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暴风雨中两个孤儿
我的主题是回忆，战时的一个阴郁早晨，那群带有羽翼的东西就在我旁边飞。
那些回忆之于我，就是我的生命本身——我们除了过往，也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拥有了。这些回忆就像圣马可教堂外的鸽子，无处不在，在我脚边，或是单个，或是一双，甜蜜悦耳地咕咕叫；俯首，神气活现地踱着步子；眯起眼睛，梳理颈间柔软的羽毛，我要是站着不动，它们有时便会落在我的肩上。直到突然一阵中午的枪炮声，它们立刻全颤动翅膀扑棱棱飞起来，人行道上空****的，整片天空被嗡嗡喧哗的小飞禽遮得黑压压的。战争时期的那个阴郁早晨就是这样。
和科迪莉娅的那个晚上之后是死寂的十年。我隐忍地走在一条充满变数和偶然的道路上。在这个时期——除了绘画时，不过间隔也是越来越长了——再没有像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么灵动、有生气过。我觉得正在流逝的不是岁月，而是青春。绘画是我的支柱——就因为当初选了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得一天更比一天好，又喜欢。附带说一句，绘画在当时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干的。我成了一位建筑画家。
相较于伟大的建筑大师们的作品，我更爱那些静静矗立了好几个世纪的建筑，这些建筑物保留和记录了每一代的精华，同时，时间限制了艺术家们的骄傲和腓力斯人[1]的市侩粗鄙，却也弥补了那些平庸匠人的拙劣。这类建筑物在英格兰比比皆是，英国人在近十年的鼎盛中似乎第一次对于以前视若无物的东西重新有了认识，并且在建筑物行将变成遗物的当儿还歌颂起它们的成就来了。所以说我的幸运远远超过我的成绩，我的作品也不值一提，无非是技巧日益娴熟而已，我对建筑主体充满热忱，独立于流行观点。
这一时期的经济萧条让好些画家找不到事做，却让我更加成功，当然，这样的情形实际上是经济衰退的征兆：泉眼干涸了，人们自然会想到望梅止渴。我在举办了首次画展之后，就被邀请去全国各地给那些马上就要荒废颓败的老房子画像。的的确确，我通常会比拍卖行早两步到那儿，厄运的先兆。
我还出版了三部光彩夺目的画册——即《赖德的乡间别墅》《赖德的英国住宅》《赖德的乡村建筑和外省建筑》，以每本五畿尼[2]的价钱卖了上千套。我很少会使人不满意，跟我的主顾之间不起摩擦，雇用双方要求一致。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为马奇梅因公馆客厅那些我熟悉的却没能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到悲伤，自那以后，我有过一两次电光石火地认识到那就是绘画的表现力和单一性，我相信有些东西仅只靠手是表现不出来的——一言以蔽之，得靠灵感。
为寻回那日渐泯灭的灵感之光，我以一种古典的奥古斯都[3]方式，携带了大量我们这行所需要的工具，出国到各种异域情调里浸**了两年。我没去欧洲。欧洲的珍品很安全，太安全了，专门设置了重重屏障，而且被顶礼膜拜的人们弄得五脊六兽的。欧洲可以缓一缓再去。我觉得早晚有时间会去的。等我需要有人帮我安放画架，背着我那些画画的家什的时候；等到我从一家上等旅馆走不出一小时以上的路程的时候；等到我一整天都沐浴在轻风和煦日下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一双老眼看向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现在，趁我还有力气，我要去那些蛮荒之地，那里的人们放弃了他们的哨岗，密密的丛林正慢慢侵入古老的堡垒。
据此，经历了缓慢却不很轻松的几个阶段，我穿越了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个有着我需要的一切的世界，远离园林和高堂，那样的情景变化使我身手更加敏捷，更能关照自己的内心了。宫殿的内里已经**然无存，修道院的回廊野草没径，教堂被废弃，吸血的蝙蝠像豆荚一样倒挂在穹顶上，只有蚂蚁们挤作一堆，忙着在肥沃的牲畜棚不停歇地打洞。城市间不通公路，高大阴森的房子里只有一家像害了疟疾一样打着寒战的印第安人家在躲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灵感汲取的源泉。我吃了千辛万苦、抵抗了病痛，时不时还要有一点生命危险，创作了《赖德的拉丁美洲》画册的最初几幅作品。过几个星期我就要休息一下，一次又一次置身于商业区和游览区，以此来恢复元气，建立了自己的画室，把速写细细誊画出来，着急忙慌地把画完的画作打好包，寄给我纽约的代理商。然后再次出发，带着我的小跟班踏入荒地。
