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静得如一泊平湖,不代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安详淡定。
这一年的夏天,两件开始推倒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多米诺骨牌的大事发生了,即波兰大选和“欧洲野餐计划”。
波兰是第一个发生剧变的国家,八十年代初,电工瓦文萨组建了“团结工会”,这也是东欧国家第一个独立于体系外的工会组织,其建立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整个八十年代,波兰跟着苏联齐齐右转,寻求所谓的社会主义革新,对于瓦文萨等反对派势力并未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一味纵容。借着这个有利机会,瓦文萨组织团结工会发动了多次全国性的、影响力巨大的罢工活动,并通过这类似的罢工活动向当权的统一工人党展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柔弱的执政党没有针对这样的情况做任何的反思,或者说反思也都是失败性的。他们也错误认为,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罢工行动的团结工会有着比较大的民意基础,而完成新的改革必须获得广泛的民意认同,所以纟统一工人党不仅不继续维持取缔团结工会的行动,也不加以限制,反而频频与之进行沟通对话。
先是拉科夫斯基时期要吸取建设性的反对派上台,要分三名部长的名额给团结工会,瓦文萨仍旧无意于此。紧接着,执政党再度退却,要与团结工会进行“建设性而平等”的圆桌会议,商讨如何进行改革。
可以说,团结工会的地位自然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更多是脑筋不清楚的波兰当权者们一味退却,并且主动拉捧造出来的。很多波兰人一看,啊原来团结工会这么厉害,那么我们也支持一下吧,结果造成团结工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借着圆桌会议的机会,团结工会完成了近乎自己所有的政治诉求,首先是团结工会政治地位的合法化,然后达成了将一院制变为两院制的代议体制,执政当局在众议院有6%勺名额,参议院全部自由普选。
在齐一鸣等中国同志看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所作所为简直不能够相信,齐一鸣也觉得,首先是波兰执政党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信。他们缺乏对红色事业的信仰和坚持,对于未来也是迷茫而无助,同样缺少对制度的自信,也缺少对于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将国家变得更好能力的自信。于是他们就习惯性地妥协、让步、继续妥协、继续让步,最终他们的软弱和无能栽培起了团结工会,和平演变之下的舆论也全部倒向了瓦文萨那一边。
六月份的全国大选之中,团结工会夺取众议院3%勺议席,参议院99%勺议席,到该年9月份,第一位非红色派系的民选总理诞生,由法学家塔德乌什o马佐维耶茨基担任。
八十年代初,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统一工人党曾经昏庸地使用“战时状态”来控制国内此起彼伏的反对之声,更把人民推向了反对派,当时苏联还没有由地图脑袋执政,对于“反革命分子”是深恶痛绝,给了雅鲁泽尔斯基十分大的压力。当时雅鲁泽尔斯基一面在国内喊着谅解,一面害怕自己随时可能被蒙着眼睛送去莫斯科,苏联的钢铁洪流会像布拉格之春一样开入华沙。
而进入戈氏的时代,不仅苏联自戕,还要带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戕,所以对于苏联国内的“大和解”,戈尔巴乔夫是持认同和默认的。这也直接导致了,本来当惯了软骨头的雅鲁泽尔斯基和统一工人党不断退步,直接导致“党的领导”名存实亡。
波兰发生的一切,齐一鸣和战略局早有预知,但是因为波兰这个国家并不在齐一鸣的大版图中,所以只能弃之不顾。波兰对于西方来说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不折腾垮他们,西方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他们也不会容忍在苏联影响力消退之后由中国的力量去取代。再者说,大部分东欧国家因为中苏交恶,与中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所以相互之间的交往有限,就算齐一鸣想要做点什么都十分困难。
对亚洲一些国家,齐一鸣怎么揉搓都信手拈来,因为中国在区域内确实有影响力,而对东欧国家,首先是太远,再者人家就算经济困顿,其实绝对量上比还是比中国人过得好得多。
作为能够看到未来发展脉络的人,齐一鸣也深知很多如波兰一样的东欧国家,瓦文萨这一类人到底是什么货色。此人八三年就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类似获得的奖项和荣誉更多。他面见过美国总统、教皇一类的人物,并以此自矜,说自己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不过真正意义上,这个夜校电工出身的角色,其实就是普通国营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害群之马,没有真正的治国能力,擅长搅和事情,并组织群众活动,但真到了实事上,没有屁用。
