白帝托孤身死一刻，二人再未曾相见。其实在政治上的共同利益瓦解之时，刘备与孙夫人的夫妻关系已然名存实亡了。
☆与少数民族的和亲
和亲一般是汉族统治者为笼络少数民族政权，或少数民族首领为获得中原地区的认可而进行的一种联姻行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活动，婚姻的男女双方都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而走到一起的。
早在周襄王时期（前651—前619年），襄王欲伐郑，故娶狄女为王后，与戎狄联兵作战。据《左传》记载，春秋时的晋献公兴兵伐骊戎，骊戎不敌请和，纳其二女于献公，长曰骊姬，次曰少姬。这些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事件，此后汉唐直至明清，和亲之举不绝于书，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汉朝的昭君出塞，以及唐朝贞观年间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和亲。
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治诸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他非常仰慕唐朝的富庶与繁荣，唐贞观八年（634年），遣使赴唐沟通关系，同时与南部泥婆罗（今尼泊尔）通好。贞观十三年（639年），与泥婆罗尺尊公主联姻后，亦遣使赴唐求婚。唐太宗李世民崇尚“一桩婚姻就相当于10万雄兵”的外交政策，同时亦愿结好强盛的吐蕃，求得西部边境的安宁，遂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他。唐蕃联姻，文成公主入藏，将佛教和内地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高原，进一步促进了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历史基础。
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唐中宗时又把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宋朝并没有和亲的行为，明朝则只有一幕关于和亲的荒唐事。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囚禁，瓦剌国师也先本以为奇货可居，要敲笔竹杠，没想到明朝另立景泰帝朱祁钰，又有名臣于谦率军与之作战，瓦剌屡遭败绩。此时英宗仿佛是个烫手山芋，也先不得已之下将其送回，为了拉拢人心还要把妹妹嫁给英宗。英宗回明后被在位的景泰帝软禁，也先将妹妹随后送至大同拟转道北京，却不料大同总兵石彪见其貌美，又以为英宗复辟无望，遂将也先的妹妹扣留做了自己的禁脔。七年之后，英宗利用“夺门之变”再次登基，铲除了因助其复辟有功而飞扬跋扈的权臣石亨，这个石亨正是石彪的叔叔，此时他才发现原本要许配给他的也先的妹妹。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曾把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还有几位皇室成员嫁给了当时以吴三桂为首的四藩，这件事情金庸先生在其巅峰之作《鹿鼎记》中曾有戏说。
《于谦像》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北京保卫战”中击溃瓦剌军，迫使也先议和。于谦后被明英宗冤杀，宪宗时平反，谥号“忠肃”。图为清人上官周所绘《晚笑堂竹庄画传》中于谦的形象。
古时汉人的正统观念很强，汉族大多瞧不起少数民族，从“夷”“蛮”“胡”等贬义的称谓中即可看出。因此正统汉人政权宋、明（李唐王朝有胡人血统）都不曾运用和亲作为政治手段。即便是和亲最多的汉、唐，和亲的所谓公主，绝大多数也只是皇帝的义女，而非亲生骨肉，和亲不过是巧立名目的政治手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