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张申府，留法勤工俭学者，旅法华人共产主义小组发起者之一。

一九二〇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威金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的陈独秀。一九二〇年八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本来想发展刘清扬，大钊和我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同她谈话，但她当时不愿意。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那时（我们）相当幼稚，发起建党是第三国际推动的，但党的名称，陈独秀于一九二〇年八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威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

我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到法国去的，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的。那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同船去法国的还有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到法国后，和国内保持通信联系。

我和周总理认识，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的陶然亭聚会上，总理等代表觉悟社，我和李大钊代表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周总理也是一九二〇年底到法国去的。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一九二三年以后）小组的事，就由周总理他们管了，我在一九二三年冬回国。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一九二一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后来他们慢慢进步，回国后才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

年共产团和共产党。

巴黎小组成立后，在一九二一年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由我担任编辑，赵世炎、周总理写文章。现在《少年》只有第二期，是北京图书馆买来的。第一期应在一九二一年七、八月。经费的解决，是章士钊捐了一千法郎。当时章正在欧洲游历，经过总理的一个年轻朋友名叫谢承瑞的介绍，请章捐助的。

另一件是发起共产主义少年团（后来改名共青团）。总理在一九二一年经常联络少年共产团的人，如李富春等。少年团开始时有三、四十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我记得，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一直叫中国少年共产团（CY），没有用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字。（按：这个组织在一九二二年即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

（党成立前）陈独秀没有通知我们法国小组。可以肯定，党的建立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间，（因为）罗素到中国来，我到上海去接他，时间是一九二〇年九月。我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就住在他家里。陈独秀的家（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也就是党的总部。那时上海的党员有十几个人，沈雁冰、李达、施存统、周佛海、田汉、沈玄庐、邵力子……

……

一九二二年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我负责，还有郑太扑、高语罕、孙炳文、廖焕星、章伯钧等。一部分人住在戈丁根。我们当时同共产国际没有关系。在柏林，和德国党有联系，他们开会时，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领导人，一个是男的，名字记不得了：一个是女的，名叫飞舍。因为我们是小组，所以同共产国际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

……

一九二三年暑假后（七、八月间），我曾由柏林回巴黎，参加过少年共产团的大会。我们小组五人（指法国小组）的公开身份都是少年共产团。任卓宣（叶青）这个人坏透了，他是个头，很自负，一九二二年他们开会时把我开除了。后来由第三国际给我平了反

。第三国际负责人说，张崧年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资格开除他。一九二三年那次大会，可能邓副主席也在，那时我不认识他。

我在一九二三年底经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在苏时，曾在东方劳动大学住了两个月，住在赵世炎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威金斯基（在国内就认识他），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他对我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客气的话，说回国后把党发展起来。我们是用英语讲的。我也曾听了一次布哈林的讲话。布哈林很能讲，也很能写。我那时在莫斯科，是由赵世炎陪着。

我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月，回国正是一九二四年春节。我们坐火车经哈尔滨、沈阳到北京，见了李大钊。我原想回北大数学系，但胡适代理校长，不让我去。大钊叫我去广东，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到了上海，见到陈独秀，谈了一夜，交谈了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

周总理回国后，因我不在广州，与国民党人联系不上，他就在广州做工人运动。这是他对我说的。他到黄埔，约是一九二五年了。我是一九二四年九月开学回广州的。当时广州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右派邹鲁，他知道我是共产党，不给我聘书。我住了两个月（九、十月），总理还没有去黄埔，在做工人运动。总理是回国第二年到黄埔的。

一九二五年广东工人推举总理当代表。一九二五年一月，参加党的“四大”，总理是大会五人主席团之一，还有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瞿秋白。参加代表有七、八十人。我参加了“四大”，威金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中因一篇党的纲领发生争论，我认为那篇纲领，是绝对不妥的，有些年青党员乃说我幼稚可笑。我一气之下，表示退党。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我就这样脱党了。在重庆时，我仍在《新华日报》编副刊。

——摘自《亲历者忆：建党风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