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二十五节
要是我能把对我曾经有所帮助的人—一写出来，那该有多好呀。在书中已经写了一些人，并为读者所熟悉。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为人知。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影响将永远活在所有因他们而变得甜美、高贵的生命中。
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结识一些益友，他们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一样打动人，他们握手时注满了不可言喻的同情，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把我的愤怒、烦恼和忧虑一扫而光，使我一觉醒来，耳目一新，重新看到上帝真实世界的美与和谐，就腐朽化成了神奇。总之，有这些益友在身旁，我就感到心安理得。同他们的相会也许只那一次，然而他们平静的脸，温柔的性格，消融了我心上这永不满足的冰块，犹如山泉灌进海洋，淡化了海水的浓度。
时常有人问我：“有人使你觉得厌烦吗？”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我认为那些有过多好奇心的蠢人，尤其是新闻记者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也不喜欢那些自以为是，喜欢说教的人，他们就好像那些同你一起走路，缩短步伐来适应你的速度的人一样虚伪和夸张，让人心中不快。
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手就很能说明问题，有的人的握手倨做无礼，显得高人一等；有的人郁郁寡欢，和他们握手仿佛是握住了西北风一样冰凉；而另一些人则活泼快乐，他们的手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了我的心。可能这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手，然而它确实给了我活泼快乐，就像含情的一瞥给你感受一样。我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感到了真正的快慰。
我有许多从未谋面的远方友人，实在是人数太多了，以至我常常不能—一回复他们的来信，我愿借此感谢他们的亲切来信，只是我又哪里能感谢得完呢！
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许多智者，并且和他们一起交流。只有认识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领略同他在一起的情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坐在他的膝上，一双手紧紧握住他的大手。他生动有趣地对我讲上帝和精神世界的事，由莎莉文小姐拼写到我另一只手上。我听了既惊奇又喜欢，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但却使我对生命产生了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又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他说：“海伦，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也就是爱的宗教。以你整个身心爱你的天父，尽你所能去爱上帝的每个儿女，同时好好记住，善的力量远不如恶的力量强大，进天堂的钥匙在你的手里。”他的一生就是这个伟大真理的最好的例证。在他高尚的灵魂里，爱与渊博的知识以及信仰融合成一种洞察力，他看见：上帝使你得到解放，得到鼓舞，使你谦卑、柔顺并得到慰藉。
布鲁克斯主教从未教我什么特别的信条，但是他把两种伟大的思想铭刻在我脑海里——上帝是万物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上帝是爱，上帝是父，我们是她的儿女。乌云总是要被驱散，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快乐，也很少想到身后之事，只是不免常常想起几位好友在天之灵。岁月如梭，虽然他们离开人间已有好多年了，但仿佛依然同我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拉住我的手，像从前一样亲热地交谈，我丝毫不会觉得惊奇。
自从布鲁克斯主教逝世后，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几部从哲学角度论述宗教的著作，其中有斯威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但我依然觉得，最能慰藉我灵魂的还是布鲁克斯的爱。
我认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他那热情而有力的握手令我感激不已。他是一位待人热情、知识广博而健谈的朋友，只要他在场，总是满室生辉。
我清楚地记得同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博士见面的情形。他邀请莎莉文小姐和我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去见他。那是初春时节，我刚学会说话不久，一进门我们就被带进他的书房。他坐在壁炉旁边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劈啪作响，他说自己沉湎于往日的回忆之中。
“还在聆听查尔斯河的细语。”我补充道“是的，”他说，“查尔斯河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联想。”
书房里有一股印刷油墨和草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一定到处都是图书。我本能地伸出手去寻找它们，手指落在一卷装订精美的坦尼森诗集上。莎莉文小姐告诉书名，我就开始朗诵：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我感觉到有泪水滴在了我的手上，就停了朗诵。这位可爱的诗人竟然听得哭了，我觉得颇为不安。他让我坐在靠背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我答应他的要求，朗诵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被禁闭的鹦鹉螺》。以后我又同他见了好几次，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而且喜欢他的为人。
会见霍姆斯博士后不久，在一个晴朗的夏日里，我同莎莉文小姐一起又去看望了惠蒂尔，是在梅里迈克河边他幽静的家里。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有一本自己的凸字版诗集，我从里面读到了一篇题为《学生时代》的诗歌。他对我能如此准确地发音非常高兴，说他听起来一点儿不困难。我问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并且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说，那首诗中的小男孩就是自己，女孩子的名字叫萨利，还有其他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我又朗读了《赞美上帝》，当我读到最后一行时，他在我的手中放了一个奴隶的塑像。从那蹲着的奴隶身上掉下两条锁链，就好像天使把彼得带出监牢时，身上的镣铐脱落下来的情形一样。后来，我们到他的书房里去，他为莎莉文老师亲笔题字，表达对她工作的钦佩，而后对我说：“她是你心灵的解放者。”他送我们到大门口，温柔地吻了我的前额。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望他，但是约未践，人已逝。
我有许多忘年交朋友，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就是其中一位。我8 岁那年就认识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就越发敬重他。他博学而富有同情心，是莎莉文老师和我在忧患之中的最好的益友，他那坚强的臂膀帮助我们越过了许多艰难险阻。
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处境困难的人都是如此。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以新义，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爱国家，爱人类，追求勤勤恳恳不断向上的生活。他宣传鼓动，而又身体力行，是全人类的朋友。
愿上帝祝福他！
前面我写过与贝尔博士初次见面的情形，后来，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布雷顿角岛中心他幽静的家中，我曾同他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日子。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伟大的布烈斯河岸的田野上，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自己的实验，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一起放风筝，他告诉我，他希望以此能发现控制未来飞船的方法。