我不那么费心地跟英国保持联系。遵循当地人的建议去安排行程，也不设固定路线，结果很多邮件一直没能寄到我手里，即使这样，收到的邮件攒起来也到了坐下来一次都读不完的程度。我常常把一捆信塞进袋子，等哪天有兴致再去看。可看信这件事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往往很不搭：躺在吊**晃来晃去；在蚊帐里，就着防风灯的光；坐在独木舟上漂浮着顺流而下，船夫懒散地划着船，小心不让我们的鼻子碰到两边的岸，幽深的水流就在身侧；坐在绿荫里，巨树直插云天，猿猴在森林屋顶的花丛中高高挂着在阳光下尖叫；在风景宜人的大牧场阳台上，耳畔有冰块在杯中搅动的轻响，还有掷骰子的声音，一只虎斑猫在修剪过的草坪上玩着脖子上的链子……信件仿佛是离自己十分遥远的声音，不具意义。信上说的事情如过眼云烟，只闪了一闪就过去了，不留痕迹，就像在美洲火车的车厢里，萍水相逢的旅客随意讲起自己的故事，听过了也就过去了。
尽管与世隔绝，长期旅居于陌生的国度，我却没变，有一小块地方始终如一，我用这一小块地方假装那就是全部的我。和我出发时一样，我把这两年的经历连同热带用的成套用具一股脑儿甩到一边，回到了纽约。我满载而归——十一幅油画、五十幅素描——等我最终把这些作品在伦敦展览的时候，许多迄今为止仍旧带着俯就屈尊的调调儿的艺术评论家，在我的成功的感召下，褒赞、推崇说我的作品传达出崭新和更加丰富的内容。他们中的一位最受尊敬的人写道：赖德先生，他像一条鲜活的皮下注射了新文化的幼鳟鱼一样崛起，这也揭示了他无限潜力中的一个极强大的存在……通过将其优雅和博学的传统元素着眼于野蛮的漩流之上，赖德先生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存在。
这些溢美之词，那个，唉，还不敌一根长粉笔来得实在。我妻子越过千山万水到纽约来见我，在她看到我们分居两地的成果展示在代理人办公室的时候，她总结得才叫好，她说：“当然，看得出来它们很棒，用邪恶阴险的方式表现出来还格外美丽。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觉得这些画不‘你’。”
我妻子的穿衣风格比较张扬，简约漂亮又极其清洁卫生，所以在欧洲有时就会被当成是美国人。而真正在美国，她又十分英国范儿，将英伦的柔和与隐忍自持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比我先到一两天，我的船抵达港口时，她在码头上迎候。
“好久好久不见了啊。”我们一见面她就高兴地说。
她没有参加这次探险。她对我们的朋友们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个国家与她不相适宜，况且家里还有个儿子。她还说，现在又有了女儿，我这才想起来出发前我们一直说起这事，这也成为她留下来的另一个理由。在她写来的信里也有提到。
其时天色已晚，晚餐的聚会已经结束，在一家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又逗留了几个小时以后，终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人独自在旅馆里了。“你一定没看我的信吧。”她说。
“有些信寄丢了。我记得很清楚，你的信上说果园里的水仙花是做梦看到了，还有保姆就是一颗珠宝，能干得不得了，还找到了一张摄政时期[4]的四柱床，可是说老实话我真不记得你说过给新生婴儿取了卡罗琳这个名字……你怎么想到要起这个名字的？”
“当然是随着查尔斯起的嘛。”
“我让波莎·范·霍尔特做孩子的教母。我考虑她肯定会送一份像样的礼物。你知道她送了什么吗？”
“波莎·范·霍尔特出了名地坑人……她送了什么呢？”
“一张价值十五先令的书籍代金券。既然约翰约翰有了一个伴儿——”
“谁？”
“你儿子呀，亲爱的。你没把他也忘了吧？”