另一个位面中,瓦文萨在193年拉起一堆人篡夺了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之位,不过在1995年的再度竞选中,反而输给了前红色政党的候选人。千禧年此人不甘寂寞再度参选,却仅仅获得了0的选票。波兰曾有两首讽刺瓦文萨的歌曲风靡全国,一首是《永远不要相信电工》,另一首是《瓦文萨,我的一亿元钱到哪儿去了》
世界知名女记者奥莉亚娜o法拉奇曾经采访过瓦文萨,并认为他“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也不能尊重她”,不过出于政治立场的问题,仍旧将其塑造成了反暴政和专制的民主自由旗手形象。
除了经济恢复建设上的无能,瓦文萨还有一点颇为人诟病,那就是将世俗和宗教混在一起,使得很多波兰人不满。有人甚至认为瓦文萨是教会的傀儡和走狗,在他任内将整个国家逆时代潮流地进行了大量的宗教影响。
同样在夏天,另一件同样是在苏联默认下发生的大事,莫过于“欧洲野餐计划”。身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匈牙利开始拆除与奥地利的边界上的铁丝隔离网,并且容许上千名东德难民跨界进入奥地利,或再辗转进入西德。这个口子一开,直接冲击了两德的现行体制,越来越多的红色国家的居民打算逃到西边去,享受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和自由”,当然更多人是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早些时候,东德方面也放宽了对出入境的限制,此后的一年时间共形成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移民潮,约有10万名东德人逃亡到了西德。这个时候,无论东德当局想要用怎样的方式补救,都无法扑灭这场大火了。首先执政当局就有着摇摆不定的政策走向,一会儿放宽,一会儿又加强,而且当越来越多的人被煽动走上街头,抗议现有体制,并希望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时候,不管这股共识是煽动起来的,还是人们早已有之,反正都形成了十分庞大的民意压力。
而中国这样的国家本身凝聚十亿人的共识就很困难,大量的农村人口和较低的发展程度,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壤,知识分子和中上层阶级借着外国的力量鼓动,比较难以打动这些更关注现实生活于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对于CP有信任感和眷恋的人们。
针对本国的问题,齐一鸣也打了很多预防针。比如越来越细密的各种法条和推动法制化的发展,早一步把红线画出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些新原则的订立,确实助长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气焰,比如国家宪法中已写明私人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比如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等。他们自然也想跟一切的革命者一样打算得寸进尺,不过并不如东欧国家那么成功。
首先国家开始宣传新的社会主义义利观,糅合了当初早些年的很多理念和新发展出的东西,也夹杂了一些传统文化的观点。基本上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另外还有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统一问题。一个商人能够发财很好,但是前提是发财的途径是合法的。同时,经营者应该考虑发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不应该单纯以赚钱发财为目的,齐一鸣撰写的理论著述中认为,私人经营者发财是在实现个人更好生活条件的同时创造社会财富并推动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正直而且值得尊重的经营者,合法经营致富值得钦佩,但致富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现冲突时,需具备利他主义精神,为了更多人的福祉和未来人的利益,应该有“重义轻利”的观念。而在同时能够造福社会和自己的情况下,进行个人财富的累积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资本主义那一套利润是一切的源动力被共产化和本地化了,齐氏哲学也提到,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排除简单的自私自利而更多依靠人们的觉悟。由此,社会主义真正脱离资本主义血腥和蛮横的窠臼,上升到真正进步而有发展前途的社会制度。
齐一鸣觉得,一套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如何进行政治管理的问题,人民的思想、生产力水平、外部环境等条件都有一定的作用。完善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是学苏联那样架起一个框架就完成的,需要完善得地方还相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