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9章 菩萨心肠，雷霆手段（三）
“江钢的改制，这么大规模的事情，从中央下放到你们祥林，居然一个多月就搞好了？”萧宸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上百亿的大企业，方方面面的事情谈妥、数千下岗职工的安置、新班子的构建……这么多事情，一个月就能做好，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咱们的国企还这么能干的？”
李正锋拿着手机，叹了口气：“萧主任，这件事我也是觉得有些仓促了，事情是这么回事……”李正锋把之前省国资委审批的事情说了一说，这才道：“我回到恒春的时候，审批已经下发了，江钢那边动作更快，等我到恒春，那边已经完成了。”
萧宸那边沉默了一会，放过了这个话题，却说：“十六届三中全会马上要召开了，我是要出席会议的，明天就要回京，你虽然不是中委，但作为一省常务副，也要列席会议吧？咱们在京里详谈吧。”
李正锋松了口气，点头道：“好。”
25年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神州大地涌动改革春潮。困扰华夏几千年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民族复兴的大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1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华夏人千百年的小康梦得以实现。
2003年金秋十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华夏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在京城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88人，候补中央委员15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顾挽澜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顾挽澜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华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并决定提交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伍家安、文成玺分别就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全面贯彻精神，既保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夺取了防治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巩固了奋发向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全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强调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按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郑南巡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全会认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全会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
华夏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政务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政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政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萧宸出席了本次会议。
华夏祥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祥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李正锋列席了会议。
会后，祥林省委书记王昆、辽安省长侯东往、龙江省长张灞岩、辽安省委副书记郭云栋、辽安省常务副省长陈铭仁、祥林省常务副省长李正锋、祥林省纪委书记杨宗宇、龙江省纪委书记李成泰联袂邀请振兴东北办主任萧宸前往辽都大厦，非正式商议关于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振兴特别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相关事宜。
按说这种看似有“私下串联”性质的聚会，不仅萧宸不应该同意参加，这些省部级高干们更不应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然而他们现在做了，而萧宸也很坦然的应了，光明正大地欣然赴宴。而坐镇中枢的国务院副总理萧正，也没有就此事打电话给萧宸，让他注意影响等等，气氛一时有些诡异。
至于某些人私下传的那些怪话，譬如什么“萧家王朝”，什么“东北帮少帮主”之类，萧宸自然不是不知，只是根本未予理会罢了。毕竟这些人再怎么打饭醋坛子一般说话，也否认不了萧宸从政这十年来的政绩，那不是修几个广场之类的政绩，那是实打实的、拿各项数据说话的政绩，再挑剔的人，也很难在其中找到瑕疵。如果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也只能酸溜溜地说一句：“别人要有萧宸背后的那许多助力，也未见得就比他差了去。”只是这话，怕是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东三省九位省部级巨头要进行私下会晤，作为宴会承办方的辽都大厦自然无比重视。虽然侯省长没有刻意强调什么，可辽都大厦的总经理清楚，这关于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未来命运的“私下会晤”能放在辽都大厦，而不是恒春大酒店或者龙江大厦，原本就是辽安省好容易争取来的，这其中，树立一种东三省以辽安为中心的意味，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想来侯省长、郭书记、陈省长都是很关注的，那么他辽都大厦方面，自然是马虎不得，务必要在一切安排上做到尽善尽美，切不能让人小觑了去。
虽然是私下会晤，但熟知华夏官场的人都知道，私下会晤往往比开会重要得多，正所谓重要的会人不多，人多的会不重要，而领导之间私下的交换意见，才是重中之重，所以这次私下会晤，对于东三省而言，其重要性，甚至可能不比白天召开的本次三中全会差了！如此宴会，辽都大厦方面当真是绞尽脑汁，使出了全力。
包厢自然是最尊贵豪华的钻石VIP套间，典雅大气的欧风吊灯，金黄尊贵的室内氛围灯，金色和紫檀色的主要陈设，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能来这间包厢用餐的人身份是何等尊贵。
不过出席这次宴会的几位巨头们却仿佛偏要跟辽都大厦作对，一个个几乎都是穿着比较休闲的服饰来的，秋装夹克成了主流，没有一个人穿西装来。
大家对此无比默契。
这是一个私人宴会，全无政治目的。
即便谁都知道这是扯淡，但这个淡还是得扯给大家看。
政治，历来就是这样。
即便九大巨头们都作出一副私下会晤的模样，但辽都大厦的总经理方宗汉还是小心翼翼地亲自等在包厢门外，生怕下面的人不会说话做事，出了什么招呼不周之处，那可是关系到他方总经理饭碗的大事，千万马虎不得。
趁着几次开门，方经理才知道，里面的确是在谈这次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东三省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路子问题，如果没听错的话，主要话题集中在如何防止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上。
“为什么在国企改革已经推进了二十余年，这个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还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如此激烈的争论，甚至引发对国企改革合理性的询问？有些学者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给当前的国企产权改革以当头棒喝，我觉得不仅应该引起法学界的一些思考，我们这些人也该反思反思。二十余年来，国企改革基本上是在经济学家理论指导下推进的，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价值判断的学科，法学家又缺位，法律缺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改革过程中因过分考虑效率而极端抹杀公平的现象出现。当国企改革进入到产权领域时，法律缺位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祥林省纪委书记杨宗宇说道。
看见众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萧宸知道，这是他做出回应的时候了，作为法律和经济“双修”的领导，这个时候他发言正是恰如其分。