“看在基督的份上，”我说，“你怎么叫他这个？”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创造发明的。你不觉得它甜蜜蜜的吗？照我说啊，既然约翰约翰已经有了一个伴儿，所以我认为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最好还是不再要孩子了，你觉得呢？”
“都听你的，我怎么都行。”
“约翰约翰常念叨你。他每天晚上都祈祷你能平安归来呢。”
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尽量漫不经心地脱掉衣服。坐在梳妆台前，用一把梳子梳理着头发，拿她的裸背对着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说道：“我要不要把脸藏到**了？”
这是我很熟悉的表达法，也很不喜欢。她的意思是说她该不该去掉脸上的脂粉，抹上面油，然后再戴上发网。
“不要，”我说，“先别急。”
她就明白需要做什么事了。在那事儿上她也同样清洁卫生，不过听完我说这话，她脸上表示喜欢的微笑中还带着宽慰和胜利。不久我们分开了，各自躺在双人**，中间隔着一两码，吸着烟。我看了看表，已经四点了，但我们都了无睡意，这城市的空气中带着神经衰弱的病症，却常使人误以为是精力旺盛。
“我看你一点儿也没变，查尔斯。”
“不错，想必是没变。”
“你想有所改观吗？”
“变化是活着的唯一证明。”
“不过你可能会变得不再爱我了。”
“有这风险。”
“查尔斯，你还爱我呢。”
“你自己才说的我没有变。”
“唔，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变了。我没有。”
“没有，”我说道，“没有，这我看得出来。”
“你今天和我见面一点也不发慌吗？”
“一点儿也不。”
“你也不想知道我在这期间有没有爱上别人吗？”
“没想过啊。你爱上谁了吗？”
“你知道我没爱上别人，那你呢？”
“没有。我就没有恋爱。”
我妻子对这个回答看来相当满意。我是六年前办第一次画展那阵儿和她结婚的。从那时起，为了推进我们的事业她做了很多事情。人人都说是她“造就”了我，不过她自己只承认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得益彰的背景支持我这么一点。她对我的天分和“艺术气质”坚信不疑，并且还深信一条准则，偷偷摸摸背着人干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事儿。
过了一会儿她说：“现在盼着回家吗？（我父亲送给我一笔房钱作为结婚礼金，后来我在妻子的家乡买了一所教区神父的老房子。）我有个惊喜给你。”
“是吗？”
“我已经把那间旧谷仓给你改成画室了，这样不管是孩子们还是留下来的客人都不会打扰你了。我叫埃姆登改的。大家都说改得棒极了。
“《乡村生活》上还有一篇文章说到这件事，我买了一份给你看。”
她给我看那篇文章：“……建筑形式美学的绝佳范例……约瑟夫·埃姆登爵士独具匠心，把传统材料改变成适合今日需求……”还刊登了几幅大照片。泥土地铺上了宽大的实橡木地板，北面墙上开了一个高高的石框悬窗，巨大的木屋顶之前全部陷在阴影里，而现在雄踞而出，鲜明闪亮，房檩还涂上洁白的石膏，谷仓看上去变得很像乡公所。我还记得那地方的气味，现在一定消失了吧。
“我更喜欢谷仓。”我说。
“可是你现在可以在那儿画画了呀，对吧？”
“在一团蜇人的飞蚊阵里，”我说，“头顶上的烈日能把除了镇纸之外的东西都烤焦了……此后，就算让我在公共汽车的车顶上我也能画了。我想教区牧师大概会很乐意借这个地方搞个惠斯特牌会的。”
“有大把工作在等着你呢。我已经答应了安克瑞奇夫人，你一回去就画安克瑞奇公馆。那房子也要给推了，知道吧——要改成底下是铺子上面是两居室的房子。你没想到吧，查尔斯，你那些所有异国情调的画儿会把你毁了，会让你再画不了英国建筑的，你想到没有？”
“怎么会？！”
“哦，两者完全不同呀。你别发火啊。”
“只不过是将要被另一片丛林侵略到的地方。”
“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亲爱的。‘乔治风’[5]已经整到这步田地了，我们却做不了什么……那你收到我说博伊的那封信了吗？”
“我不知道啊，信上说什么了？”
（博伊·马尔卡斯特是她哥哥。）
“是关于他订婚的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事情全结束了。不过这事儿搞得爸爸妈妈很难过。她是个糟糕透顶的姑娘。后来他们还是给了她钱才算了事。”
