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嘎村副主任付秋芬带周楚阳和李峡去走访贫困户。
他们首先走访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家庭。这些人是村里经过筛选出来的，按照他们的预想，大部分都应该可以外出务工。而事实是，当他们走进第一家的时候，就发觉情况并不理想。这个叫吴运的大个子男人，今年三十四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早些年，吴运和老婆王清芳去深圳打工，那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由于没有技术，一年之内辗转了三个厂，时间待得最长的，是一个做水晶的不大不小的作坊，老板是云南人。挨到快过年，吴运发现妻子王清芳和厂里一个来自山东的计件员眉来眼去，心下不快，找一个机会把那个同样个子高高的男人痛打了一顿，然后托老乡买了车票，拉着妻子连夜赶火车到贵阳，转乘客车回到了家。
“打工的事，早寒心了，不想去。”面对付秋芬一行人的动员，吴运说。
“你呢？”付秋芬问王清芳。
“我无所谓。”王清芳说，“他说去就去，他说不去就不去。”
“孩子还小，需要有人在家照顾，把他们放在家里由老人看管，我没这个胆子。”
“那你就一个人去，让弟妹在家照顾孩子。”周楚阳对吴运说，“我厂里这样的情况很多，男人在外打工，好挣钱；女人留在家里，伺候山上的土地，还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
“我可放心不下。”吴运说，“不怕你们笑话，我这婆娘一直嫌我没出息，心思根本不在家里，别看现在有三个孩子，只要我俩不在一起，用不了多久就一定会出事。”
吴运说这话的时候，王清芳根本没有抬起头来，也不争辩。付秋芬说：“别这样说自己的老婆，两口子之间要相互信任，多年以前的事情，你去计较它也没有用，况且那时候你们都还年轻，不懂事，犯点错也是可以原谅的。”
吴运说：“我们先考虑考虑吧，如果决定要出门，我会给你消息的。”
付秋芬说：“要抓紧决定，县里马上要召开劳务输出现场会，有序组织大家外出。你背个包，装几件衣服就行，车票都不用买，有人为你们准备好的。”
“现在出去，还可以在外面干半年。我朋友的厂里，工资很高，兴许回来过年时，你们口袋里就装得鼓鼓的了。”周楚阳对吴运两口子说。
到第二家，家里的年轻人到街上赶集还没回来，只有一个大约70岁的老者在家里。付秋芬向周楚阳介绍：“这位老伯是之前村里有名的宰猪师傅，谁家杀年猪都会来请他。”
“老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感觉爽吧？你这一辈子，干的都是很多人不敢去干的事情，真心佩服你。”周楚阳和老人开玩笑。
“爽个球！都是之前的事了，现在都老得走不动路了，连一把刀子都拿不动，怕是杀一只鸡都费劲。”老人跷着二郎腿，坐在院坝里的一块水泥砖上吸旱烟。
付秋芬想通过老人给儿子儿媳做工作，动员他们外出务工，于是和老人拉起了家常。付秋芬说：“向老伯，你们家向明昆前些年就没想过跟你学学手艺，把杀猪的活儿传承下来？”
“他哪能干这个！”老人吐了一口烟雾，说，“我带着他跑了三年，几乎把全村人都吓怕了。这娃儿，要怪就怪在他长了一双扯巴眼。”
“这和眼睛有什么关系？”周楚阳问。
老人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八度，说：“你知道什么是扯巴眼吗？就是你认为他在看你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看别人。这是病，你明白不？要不是前些年我在村里还算是一号人物，恐怕他连婆娘都讨不成。”
“这叫斜视。”周楚阳说，“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的。”
“还好几个！这种人天底下就不会有几个，你看我们这村里，除了他，还有谁是这样的？”老人又吐了一口烟雾，接着说，“你愿意人家眼睛盯着别人跑过来和你打招呼吗？”
