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工作、在师范学院里设置专题课和专题讨论课以及学生撰写有关比较教育学的学年作业和毕业论文的经验表明，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改进未来教师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训练做出了贡献。比较教育学促进了学生对教育理论、对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研究教育科学的兴趣，有助于他们形成科学地分析教育理论和年青一代教育教学实践的技能和技巧，有助于他们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提高独立钻研文献资料的能力。
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阐明打开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革命进程，包括对国民教育的巨大影响；深入研究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它的建立和发展；总结马列主义关于年青一代教学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经验；阐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学校和教育学的共同特点和规律，同时阐明由于历史和民族条件不同，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年青一代教学和教育制度的不同特点。这一切工作都有助于总结和掌握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只有在科学地分析典型现象和事实的基础上才可以形成有关国民教育状况的客观印象，并根据实际情况，揭示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突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在扫除了早先受压迫的居民中的文盲并结束文化落后状态以后，给予劳动人民子女获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科学知识的权利和现实可能性。
普通学校授予学生科学基础知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智力劳动方法，实现教学与生活、教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社会主义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具有科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也就是培养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新人所应有的品质。
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和民族条件下实现马列主义关于对青年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理论的丰富经验。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通向科学和文化的道路的门向劳动群众打开。甚至在最发达的美国，也有2 300万所谓“功能性文盲”，即那些知识水平不能满足日常生活最低要求的人，其中八分之一是17岁以下的学生；5 100万成人没有受过完全中等教育，1 500万人受的教育低于八年级。资本主义国家儿童和少年的犯罪已达到灾难性的程度。
劳动人民子女上的学校旨在给学生最低限度的知识。由进步力量的要求所引起的20世纪60年代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带来什么新的变化，仍然保留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由于青年、教师和其他有文凭的专家的失业率增长，有些资产阶级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公开宣称“60年代教育犯下的一个最大最惨的错误是推崇大学的高等教育，忽视在职人员的教育”。
资产阶级教育学在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处于深刻危机这一事实的同时，没有把教育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组成部分，没有揭露它的社会根源。资产阶级思想家企图把教育危机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分开，提出了各种有关教育危机的观点：“教育制度不适应现代要求”的观点（菲里普·库姆斯、琼·托马斯、罗德·博伊森、迈克尔·贝卡利斯、肯尼思·里奇蒙、伯纳德·斯·沃森、查尔斯·耶·西尔弗曼、詹姆斯·克·韦林顿等）；社会的“惰性”和教育制度对革新和变化的“抗拒性”的观点（艾弗·莫里斯、诺曼·戈布尔、詹姆斯·波特、格雷戈里·尔·法雷尔、戴维·里斯曼、保罗·莫特、琼·托马斯、菲里普·库姆斯等）；“感到经费极端不足”的观点（菲里普·库姆斯、勃·奥塞内尔·史密斯、唐纳德·奥尔洛斯基、诺曼·贝斯威克、托马斯·耶·乔丹、欧内斯特·勒·博耶），等等。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借助各种反动的政治理论、社会学理论、教育理论及其他理论，又公然谈论起仿佛是受生物因素制约的“教育的极限”来，开始积极宣传“开放学校”“非正式教育”“引入劳动世界”是培养未来工人的手段，这样的工人能为企业主带来最大利润并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条件。资产阶级教育学为了以反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加强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重新把“教育优先于教学”提到首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害怕知识的革命力量，在青年学生的教育体系中灌输最反动的思想和学说——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竭力培养青年的恐惧感和侵略性。
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比较教育学处于正在世界舞台上进行着的教育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最前列。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有关青年教学和教育的观点，揭露对马列主义教育学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所做的反共捏造，对一切和任何类似的攻击给以最坚决的回击，积极宣传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学和学校、有关它们胜于资本主义的真相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家的根本义务，是他们为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