“没有，我一点儿也没听说博伊的事。”
“他现在和约翰约翰是铁哥们儿了。看着他们俩在一起让人心里甜蜜蜜的。他不管什么时候来，都径直把车先开到老教区去。进了屋，任谁也不理，马上就喊：‘我的死党约翰约翰在哪里呀？’约翰约翰听见了就歪歪扭扭地从楼上跑下来，然后他们上小树林里也能一连玩上好几个小时。你想啊，要是听到他们俩说话，你还以为这两人一般大呢。就是约翰约翰让他明白了那姑娘的道理。说真的，你知道，他精得要死。他可能是听到我和妈妈说什么了，等博伊又来了他就说啊：‘博伊舅舅不要撇下约翰约翰跟那个糟糕姑娘结婚。’也就是他跟博伊说的那一天，博伊没上法庭，花了两千英镑把这事私了了。约翰约翰对博伊崇拜得不得了，什么事都学他。这对他们两人都挺好。”
我走到房间那头，再一次徒劳地想把暖气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我喝了些冰水，把窗子打开，可是飘进来的不只是寒夜的空气，还有隔壁屋子的音乐，那里有人正开着收音机。又关上窗户，掉转过身朝我妻子走去。
她又开始事无巨细地说开了，带着困倦的睡意……“花园里长得可茂盛了……你种的黄杨树篱去年一年长高了五英寸……我从伦敦找了几个人把网球场给修整好了……当时最棒的厨子……”
下面的整个城市正在苏醒，我们两人却睡着了，只是没过多久，电话铃声响起，一个欢快的、辨不出男女的声音说道：“萨沃伊——卡尔顿——旅馆——早安。现在是七点四十五分。”
“你看看，我没要求叫早服务呀。”
“您说什么？”
“噢，没事儿。”
“没关系。”
我刮脸时，我妻子在浴室中说道：“就跟以前一样。我再也不担心了，查尔斯。”
“很好。”
“我以前真担心两年时间兴许会产生什么嫌隙来着。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完全可以哪里停下的再在哪里重新开始。”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问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停下什么了？”
“自然是你离开的时候。”
“你在想别的事呢吧？才过了这么一小会儿。”
“哟，查尔斯，都是老黄历了。没什么了。从来也没有什么事。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早忘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们又回到我出国前那样了，是不是？”
就这样，我们恰恰又在两年前我们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了，我妻子流了眼泪。
我妻子的温柔和英国人的冷静自持，她细小整齐的白牙，整洁的玫瑰色指甲，天真调皮的女学生样子和打扮，她那些重金打造的，可远远看上去却好像是批量生产的时髦首饰，她脸上常常挂着的应酬的微笑，她对我的尊敬和服从，她对我的爱好的热情，还有她每天都要给家里的保姆拍电报的慈母之心——总而言之，她所独有的个人魅力——使她在美国人当中很吃得开。启程那天，我们的船舱里堆满了她认识不过一个星期的朋友们送的玻璃纸包装的大包小包礼品——鲜花、水果、糖、书籍和孩子们的玩具，等等。而服务员也像育婴堂的修女一样，常常根据礼品的数量和价值来判断旅客的身份高低。因此航行开始时我们就已受到格外的尊重了。
一上了船，我妻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旅客名单。
“有这么多朋友，”她说，“这次旅行一定会很妙。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次鸡尾酒会吧。”
登船的舷梯才撤走，她就忙着打起电话来。
“茱丽娅吗？我是西莉娅——西莉娅·赖德。发现你也在船上真的太好了。你这一向可好吗？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参加鸡尾酒会吧，咱们好好聊聊。”
“哪个茱丽娅？”
“茱丽娅·莫特拉姆呀。我好多年没有看见她了。”