“从法学上讨论某一问题首先必须将讨论的概念定义清楚，否则就会是各说各话。今天社会上广泛讨论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一个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现实中人们谈到国有资产往往是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财产，甚至仅仅是有形财产，如土地、厂房、金钱等。然而，从法律上讲，国有资产的内容比现实中人们的理解要广泛得多，既包括国有企业华夏家所有的财产，此为经营性国有资产，又包括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河流、矿山、土地、滩涂、海洋等资源性国有资产以及行政事业单位中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此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既包括由国家享有的自物权内容，又包括由国家享有的他物权内容、无形财产权内容等；既包括公司制的国有独资公司中的国有资产，也包括大量非公司制的国有企业中的国资产。现实中人们理解的国有资产实际上仅局限于法律上的自物权领域，而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无形财产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往往是人们所忽视的。今天我们感觉很严重的问题是国企改革过程华夏有资产存在大量流失，但是不是仅仅是自物权领域的国有资产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呢？”
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之后，萧宸放下手中的高脚杯，说：“经营性国有资产包括金融性国有资产和非金融性国有资产，前者是指存在于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后者是指存在于非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从法律角度看，这些资产属于民法上物权的客体，而物权仅仅是财产权的一部分。现实中人们谈论的国有资产又往往局限于非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比如国资委监督管理的国有资产仅限于中央级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也就是资源性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与我们当前的国企改革似乎不相干，然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有可能要向经营性国有资产转换。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性国有资产要被开发利用，这时它就会变成经营性国有资产。一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进入经营领域。例如今年5月上市公司ST祥轻工的7家股东将合计持有的万股法人股，协议转让给新世纪教育发展公司，而新世纪公司几家主要股东中，潇南湘西大学持股98%，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持股１%。湘西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直属的教育政策法规研究机构。目前在很多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转换为经营性的资产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一直依靠的是一种随机性、政策性治理方式，而不是法律治理的方式。”
他说到这里，几位巨头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但他却是面色平静而淡然，继续解释道：“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指的是在对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开发利用而产生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如土地的开发权、矿产的开采权、海洋的捕鱼权、某些领域国有资产的特许权。国有资产如果仅仅停留在自物权领域，不经开发利用，不可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因此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有资产中应该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目前我们对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关注极少，没有进行专门的评估，很少有人去考察他物权性质的国有资产的状况。
无形财产权性质的国有资产主要包括由国家所有的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以及企业名称权、字号权等商业信誉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财产上的利益。有形财产易于识别也易于评估，因而比较受重视，而无形财产由于较难识别，也较难评估，因而容易被忽视。无形财产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有资产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然而现实中尤其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无形国有资产的界定与评估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最容易流失的。正因如此，才会引起郎教授对海尔投资如何获得海尔商标所有权的质问。
我们讨论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问题，首先必须将国企改革中涉及到的国有资产界定清楚，然后才有一个基础去讨论其流失的问题，也才有可能制定出针对各种不同性质的国有产权的法律保护措施。通过法律上的界定，我们发现目前引起人们巨大担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实际上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基本还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郎教授为我们的国企改革敲响了一记警钟，我们不能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不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了。”
萧宸提到的郎教授敲警钟的事，按照他自己的记忆，应该出现在04年，但不知为何，在这个时空中，却是在03年下半年就出现了，提早了近一年时间。他有时候琢磨，该不会自己一只小蝴蝶居然让华夏的历史发展得快了一年吧？想来自己应该还没有这样大的能量才是，这次……许是一次意外？
萧宸在法律问题上，相比几位巨头，算是专家级的了，众人自然都点头表示同意，附和了一番之后，却是侯东往提问了：“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了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萧宸啊，咱们这只有你是中央的，尤其是还主管咱们东三省，今天这里也没外人，你给咱们露个底？”
他这么一说，众人自然都表示同意，萧宸倒也不矫情，说道：“我们知道，混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以其完备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良好的经济效益，正成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我以为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他环视了众位一眼，说：“这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对以往在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方向上的肯定。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有三重内涵：一是多元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就社会层面而言的，其含义是指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同一社会形态中并存，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共同发展。二是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混合的经济体制。其含义是指在资源配置上，既非单纯的市场机制，也非单纯的计划机制，而是在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又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与市场各有侧重，共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三是混合的资产组织形式。这是就企业层面而言的，它指的是在一个联合体内，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劳动和资本等原生的所有制形式通过一定的资产组织形式，混合为一种次生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联营经济等。”
