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风暴

1919年5月4日，一个星期天。午饭过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陆陆续续聚集了一些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警官学校及工业、政法、医学、铁路、税务等专科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手持小旗，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

这场学生集会风暴因何事而起呢？

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国战败而告终。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开后，全世界都为之欢欣鼓舞。

1919年1月19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世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当时，由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各国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准备一雪国耻。然而，操纵整个会议的英、法、美“三巨头”却这样回复中国代表团：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交予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后，国人个个义愤填膺。巴黎和会外交失利的消息，更是让北京的爱国学生和青年愤怒不已。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示对此项决议的不满和抗议。

5月3日晚，北京各学校一千多名学生代表来到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大会。学生代表怒斥帝国主义丑恶的嘴脸和行径，痛陈中国代表团的软弱无能。这一晚，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最后，大会决定，联合各界一致斗争；急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

代表团坚持拒签；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于5月7日举行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

五月初的北京，已有骄阳炽热的感觉。参加集会的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相比初夏的燥热而言，更为炽烈。

下午两点，学生游行队伍离开天安门，浩浩****地向东交民巷行进。他们本想到各大使馆递交陈词，结果在炎炎烈日下暴晒了两个小时。美国大使馆内的公使不露面，英、法等国使馆拒收陈词，而日本使馆却不允许学生代表入内。遭遇一系列不公待遇后，游行学生怒火中烧，转而向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家里走去。下午四点，“火烧赵家楼”事件传遍街头巷尾。

曹汝霖的公馆位于赵家楼胡同内。当游行学生来到曹宅门口时，发现曹宅内外门窗紧闭，警察林立。学生们在门口高喊一阵后，见里面没有动静，几个大胆的学生翻墙进去，从里面打开大门，外面的学生一拥而入。刚从总统府回来的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听到外面的动静，赶紧找地方躲起来。结果，学生们没有找到曹汝霖，只抓到正往外逃的章宗祥，并痛打了他一顿。

关于这段经历，曹汝霖在91岁时，仍旧十分清楚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屋（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怦然一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嘣嘣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

室，转到我妇卧室。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坐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我在小室，听得逼真……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户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学生们没有找到曹汝霖，极为愤怒。胆大的学生在曹汝霖的内室放了一把火，烧了他的公馆。后来，游行的学生又高喊着口号，四处散去。闻讯赶来的军警将走在后面的32名学生抓走，扭送到步军统领衙门。

第二天，北京各大学校开始总罢课，坚决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迫于各方面的舆论压力，北洋政府于5月7日释放了32名学生。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迅速传开，震惊了全国。继而，天津、山东、上海等地为响应北京，陆续举行罢课罢市游行活动。“五四运动”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6月，“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到上海。上海工人政治大罢工，给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以沉重打击。自此，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出现在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上。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圆满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它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还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红楼前面的马路被命名为“五四大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