我也好多年没见她了。事实上，自从我的婚礼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从我的画展预展之后就再也没有跟她说过话。在那次画展上，我画的那四幅马奇梅因公馆的油画——布莱兹赫德借出的——挂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这些画就是我和弗莱特家的最后联系了。我们的生活密切交织在一起有一两年，然后就分开了。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还在国外，至于雷克斯和茱丽娅，只是时有耳闻说他们在一起并不幸福。雷克斯没有完全像原先预测的那样飞黄腾达，他仍然游离于政府边缘，名头不小，但却让人隐隐生疑。他身处大富豪间，可是讲演却似乎更加倾向于革命政策，在共产党和法西斯之间左右逢迎。人们在谈话中会提到莫特拉姆的姓氏。在翻着报纸不耐烦地等什么人的时候，会时不时地瞥见他们的面孔登在《闲谈者报》上，但是他们和我已经走在两条道上了。人们在英国，且只有在英国，才会处于彼此隔离的两个世界，处于各自的人际关系自行旋转着的小星球上。此一过程或许可以在物理学上找到很贴切的比喻，我朦朦胧胧地领悟到，能量粒子群会重组到不同的磁场中。对于一个能够夸夸其谈这类物理现象的人来说，这个比喻是现成的。可对我却不适用，我只能说这种厘清远近亲疏的小圈子在英国比比皆是。所以就我和茱丽娅的情形来说，就算我们同在伦敦，住在同一条街上，时常在同一时刻看到几英里外乡间的地平线，而且我们可能互有好感，温和地关心对方的命运，甚至会为分离怅惘，深知每一方只要拿起电话筒，在枕边就能够跟对方说上几句，借以享受仿佛随着早餐的橙汁和阳光一块儿来的见面的亲昵……但是因为受到我们各自所处星球的向心力影响，以及星球外部冷寂的星际空间所限，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妻子高高地坐在堆满玻璃纸和彩色丝带的沙发背上，继续打她的电话，兴致勃勃地查阅旅客名单……“是，当然要带他来，听说他那么甜蜜……对，我终于把查尔斯从蛮夷之地弄回来了，不可爱吗……在登记簿上看到你的名字是有多么好呀！这使我的旅程……亲爱的，我们也是住在萨沃伊-卡尔顿旅馆呢，怎么就错过了？”……有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非得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那儿，现在还有点儿不习惯。”
我走出舱外，轮船缓慢地驶入河道，我走向一扇大玻璃窗，旅客们正站在窗前凝视着向后滑去的陆地。“这么多朋友在呢。”我妻子刚才说的。看着这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刚才告别的**正在冷却，有些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来送行的碰杯话别，此时更是热情澎湃；还有些人则在盘算着去哪儿弄一张甲板座椅；乐队不为人注意地演奏着——这一切就像一群蚂蚁一般无序。
我转身进了几个大厅，很大，但并不堂皇，就像本来就设计成放大了好几倍的列车车厢似的。走过一道巨大的青铜大门，上面錾刻着纸片一样薄的亚述动物；吸墨纸一样颜色的地毯；彩绘墙壁嵌板也像吸墨纸一样——平淡乏味的幼儿园手工制品——墙与墙之间是一码又一码未经木匠加工过的淡褐色木头，还有墙角里弯成圆角的镶木，它们经过蒸、挤、抛光，严丝合缝地一片一片拼接好；吸墨纸地毯上四处摆着可能由公共厕所的设计师设计的桌子和填充块料，块料上是方形凹陷，装上了垫子，可以一屁股坐上去。这些东西看上去同样也是吸墨纸。大厅灯光从几十个孔中散射出来，光线均匀，没有光影——整个大厅里充斥着上百个通风机的嗡嗡声，和下面运转的巨大蒸汽汽轮机的震动声。
“我回来了，”我想着，“从密林、遗迹中回来了。这里的财富已不再让人目眩神迷，权力也不再彰显。‘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6]。”（我以前听到过这句伟大的哀歌，一次是科迪莉娅在马奇梅因公馆客厅里引用的，另一次是大约一年前在危地马拉听一个混血儿唱诗班唱的。）
一个服务员走到我面前。
“先生，您需要点儿什么吗？”
“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不加冰。”
“非常抱歉，所有的苏打水都是冰镇的。”
“水也冰镇了吗？”
“哦，是的，先生。”
“那好吧，没关系。”
他小跑着走开了，让人费解地在弥漫的嗡嗡声中无声无息地走开了。
“查尔斯。”
我回过头去，看见茱丽娅就坐在一个吸墨纸一样的方垫子上，双手叠放在膝头，太安静了以至于我经过时一点儿没注意到她。
“我听说你也在这船上。西莉娅打电话告诉我的。见到你真高兴。”
