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李达，中共“一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的介绍、研究与宣传的相当普遍，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准备与国际声援等客观与主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魏金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经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到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欢迎，所以一听到苏俄人来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魏金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这位好朋友，很诚恳的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和他也疏远了，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因为他懂英文）、杨明斋（华侨，因为他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懂俄文）两人。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魏金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魏金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魏金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是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在武汉由陈潭秋
、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汉俊本人也去到武汉）；在广东由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在济南由王尽美（山东第五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在东京由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沈雁冰是在党发起以后才加入的（以后都又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止，共有八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联系很欠缺。
……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上海的团部设在环龙路渔阳里六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二十余人，由魏金新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成立了S．Y．的组织。
……
1921年6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科尔斯基（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七个小组，共有党员约40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
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上海——李达，李汉俊。
北京——刘仁静，张国焘。
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陈公博。
东京——周佛海。
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均未参加。
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在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嵩山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因为当时正放暑假（现在该校已改为革命纪念馆）。
党的第一次会议是7月1日下午8时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的寓所举行的。代表十二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关于第二个问题，有的说，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代表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马林即席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
际的指导。他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的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我们离开会场不过一刻多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了十多个巡捕，拥进那个会场，结果扑了一个空，连片纸只字都没有得到。这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能说法国话，他和那些巡捕说他家里并无人开会，那些巡捕只好走了。这真危险，假设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7月2日，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才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漫些。当时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议会政策问题。
……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时间是7月6日上午10时到下午6时。当天上午7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10时许在大游艇上聚齐。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组织也分这三部分。宣传方面仍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以《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宣传刊物。组织方面重在工运，以上海、武汉和京汉、陇海两铁路为中心。其次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其次讨论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有人主张应该利用这样的议会，宣传党的政见，有人反对参加这样的议会，以免陷于改良主义的倾向。当时因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到列入日程的时机，对此未作决定。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词句，……大会最后讨论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党章（这个党章和那个宣言一样都没有印行），并决议成立一个中央工作部，设一个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个组织主任。工作部地址设在上海，兼负责上海支部。各地支部各设书记一人。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共组成了中央工作部。于是大会宣告闭幕。次日各地代表陆续离开了上海。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退出了组织。陈公博也退出，去美国留学去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党的组织阵容相当整齐了。中央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分别进行宣传与工运工作，逐步取得了成绩。
——摘自《一大回忆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