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解除了房内起火的风险, 王琅心情颇佳，转身就去官署传见从余姚赶到山阴接受上司审问的余姚令山遐[1]。

这人官职不高，最终只做到东阳太守, 却是个历史名人，常常被作为魏晋地方豪强势力压倒中央权力的典型案例提起。

王琅没想到自己会代替何充, 亲身撞上这起整个中古史上都非常著名的案例, 但她有把握能处理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余姚令河内山遐, 山康公之孙, 山季伦之子？”

她一边翻开文书, 一边打量在堂下站立的男子。

仅从外貌上来看，这是个温润典雅的年轻人，令人完全想不到他竟是历史中以施政严猛著称的循吏。

然而细细一想, 他的祖父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山涛，在西晋官至司徒，父亲是山涛诸子中成就最高的五子山简, 被认为平雅有父风, 去世前官居征南将军, 眼前人的形貌气质完全符合山家家风，反倒是走上循吏路线比较奇怪。

“苏峻之乱后, 扬州户籍文书大多焚毁, 丞相遂下令扬州刺史部诸郡县重修户籍。彼时家公为会稽内史，此事我知之甚详, 如今离上次造籍不远, 山君却一上任便推行重新检籍, 未知是何道理？”

东晋特色人口普查被历史学家称为土断, 主要工作是清点人口, 将北方南下的侨民、流民变成编户, 和当地的南方人一样用黄纸记录户籍，方便官府定期收取赋税，征发徭役。

整个东晋期间先后进行了四次土断，最有名也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断由桓温主持，史称庚戌土断。

少有人知的是，东晋朝廷进行的第一次土断尝试发生于苏峻之乱后，由从庾亮手中拿回朝政大权的丞相王导主持进行了扬州部的户籍重造。

桓温实施土断之时，是他在北伐之战中收复旧都洛阳大胜而归，威望权力都接近顶点之时，土断政策收效显著，从豪强大族手中回收了大量人口，堪称他在东晋内政上取得的最大功绩，为后来的伐燕之战与淝水之战奠定了经济军事基础。

而王导一直是一名以柔克刚的政治家，擅长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弱势逆境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苏峻之乱刚结束，他就趁户籍被毁的机会推行户籍重造政策，将落在白籍里不收税的侨民化为黄籍，润物细无声地解决了东晋初年侨置郡县留下的户籍混乱问题。

这次重造不仅让百年后的沈约大为感慨咸和户籍的精确详细，也让初入司徒府的王琅刷新了对王导的认识，确认他看似聩聩无为，实际仍是一名手段老辣的高明政治家，东晋政坛当之无愧的栋梁柱石。

不过这些话没必要说给山遐听，因此王琅心中快速闪过了许多想法，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等待山遐的答案。

“回禀府君，余姚本为小县，吴末已升为大县，土地广阔，人口稠密，而登记在籍者不过数千户，远少于下官所见。藏户多则赋税不丰，倘若朝中加税，则又逼迫更多人投身豪强或沦为匪贼。下官以为，若欲治理余姚，当务之急在于检括逃户，充实户籍，并将县中藏逋亡者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山遐回答的姿态有礼有节，既不因为她是女子而有所轻忽，也不因为她是长官而谦逊卑下。见识不能算很高明，但对余姚首弊判断正确，为官有志向有担当，王琅听得暗自点头，觉得他和族人王彪之性情有些相似，或许说得到一起去。

不过王彪之从会稽检括出三万余口逃户，郡里一点水花都没翻起，其中固然有借了桓温威势的原因，但着实称得上能臣干吏。两者相较起来，王琅还是更看好把事情做成功的王彪之。

山遐此人……多少还是欠缺了一些手腕，在东晋这种黑暗的政治环境里很难成事。

这一点从他的回话也可以看出来——她都已经明说余姚县新造的户籍是她父亲王舒任期内所留，经过她父亲认可，他竟然直言不讳地声称户籍严重不实，换一个私心重的长官，他这余姚令是别想当下去了。

王琅合上文书，神色淡淡：“官藏户籍为家公所核，山君出身河内，渡江以后长居建康，此前从未踏足余姚，何以一眼能看出县有藏户？”

山遐抿了抿唇，态度变得谨慎。他性情刚直，但并不是个蠢人。长官不问他检籍的方法与成果，一上来先问他为什么要检籍，接着质疑他检籍的动机，怎么看都像已经给他定了罪，现在在套供词。