“你在干什么呢？”
她松开放在腿上的空空的双手，优雅地做了个手势。“等着呢。女人正在整理行李。我们离开英国后她就一直拧拧巴巴的，现在又抱怨起我的客舱来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抱怨的……好像我要的喝的来了。”
那个服务员又回来了，端着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一杯是冰水，另一杯是开水。我把酒和水兑在一起使温度适宜。他一边看着一边说：“先生，我得记住你是怎么兑的酒。”
大部分旅客都有自己的偏好，雇他来就是为了增强旅客的自信心的。茱丽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挨着她坐在另一个方垫上。
“刚才根本没看到你，”她说，“但凡我喜欢的我就永远也看不见似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口吻听上去仿佛我们只隔了几个星期没见，而不是好多年，并且在分别前两人就已经是相当熟稔的朋友一样。时间建立起了自己的防线，伪装好薄弱的环节，并且除了少数几条人来人往的小路之外到处都埋了雷，因而我们多半只能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的这一头，向对方发个信号而已。这样的不期而遇会与一般经验相左，我和她向来谈不上是好朋友，但现在却以长久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这里相遇了。
“你在美国都做些什么？”
她喝着热巧克力，慢慢抬起头来，美丽而严肃的眼睛注视着我，说：“你不知道吗？那我以后什么时候再告诉你好了……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人，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时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在布莱兹赫德的那个夜晚，当时这个可爱的、细手细脚的十九岁姑娘，像是才从育婴室给带出来待一个小时，会因为大人不注意她而焦虑不安，当时她说：“我也在引起别人的焦虑呢，你知道。”当时我作为男人会想：“这些姑娘把个恋爱看得是有多重。”现在我却几乎再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说话的态度除了谦卑和友好的坦率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我想对她的信任有所反应，做出某些欣然接受的表示来，可在我过去乏善可陈的岁月里，又委实没有可以与她共享的东西。便只好跟她谈谈那些丛林日子、遇到过的滑稽可笑的人物。游历过的废墟遗址，可是多年故交的心境却把故事讲得磕磕绊绊，最后还突然中断了。
“我渴望看看你的画儿。”她说道。
“西莉娅为了鸡尾酒会也希望我能拿出一些挂在客舱里，这我办不到。”
“不行啊……西莉娅还是以前那么美吧？我一直觉得与当年我们那些女孩子比起来，她是最漂亮的姑娘。”
“她没有什么变化。”
“你变了，查尔斯。你瘦多了，严肃多了。一点儿也不是当年塞巴斯蒂安带回家来的那个漂亮男孩子了。也更坚强了。”
“而你却更温柔了。”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而且现在特别有耐心。”
她还不到三十岁，正走向她美丽的顶峰，原本就蕴涵丰富的潜在美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她已经不似当年风行一时的那种四肢纤细的模样了。而我曾经认为她带着文艺复兴时期风情的脑袋多多少少与她的身体不那么相称，现在真正成了她自己，跟佛罗伦萨再搭不上边。她的美与绘画、艺术或除她自己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想把她的美类化或者分析是毫无意义的。这美植根于她的本质。只有在她、她的认同，和我不久就将产生的对她的爱中才能知道。