周楚阳听了这话，差点儿就笑出声来，心想，这老者说话真是风趣，明明在说一件自己原本很不愿意说的事，明明声调很高，可一说完，就像甩了一个包袱，让人有听单口相声的感觉。
“我大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周楚阳说，“老伯很幽默。”
“你明白个啥！这是一种病，又可怜又可恨。”老人把烟杆放在旁边的一个竹篓旁，说，“本来他是可以杀猪的，可是就没有人愿意把猪交给他杀。有一年，河对面刘天友家杀猪，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猪摁倒在案板上，他提着一把杀猪刀过去，刀子虽然是奔着猪的喉咙去的，他的眼睛却凶狠地盯着摁猪的人。结果人家以为他要杀人，一声尖叫，手一松，猪脖子只划了一个小口子，血都没流上几滴，大肥猪翻身起来就跑了。”
几人笑得眼泪花子打转，李峡更是笑得蹲下身子，用车钥匙往地上画圆圈。老者又说：“你们知道出现这样的事后果是什么吗？”
付秋芬说：“后果当然是人家以后就再也不找他杀猪了。”
“亏你还是村里的同志，这哪是请不请他的问题。”老者望着她笑。
“大伯，你是说还有其他影响？”周楚阳笑完，捂住肚子问。
“当然啦。”老人又从竹篓旁拿起烟杆，吧嗒吧嗒吸了两口，发觉烟蒂上的火早熄灭了，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打火机，掏了半天也没掏出来，就又接着讲，“以前给人家杀猪，如果杀得不利索，一刀捅不死，是不能捅第二刀的，就算猪嗷嗷叫半天累死了，人家也不高兴，这是不吉利。这娃儿，幸亏是遇上刘天友这样的老好人，幸亏猪没有被他杀个半死不活，要不然人家肯定会找麻烦。”
“刘天友家那头猪，后来是不是老伯你亲自杀的？”李峡问。
“不能再杀了。”老者说，“猪还活着，只能让它再活一年，第二年再杀。那年刘天友亏大了，四百多斤的大肥猪让他又养一年，第二年杀的时候还是四百多斤。”
几人再一次笑岔了气。笑过后，付秋芬抹了抹眼睛，说：“老伯，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请你给向明昆做做工作，过几天去浙江打工，这位周老板已经在浙江给他安排了工作。”
“打什么工啊？打他妈老公还差不多。”老人说完，自己也笑，“前几年出去过一次，没人留他，灰溜溜地回来了。”
“这次不一样。”周楚阳说，“我已经和朋友说好了，在厂子里给他留了位置。”
“我老伴死得早，我现在这身子骨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那几个孩子丢给我，我也看不住。”老人说。
“他们两口子，去一个也行，留一个在家里。”付秋芬说。
“你又不是不清楚！他那女人，上街赶赶场、打打麻将还行，叫她干活儿，不上路。”老人说完，“哼”了一声。
离开向明昆家，付秋芬对周楚阳说：“我们这样走也不是个事，干脆明天把这些劳动力通知到村里去，集中动员，到时请周总给他们上上课，把大好时机和有利条件给他们灌输灌输，你看如何？”
周楚阳说：“也行，明天我给他们说道说道。”
在付秋芬的提议下，他们接下来走访危房重建户和房屋修缮加固户。十几户房屋需要修缮加固的，听说周楚阳愿意为他们提供部分资金把房子弄好，自然激动地表态马上着手行动。倒是其余十三户危房重建户中有一两户不是很积极，给付秋芳他们出了一些难题。有一户户主叫文楚书，残疾，一条腿安了假肢，身子靠一副拐杖撑着。他们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坐在一条长凳上打瞌睡，扶拐杖的那只手依然紧紧夹住拐杖的把手，那拐杖却是斜撑在地上的，与地面形成一个三角形。付秋芬老远就喊他的名字：“文楚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文楚书睁开眼睛，没有任何表情，嘴里吐出一句话：“又不是非要向你报告。”
“说的是什么话！”付秋芬说，“你向来都是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没人管着你。”
“还以为你非要管着我。”他向檐坎脚下吐了一口痰，用袖子揩了揩嘴角，接着说，“付副主任又来宣传什么政策了？我可是有言在先，如果还是逼我贷款修房子的话，免谈。”