第44节

“虞家称山君借检籍之事聚敛，到任所造官舍系索贿之用，造价远低于市价，证人证词在此，山君可以自己看看。”

王琅一抬手，府吏以托盘接住她手里的文书，走到山遐面前举起托盘。

山遐面色微白，拿起文书打开浏览。

和现代政府机关建筑不会轻易改址不同，三吴会稽一带的习惯是每任长官不用前任官舍，到任以后自己出资建造或购买新官舍使用。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官员以此收受贿赂或因此遭受构陷的记录屡见不鲜。

比如唐代杨炎将私宅出售给河南尹作为官署，他的政敌指控河南尹为了讨好杨炎，故意高估房屋价格，和市价的差额就是贿金，杨炎是监守自盗。

山遐的情况和杨炎差不多，只不过是把受贿手段从卖宅换成了买宅。

根据虞家指控，山遐在余姚建造的官舍按土地、用料、工费合计价值万钱，山遐却只付了三千，让市易者自己补足差额。

文书里条理清晰，证据详尽，即使是王琅也挑不出任何破绽。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利用山遐是不了解余姚物价的漏洞和他的疏忽大意，构造出他受贿的既成事实。

如今在朝中主政的王导行事宽松，不太管地方官员行贿受贿之事。

比如和王琅在司徒府做过一段时间同僚的太原王述——他女儿嫁给谢安的弟弟谢万，现在和王琅成亲戚了——因为家贫请求外任，王导准许，让他去富县宛陵做县令，结果他在任上大肆搜刮，被人告状告到王导那里，不法事迹罗列出一千三百多条，王导只是给他写了一封措辞温和的劝告信，没有派人收捕问罪。

当然，王述本身是个奇人，除了做宛陵令期间官声不好，以后多次出任州府长官，都以为官清廉，政事修明著称。

也不知道是浪子回头，还是宛陵县另有内情。

山遐也是县令，家世固然不如太原王述，但祖父是三公，父亲追赠仪同三司，起点绝对不低，不然也不可能被派到余姚做县令。

要知道东晋外强内弱，会稽这种风光秀美离京师又近的膏腴之地，历来都受士族喜爱，郡内诸县的县令一职在官场非常抢手，连吏部都无法做主，有时甚至是皇帝亲自任命。

有这样的背景在，即使山遐真的受贿，在王导主政下也不算什么大事，完全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他在县内推行严政峻法，甚至想收捕会稽大姓虞氏的名士虞喜问罪弃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于文书中罗列的证词与罪行，山君可有要解释之处？”

问是这么问，但王琅并不认为他有翻案空间。

“官舍造价低于市价是事实，有司论罪我无异议。然而恳请府君让我留任百日，定能将余姚县内所有逋逃挟藏户口全部清查，然后再对我免官问罪，那样我虽死无憾。”

不出王琅所料，这个明白人一看文书就知道自己中了他人设计，沉默片刻之后就下了决断，不为自己分辨一词，做出和他铭刻在青史上的那封著名书信差不多的发言。

原本历史中担任会稽内史的何充接到他的书信，没有明着赞同他继续收捕，而是代替他向朝廷申诉，希望免除他被构陷的罪责。

当时主政的王导没有同意，将依法办案的山遐撤职免官，罪当弃市的虞喜优容赦免，成为东晋法纪废弛的明证。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被陷害免官的山遐之后又重新起复，被召到朝中担任武陵王友，官第五品。

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差，通常只授给门阀大族嫡支子弟，绝无可能外流。

随后，他被任命为扬州大郡东阳郡太守，这是他的旧上司何充曾经担任过的官职，同样属于东晋的膏腴重镇，太原王氏的王濛请求这个官职都没有得到。

所以，他的这次免官到底是对他的处罚还是保护，很难说得清楚。

而他在东阳太守任上一样为政严猛，却没有惹出太大反弹或是民变，坐稳了东阳太守的之位，一方面是因为东阳豪强势力全部加起来也赶不上一个余姚虞氏，另一方面也能证明他吸取了余姚令任上的经验教训，有所进步。[2]

——这是王琅准备伸手拉他一把的原因。

作者有话说：

[1]余姚县长官《晋书》作“余姚令”，《资治通鉴》引庾翼书“山遐为馀姚长”，又按《晋令》，“县千户已上，州郡治五百已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本文取余姚令。

[2]《世说新语》注引《江惇传》：山遐为东阳，风政严苛，多任刑杀，郡内苦之。隐东阳，以仁恕怀物，遐感其德，为微损威猛。

可见他的行事手段在东阳太守任上已经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