岁月还造成了另一种变化，于她而言，不是含蓄狡黠的蒙娜丽莎式微笑，岁月要比“七弦竖琴和长笛的声音”更使她忧郁。她仿佛在说：“看看我。我尽了我的本分。我是美丽的。我的美非同寻常。我是为快乐而生的，可是我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我的奖赏又在哪里呢？”这就是她十年来的变化；这确实就是她的报酬，那种令人魂牵梦绕的具有魔力的哀伤，它直接向心灵倾诉并使人沉默。这就是她的美的顶峰。
“也更哀伤了。”我说道。
“噢，不错，哀伤得多了。”
两小时后我回到客舱，我妻子正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的。
“我必须一切都准备停当。看上去怎么样？”
我们没有多付钱，就有一套宽大的舱房为我们准备好了，其中一间大得除了这家轮船公司的董事们之外很少会预订出去，在大多数的航行中，经事务长同意，这套舱房常常会安排给他要致敬的客人。（我妻子很擅长获得这种小小的实惠，先是用她的美丽和我的声望给很吃这一套的人以深刻印象，一旦优势上来并且巩固住了，马上换上一种讨人喜欢的亲切姿态来。）为了表示她的谢意，她邀请了事务长来参加鸡尾酒会，而他为了表示他的谢意，在赴宴之前送了一只和实物一般大小的冰雕天鹅像，里面还填满了鱼子酱。这件寒气逼人的豪礼傲视群雄，摆在房子中央的桌子上，它渐渐融化，冰水顺着天鹅喙滴下，落在盛它的那只银盘子里。早上送来的鲜花尽可能地把镶板都遮住了（这间客舱是上面那个吓人的大厅的微型版）。
“你得赶快换礼服了。你刚才一直在哪儿呀？”
“跟茱丽娅·莫特拉姆聊天。”
“你认识她？噢，自然啦，你是她那个酒鬼哥哥的朋友嘛。谢天谢地，她还挺有魅力吧！”
“她也极为赞赏你。”
“她以前是博伊的女朋友之一。”
“不能够吧？”
“他自己老这么说。”
“你考虑过没有，”我问道，“你的客人们怎么吃里面的鱼子酱呢？”
“考虑是考虑过了。不好办。不过东西这儿全有啦。”——她给我看了装满几个托盘的透明的美味小吃——“反正来参加酒会的人总会找到吃东西的法子的。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用一把裁纸刀吃虾罐头吗？”
“是吗？”
“亲爱的，就是你求婚的那个晚上呀。”
“我记得是你求的婚。”
“好啦，反正是我们订婚的那个晚上。可是你还没有说你觉得安排得如何呢。”
所谓安排，除了那只天鹅和那些鲜花以外，还包括一个无法脱身、被困在临时柜台后面一角的服务员，和另外一个端着托盘的、相对自由一点的服务员。
“电影演员之梦。”我说。
“电影演员，”我的妻子说，“我正想说这事呢。”
她跟着我来到更衣室，我一边换衣服，她一边跟我叨唠。她脑子一转便想到，既然建筑方面是我的兴趣之所在，那我真正的专长就是给电影设计布景，所以她邀请了两位好莱坞巨头参会，并且希望我巴结巴结他们。
我们又回到起居室。
“亲爱的，我知道你对咱们的这只鸟很反感。在事务长面前可别对它太凶恶了。他能想到这个真的挺不赖的。再说，你知道，如果你在描述十六世纪威尼斯宴会的书里读到过这天鹅的话，那你就会说这是那个时代的再现。”
“十六世纪威尼斯天鹅的造型会有些不同的。”
“圣诞老人来了。我们对你送的天鹅喜欢得发狂呢。”
事务长走进客舱，大力与人握手。
“亲爱的西莉娅夫人，”他说道，“赶明儿，你要是愿意穿上暖和衣服，跟我到冷库里探探险的话，我还能让你看到装着这种东西的一整个挪亚方舟。吐司一会儿就到。他们正把它烤热一下。”
“烤吐司！”我妻子惊叹道，听语气仿佛烤吐司是什么饕餮大餐一样。“你听见了吗，查尔斯？烤吐司来着。”
客人们很快陆续来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耽搁的。“西莉娅，”客人们都说，“多大的客舱啊！多漂亮的天鹅啊！”尽管这间客舱是全船最大的，这里还是很快就挤得满满的了。客人们也开始在环绕着那只天鹅的小小冰水池里按熄他们的烟头了。
这时事务长照水手们的习惯预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于是造成了一波小**。“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妻子问道，言下之意带着种讨好奉承的感觉，似乎不仅这客舱、这鱼子酱，还有风浪也都要受事务长的调遣似的。“无论如何，暴风雨怎么着也不致影响到这样一艘客轮吧？”
“大概会稍稍阻碍一下我们的航行。”
“不过不会使我们晕船吧？”
“那就要看你晕不晕船了。在暴风雨中我总是晕，打小就这样。”
“我才不信呢。他就是故意吓唬人的。到这儿来，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那是一张她孩子们的近照。“查尔斯还没有见过卡罗琳呢。看了一定会快乐得发抖啦。”