“不让你贷款，直接给你修，你愿意不？”付秋芬问。
“不愿意。”文楚书看也不看她。
“为什么不愿意？”周楚阳在一旁问。
文楚书一只眼轻微闭着，另一只眼睁开，看了看周楚阳，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
周楚阳被问得一时间说不了话。付秋芬在一旁打圆场，对文楚书说：“这是我们县的周大老板，你危房改造所差的建房款，由他来解决。”
文楚书两只眼睛都睁开，使劲儿对着周楚阳看，足足有半分钟，才说：“我闯**江湖这么多年，硬是没有听说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
“偏偏让你摊上了。”付秋芬笑着说。
“别给我灌迷魂汤，老文我从来不吃这一套。”文楚书称自己为老文，意在告诉两人，他见多识广。
“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你大部分时间都在昆明，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运气差了一点，没带回几个钱来。现在，你这房子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政府根据你家实际人口，给你4万元建房补贴，其余不足部分，原本是要让你去贴息贷款的，现在人家周老板出于好心，愿意帮你出这部分钱，你得按照要求把房子建起来。”付秋芬说。
文楚书从喉咙里挤出几声笑，说：“付副主任真会取笑人，一面说我在昆明做大事，一面说我贫穷。我不是吹牛，真是运气差了一点，要不然不可能连个房子都修不起。你要是这样说话，我也实话告诉你，我现在不想修，等挣了钱，我自己修就是，我才不稀罕什么老板的几个臭钱。”说完双目紧闭，拐杖收回来靠在条凳上，成一个直角。
“你自己想想吧，给你两天时间，想通了给我打电话。”付秋芬说完，招呼周楚阳和李峡走人。走到房屋转角，周楚阳问付秋芬：“这是何方神圣？”
“赖皮一个。”付秋芬说。
“他真的不愿意修房子？”
“不愿意才怪，他是得寸进尺。”
“还真有这样的人！”周楚阳叹道。
“名声在外了。”付秋芬说，“早年偷盗别人的牲口，让人逮着打个半死，断了一条腿，后来安了假肢，却逢人就说是因为见义勇为伤的。最可恶的是，前些年天天在家打女人，活活把婆娘打跑了，自己去了昆明，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又骗了一个带回来，那女人见他房子不是房子，家不是家，偷偷跑了。”
“还真是个异类。”周楚阳说，“民间有句话说得好：天天有神仙下凡，场场有空子上街。这么大的人间，啥人都会有。”
“我们就怕遇到这种人。”付秋芬说，“这些年基层工作难，难就难在这种人身上，油盐不进，还动不动就到处反映问题。这个文楚书，经常给县委赵云芃书记打电话，说村里如何欺负他，如何无视他的困难。县里把问题反馈给乡里，之前的王云屏书记不分青红皂白逮着向洋支书就是一顿臭骂，责怪村里为什么不去堵他，让他把问题反映到县里去。向支书有口难言，亲自带王书记见识了他的厉害。后来没办法，王书记说，派一个委员盯住他，一有举动，立马报告。”
“效果如何？”周楚阳问。
“哪有什么效果！”付秋芬说，“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今天南广、明天昆明，怎么盯得住！再说，村里哪个委员有时间去盯人？一大堆活儿干不完不说，还要三天两头接受乡领导的批评。”
另一户户主叫周正民，五十多岁。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用一张砂纸打磨一只木制唢呐。见了付秋芬他们，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热情地站起来打招呼：“付同志请坐，大家请坐。”一面说，一面从屋里搬出两条长凳。
周正民的房子是一种叫杈杈房的简陋建筑，朽得不成样子。屋顶的茅草腐烂成渣，一堆堆散落在由一根梁顶和数条横木铺设成的斜面上，在常年的烟熏火燎中变成墨汁一样的黑色。同样黑色的墙体，嵌着一扇逼仄的门和一扇很小的窗子。周正民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微微蜷缩的身躯，看上去就像一只猫从狗窝里往外爬。