说法律的时候，基本没人能插话，但说到国企改革本身，诸位领导可都是有研究的，李正锋就最先反应过来：“我同意萧主任的意见，就上述三重内涵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企业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尤其是国有企业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是前两者能够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传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产权主体单一的国有制，而混合所有制则有多个出资人，其企业股权是一种混合状态，也即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当今，它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相当有生命力。在我国，当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后，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些企业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使之变成较复杂的混合所有制形式。”
侯东往也不甘示弱，笑着说：“说得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联营经济等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混合型经济增势强劲。以公有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京城市为例，据统计，1999年，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比1995年提高5.2个百分点，年均增速为31.5%，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7%，比1996年提高17.7个百分点。截止2001年底，全市股份制企业达3589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达14473家，联营企业1125户。在工业增加值中，股份制经济工业增加值为80.27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1358亿元，大大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平均数。”
侯省长发言了，龙江的张省长自然也不能落下，立刻跟着他的话锋说道：“不错，有学者把这种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称之为新公有制或新国企。不论怎样称呼，混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以其完备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正成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
萧宸微微笑着，伸出一根手指：“首先，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微观基础。混合所有制企业既不同于传统的国企，也因为国有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而与私营企业有本质区别。换言之，它们既保持了国有的基本性质，但又不排斥非国有的东西，其运营又能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这正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企业内部的最好结合。未来510年，混合所有制经济若能占到整体经济的60%80%，华夏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将是十分牢靠的。”
然后又伸出一根手指：“其次，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资产重组、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载体。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它们在日益成熟和壮大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和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不仅有效地利用了自有的资源，而且通过兼并重组，输出组织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接着再伸出第三根手指：“再次，混合所有制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利于实现多数人的利益。建立混合所有制，是一个引进国内外企业资本入股，包括让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参股，明确各方面的责权利，增强监督和制衡的过程，这样既可以引进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又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确保企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王昆书记点了点头：“也就是说，比起其他所有制形式来，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更能适应华夏国情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在推动国有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中，我们应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华夏有股占的比重少一点未必就是坏事，而外资股或个人股占的比重多一点也未必就不是好事，一切以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为根本衡量标准？”
萧宸点点头：“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混合制国企正在构成华夏微观经济领域的三驾马车。推进建立以混合所有制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将是华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长久动力。”
李正锋这时候皱起了眉头，觉得萧主任今天的话风好像有点不对呀？另外两位纪委书记也有些微微皱眉。
萧宸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忽然话锋一转：“不过，这里面产权的置换，在具体操作中是有讲究的。我们是要解放思想，该放的地方要放，可这放的时候，却不能放亏了本。”
……
一顿晚宴，从19点进行到了十点，菜早已撤了下去，现在桌上是几样点心和沙拉，但巨头们的谈话却仍在继续，这时候已经谈得比较深入，没有再就大理论进行交流，却正式说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具体问题。
按照萧宸的看法，东北地区下一步针对大、老、难国企的改革方法应该进行调整，要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并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
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就是要大力鼓励外部的战略投资者如民企和外商来受让企业的国有股，甚至整体收购国企。
而与此同时，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就要求新成立的和即将成立的各级国资委勇于承担起出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制止好企业过分抬高各种补偿标准，防止好企业虚假提高改制成本并将改制成本直接从国有净资产中扣除，坚决收取国有股转让、国企整体出售所得的现金收入，用这些现金收入统筹支付好企业本身的改制成本和其他困难企业的改制重组成本。
国有经济在东北三省的经济总量中都占有很高的比重。2002年底，辽安省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2％，比全国平均水平大约高20个百分点，而龙江和祥林的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更高，大约在80％左右。这么高比重的国有经济，显然成为东北振兴中的一个“问题”。
