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张国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中共“一大”参加者。
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海小组，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〇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
。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毛泽东之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所以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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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恽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鼓吹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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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〇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策划。
一九二〇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
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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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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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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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摘自《我的回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