“不用客气。”付秋芬说，“我们来的目的你应该清楚，就是关于你家建房子的事。”
“哎哟同志，建房子的事情嘛，有点麻烦。”周正民一边说，一边折身回去，不大一会儿，从屋里拿着一个沾满油污的胶桶和几只碗出来，说，“家里没什么东西招待几位同志，喝口酒吧。”
“酒就不喝了。”付秋芬说，“你一天到晚都在喝酒，酒跟你有仇啊？”
“人生在世嘛，喝喝酒，开开玩笑，很快就过去了。”周正民说。
“你倒是很快就过去了，可你的女人和孩子们怎么办？”付秋芬说，“少喝酒又不会死。”
周正民把酒桶放在地上，拿袖口挨个儿擦拭碗口，说：“不瞒付同志，现如今我是没有能力管别人了，你看我这条件，管自己这张嘴都成问题。”
周正民的老婆是一个智障女人，几乎没有劳动能力，每天吃完饭，就跑到村路上去瞎逛，见了人“嘿嘿嘿”地傻笑。周正民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女儿也像她妈一样痴傻无常，十七八岁时经人介绍嫁到比邻贵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丈夫是一个之前死了女人的中年汉子。两个儿子倒还正常，就是太憨厚，至今未娶。老二前些年和村里人一起去浙江打工，在一个防盗门厂里看大门，工资不高，勉强能维持生计，逢年过节也不回来。老大在家，和周正民习唢呐，方圆数十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偶尔会招呼他们去吹上几曲。
“你将房子建好，把土地种起来，然后让你大儿子去学学挖机什么的，以后这乡里，有的是活儿，还愁找不到事干？”付秋芬说，“条件是可以创造的，你一天到晚带着儿子吹唢呐，钱没有挣到，烧酒倒是喝了不少。”
“人生在世嘛！”周正民说。
周正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唢呐匠。在南广，吹唢呐的，大多是苗族同胞。以前农村办酒席，总有唢呐吹奏吉祥之调。唢呐匠鼓着腮帮，行进在接亲的队伍中。乡间的小路，往往在一场小雨过后，铺满了黏稠的泥巴和腐烂的落叶，唢呐匠**着胸口，他们颠簸的身躯跨过乱石、泥沼和横木。他们举着唢呐的双手，像稻草人在风中奔跑。麦车乡的比嘎村没有苗族，周正民吹唢呐的本事是去比邻贵州纳雍学来的。周正民爷儿俩吹唢呐，他是上手，儿子是下手，属于合奏。他们吹得曲调残缺，音律走样，却还在吹。因乡下的唢呐匠越来越少，南广境内的苗族同胞们早已丢掉笙管专事农桑，偶有殷实人家办“事头”，会请人吹上两曲，于是周正民和他的大儿子就成为麦车一带的“乐手”。周正民和儿子给人吹唢呐，往往不问工钱，由人家看着给，所以收入单薄。唢呐匠吹奏音乐之前，都有一种习惯，叫“灌羊儿”，其实是喝酒。办事的人家，只要唢呐匠一到，都会一人给一瓶酒，由他们自己喝去。
“说是建房子，拿什么建！”周正民一边往碗里倒酒，一边说。
“你自己倒，自己喝，我们是不能喝酒的。”周楚阳对周正民说。
周正民也就给自己倒了半碗，把其中几个碗摞起来，放在黑色的窗台上。周正民说：“就算是政府给钱买砖、买水泥、买钢筋，可我自己也不会建啊。”
付秋芬说：“政府给的钱，除了买砖买水泥买钢筋，还可以请师傅啊。”
“这点钱不够的，我算过了。”周正民说，“请师傅干活儿，不得去买肉打酒招待人家？”
“有人为你想到了。”付秋芬指了指周楚阳，对周正民说，“这位是南广县的周老板，和你是本家，他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帮你，差多少钱，他出。”
周正民看了看周楚阳，说：“这多不好意思！我看还是算了。再说，这么些年都熬过去了，建不建都一样。”
付秋芬有些生气，对周正民说：“你这人以烂为烂，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看看周围这么多父老乡亲，谁像你一样？”
“人生在世嘛！”周正民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