萧宸站在全局的高度，首先给几位东三省的掌舵人分析了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在萧宸看来主要有四点：
1、国企缺乏自主的结构调整机制。许多人都认为东北振兴的关键是所谓的“结构调整”，一般人把这个结构调整理解成产业结构调整，从而认为应该把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东北振兴的重点。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东北的结构调整非常被动、非常迟缓却是不争的事实。在1980年代以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一直是东北的骄傲。按理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一直是华夏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特别是目前华夏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东北的经济增长应该能够获得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可是，二十多年来许多原来工业基础甚为薄弱的地区远远超过了东北的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即使在目前的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中，东北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国企几乎在各个产业都占有主体地位，而国企缺乏自主的结构调整机制。因此，过去东北的结构调整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行为，国企常常把技术改造项目看成是政府给的“免费午餐”，所以结构调整容易演变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循环，不但总是跟不上市场的步伐，还留下了一大堆债务。
2、国企对民企的发展具有“挤出效应”。东北三省都意识到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但是，东北民企的发展状况不但远远比不上东南沿海地区，甚至也逊于一些内陆地区。我们认为，国企对民企发展的“挤出效应”是东北民企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大部分行业都被国企主导，国企往往比民企更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发展机会，政府一般也认为，作为?“已进入者”的国企在技术、人才、经验、设备等各方面都比“初出茅庐”的民企强，都更愿意把机会给国企。
3、国企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政企关系的变形、投资环境的恶化。国企的存在，特别是东北有大量老国企存在，很容易由于人员多、包袱重、历史贡献大等原因而不断要求政府“输血”，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力量来实现对国企的“倾斜政策”，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长此以往，政府逐渐变成了“为国企服务的政府”、“善于管理国企的政府”，而对非国有企业轻则不懂得如何服务、如何管理，重则“损”民企而“奉”国企，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
4、国企遗留了许多历史包袱。东北大量的老国企冗员多、退休人员多、债务重，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的存在，给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也构成了区域性的金融隐患。辽安省国企的不良贷款就达到约1900亿元，其中由政府发红头文件“点贷”的就有740亿元，另外还欠地方政府约700亿元，欠职工个人约130亿元，这些遗留问题不解决，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没有精力去考虑发展的事情。
这一分析，是萧宸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文件调查和亲自“微服私访”之后得出的最终结论，自然引得几位巨头连连点头称是。
萧宸于是趁热打铁，说道：“既然国企已经成为东北振兴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我认为，东北国企的根本性改革，是东北振兴的必要条件，尽管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先明确两点：1、东北国企改制的状况：小企业快，大企业慢。在过去几年里，东北的国企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为什么国企在东北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呢？是因为东北大国企多而且改制慢。
2、下一步的重点改革对象：大、老、难。通过我的多方面调研，我有如下的判断：东北大部分中小型国企已经实现了改制，而且非国有化的程度相当高。剩下的尚未进行改制的国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困难的中小型国企，第二部分是大型国企。
辽安省95％的中小型国企都已经实现改制了，但为什么还有5％没有实现改制？基本原因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企业，它们没有足够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重组成本，甚至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净资产为负，或者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因此，改制重组成本的支付成为这些困难企业改革的拦路虎。
而对于大型国企来说，改制进程缓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大型企业的国有净资产盘子非常大，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上百亿，中小企业惯常使用的‘内部型改制’形式，即主要由内部人（管理层、职工）来购买国有股，在大企业中往往行不通，内部人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吃掉’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政府也不太愿意由内部人来收购大型国企；第二，与中小型国企相比，大型国企的资产质量高、盈利能力强，甚至有些大型国企是垄断性经营，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政府明明能从这些企业身上‘赚钱’，为什么偏要那么傻，去放走这棵‘摇钱树’？特别是这两年宏观经济处于景气之中，一些大企业的利润水平相当高，政府更是‘爱不释手’；第三，大型国企在当地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被当地政府看成是具有‘战略性地位’，即使这些企业处于困难之中，一些地方政府也并不希望国有资本从这样的企业退出，而是希望继续控制这些企业；第四，东北的大型国企一般都历史比较长，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甚至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基础，这些老企业不但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多，而且企业办社会职能也非常齐全，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福利制度也非常完整，改制的成本非常高，一有不慎，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五，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央企业而不是地方企业，中央对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制难免有政治上的考虑。
因此，对于东北来说，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对象是‘大、老、难’企业，即大型企业、老企业和困难企业。这些企业不改革，即使中小企业全部实现改制，也不能改变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民营经济不活跃、区域发展落后的状况。当然，沿用过去的办法是无法推进大、老、难企业改革的，大、老、难企业改革的政策需要创新。”
创新，萧宸又一次提出了创新。
八双眼睛同时聚集到了萧宸年轻而坚毅的脸庞上。就是这位年轻人，十年官路走过，一路创新出了数种新的制度，被国内外誉为“改革先锋”，成绩斐然。
今天，他又一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再出现一次“奇迹”呢？
萧宸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