这里没有我的朋友，不过参加酒会的有三成人我认识。我拿腔带调地和他们一直文明地聊着天。一个老女人跟我说，“你就是查尔斯啊。西莉娅谈你谈得可多呢，我觉得从头到脚都了解你了。”
“从头到脚，”我在心里想，“从头到脚的了解需要很长时间呢，夫人。难道你真能看穿我那些花花肠子里最最隐秘的阴暗角落吗？难道你能告诉我，亲爱的斯图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我妻子是这样称呼你的——为什么就在此刻，我和你在这里谈着我即将举办的画展，心里却一直在想茱丽娅什么时候会来呢？为什么我能跟你这样聊天，跟她却不能呢？为什么我把她和自己都置身于世俗之外了呢？你知道我最隐秘的心思发生了什么事吗？你敢这么瞎说八道？斯图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你在捏造些什么呢？”
茱丽娅还没来，这间房子本来由于太大而没人租用，现在二十余人的喧闹却成了一大群人的喧闹。
这时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家伙。那边有一个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看来没谁认识他，邋里邋遢的样子不像是我妻子的客人。他一直站在鱼子酱旁边，有二十分钟了，嘴巴动得跟兔子吃食一样快。这时他用手帕揩揩嘴，显然一时冲动了，他朝前探探身子，又轻轻地揩了揩天鹅的喙，揩掉一滴已经凝在那里马上就要滴下来的水珠。然后他偷摸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注意他，碰到我的眼光后就紧张地咯咯笑起来。
“早就想这样好久了，”他说道，“猜你不知道一分钟滴多少滴。我知道，我数过了。”
“我不知道。”
“猜猜看。猜错了就给六便士，猜对了半美元。公平合理。”
“三滴。”我说。
“哦哟，真聪明。你一定数着吧。”不过看他并没有要给钱的意思，而只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啊。我生长在英国，不过这是头一次在大西洋上。”
“大概你是坐飞机出国的吧？”
“不，没坐过飞机。”
“那我猜你环绕地球，是从太平洋那边绕过来的吧？”
“你真聪明，没错。我为这事跟别人争得很厉害。”
“那你走的是哪条路线呢？”我问道，想要投其所好。
“啊，那可就说来话长了。算了，我先赶快跑路吧，回见！”
“查尔斯，”我妻子说，“这位就是星际电影公司的克拉姆先生。”
“您就是查尔斯·赖德先生。”克拉姆说。
“是我。”
“好，好，好。”他停下来了，我等着。“船上的事务长说我们就要碰上暴风雨了。您还知道什么情况？”
“比事务长知道的差多了。”
“不好意思，赖德先生，我不十分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所知道的比事务长少。”
“这样啊？好好好。我很高兴能跟你谈话。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多谈谈。”
这时一个英国女人说道：“啊，瞧这只天鹅！在美国待了六个星期，对冰真是腻味到家了。你非得跟我说说不可，分别两年再见到西莉娅是什么感受？我知道我就会觉得像个不甚体面的婚礼似的。不过话说西莉娅从来也没把她头上的香橙花冠完全取下来过，是不是？”
另一个女人说道：“一边说着再见，一边又知道我们半个小时后又会见，天天半小时就见一面该有多好呀！”
客人们陆续告辞了，每个人走的时候都要告诉我，我妻子已经承诺了在不久的将来我要给他们做些什么事什么事。这个晚上话题的中心就是：我们大家要常常碰面，以及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只有物理学家才能说得出来的分子结构体系。最后那只天鹅也用轮子车推走了，我对我妻子说，“茱丽娅一直没来。”
“不来了，她打过电话了。我听不清她说什么，一直太吵了——好像是一件衣服的问题。没来也是走运，这儿连个能活动的地方都没有了。酒会挺不错吧？你讨厌它？你表现得好极了，看上去也派头十足。你那个红头发的朋友是谁呀？”
“不是我朋友。”
“那可太奇怪了！你跟克拉姆先生说过去好莱坞工作的事吗？”
“当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