贝尔博士精通各方面的科学，并且善于把自己研究的每一个课题生动有趣地向你描述，一些深奥的理论知识也让人感觉到兴趣盎然。他能让你感到，哪怕只用一点点时间，你都可以成为发明家。他还表现得十分幽默和富有诗意，对儿童满怀爱心。当他抱着一个小聋儿时，常常表现出真诚的快乐。他为聋人做的贡献会留存久远，并造福后世的孩子们。因为他个人的成就和感召，我们将对他满怀敬爱。
居留在纽约两年中，我见过许多知名人士。虽然我已久闻他们的大名，但却从未想过会同他们见面。同他们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见面，都是在好友劳伦士。赫顿先生的府上。我十分荣幸能够到赫顿夫妇优雅宜人的家里做客，参观他们的藏书室。
许多富有才华的朋友都为他们夫妇题词留念，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对我来说，能在图书室中亲自阅读到这些留言，真是莫大的荣幸。
据说赫顿先生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美好思想与情操。人们不需要读《我所认识的男孩》，就可以了解他。他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慷慨、待人宽厚的人。
赫顿夫人是一个患难与共的真诚朋友，我思想中许多最可宝贵的东西的获得，都要归功于她。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也是在于她的引导和帮助。当我因学习困难而气馁时，她的信使我振奋，重新鼓起勇气。她使我真正体会到，征服一个困难，随后而来的事就会变得简单而容易。
赫顿先生给我介绍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有著名的——威廉。狄思。霍尔斯先生和马克。吐温。我还见过李察。华生。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豪德。克拉伦斯。
惠特曼先生。我也认识查尔士。杜德里。华纳先生，他善于讲故事，深受朋友们的敬爱，对人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说他爱人如己。有一次，华纳先生带着森林诗人——约翰。柏洛夫先生来看我。他们和蔼可亲，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的才华为我所钦佩，如今又切身感受到他们待人接物的魁力。这些文学界名流，谈天说地，唇枪舌剑，妙语如珠，令人望尘莫及。就好像小阿斯卡留斯以不对称的脚步跟着英雄阿留斯向伟大的命运进军一样——他们对我说了许多至理名言。
吉尔德先生同我谈起，他是如何穿越大沙漠在金字塔作月光之旅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在签名下做出凹下去的印迹，以便我能够轻松摸出来。这让我想起，赫尔先生给我的信时也都会把签名刺成盲字。我用唇读法听马克。吐温为我朗诵他的一两篇精彩的短篇小说。他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众不同，我在与他握手时，能感觉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闪光。甚至，当他以特有的、难以形容的幽默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使你觉得仿佛他就是那个温柔、又有人类同情心的伊里亚德的化身。
我在纽约还见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圣尼古拉斯报》受人尊敬的编辑玛莉。玛普斯。道奇女士、《爱尔兰人》一书可爱的作家凯蒂。道格拉斯。威格因女士。他们送给我颇富情意的礼物，包括反映他们思想的书籍，暖人心窝的信函以及一些照片。
可惜篇幅所限，不能尽述所有的朋友。事实上他们许多高尚纯洁的品质，非笔墨所能充分表达的。甚至要讲到劳伦斯。赫顿夫人时，我的心中还犹豫不决。这里我只能再提两位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索夫人，在林德斯特时，我常去她家中拜访。她总是为别人做些好事，认识她多年来，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
另有一位朋友卡内基先生也使我受益非浅。他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无人能及，他英明果敢神奇的能力，博得大家的尊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默默行善。
由于他的地位，我是不应该谈到他的，但是应该指出，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进大学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朋友们创造我的一生。他们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把我的缺陷转变成美好的特权，使我能够在已造成的缺陷阴影中，安详而快乐地前进。
以上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所集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
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g.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
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 页与第7 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等时，竟不知所措。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就这样我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
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锐、感情丰富杰出的文学家。对我而言，当时的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遇事时不可缺少的商量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可以帮我的忙了。
前面曾经提过，在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因此往往必须学习到半夜，而此时此刻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了。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常常跟不上进度。
现在，红十字会已经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编者按：指1928年），可以阅读好多好多书呢！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不超过叨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不用别人帮忙也可独自用功了。”觉得十分快慰。
在学业方面，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这也许与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像力、知识性强的文章。因此，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不已。
我推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多数教授的讲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也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融洽地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
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特别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此言一出，汤玛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字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度曾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了十来里的乡村小路，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接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天气清凉的冬夜里，我们租着有蓬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
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构建乌托邦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些较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决斗呢。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 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 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 月，大伙儿相偕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偷快的日子里，4 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的表现更是杰出，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
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最遗憾的是，母亲因为生病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地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
夸大报导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同时还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与莎莉文老师居住的，哪里是如此豪华的房子？事实上那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的四周附带了7 英亩荒废已久的田地。老师把挤奶场与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了，变成一个大房间，权充书房。在书房里，约有盲文书籍一百册左右。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
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在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着和风舍不得进房，足足呆了一个多钟头。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枝叶绕着栏杆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花开时，扑鼻的香味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飞来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我正在猜测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
“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量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传给我这些信息：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凝神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能分辩出它的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哦！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说：“现在，两只鸟已经卿卿我我地在苹果花间互诉衷曲了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年我才9 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校来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游，童星莱特也多半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可是史波林先生总是弄不清我的意思，我因此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多么努力练习，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最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老师与我第一次踏进这栋屋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无不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与我们同在。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 月2 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部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与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让我出乎意料的惊喜，如同做梦，样。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鸣声。”
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鸣叫的鸟语视为对他们新婚的最好的祝辞了。
最后，我们一行4 人一起回到连杉的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多事人纷纷揣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基于这种心理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
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莉文老师是一个心地高贵、仁慈的诚实人，而梅西先生也是一个和善热情的人，他讲的故事常常弓俄发笑，而且经常灌输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新知给我，偶尔也和我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
我曾经因为打字机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我应邀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杂感》，主要在描述我身边的一些琐事。由于简。奥斯丁女王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书，因此我把稿子结集出版时，就把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去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野外整修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篇对春之喜悦的歌颂。
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抵达连杉后，想到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开始兴起养家畜、种农作物的念头，打算过着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仅有从康桥带过来的那只名叫费兹的狗而已。费兹在我们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后来又陆续养了几条狗。
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计划遂告失败。
我们觉得有几间屋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
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所以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然后拔腿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不得已，我们只有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状况比较桔据，有人劝我们栽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 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了第5 年，树上开始结果实，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 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看呆了。然而就在这时，这群大大小小的不速之客竟然毫不客气地狂势猖撅一番。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都愣住了。
上帝啊！100 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在院子里，梅西先生特别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果实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妙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许多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常常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想过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
第二十四节 一双双托满阳光的手
第二十五节 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