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就在察哈尔省红蓝对抗大练兵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政府军购小组经河南入陕西，然后东渡黄河进入了山西境内，最后在二战区一个精锐步兵团的保护下进入了雁北行政区。随军购小组一同前来的还有整整七百名行政官员，这些行政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其中男性458人，女性242人。
接到国民政府发来的电报之后，陈锋立即命令李文生的101师派出精干力量到朔县迎接国民政府北上的一行人。
21日，这批人在101师骑兵团的保护下终于安全抵达兴和，并且受到了陈锋的热烈欢迎。当晚陈锋在兴和新建的察哈尔省政府招待所为所有即将上任的地方官们接风洗尘，第四十集团军在兴和的所有高级军官全部到场作陪。
不过当得知这次国民政府军购小组组长兼国民政府驻察代表竟然是康泽的时候，陈锋整个人的感觉就彻底变了，这个康泽虽然不像陈诚、薛岳、杜垏明、罗卓英等人在抗战中威名赫赫，但是此人的名头却不小。这个人甚至被延安的毛伟人讲出“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这等话，足见此人却是一朵奇葩。
陈锋感觉不好还有其他原因，康泽这个人可不像其他薛去病等人那么好对付，此人手段之毒辣，心思之缜密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像薛去病那样的军官来上千百个陈锋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因为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对手。就算国民政府把薛岳或者卫立煌这样的统兵大将派到察哈尔，陈锋也不会有多担心，因为这些大将是正统的军人出身，他们有自己的良知和最起码的做人底线。
但是这些东西陈锋在康泽身上看不到分毫，此人仅仅是老蒋的心腹这一点都不可怕，老蒋的心腹嫡系千千万万，视老蒋为伯乐的人万万千千。然而能被老蒋视之为左膀右臂甚至是继承人的却只有康泽一个人，即使是一直称老蒋为“蒋三叔”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以及戴笠何应钦等人都远远不如。
另外康泽此人不仅行事毒辣，而且手段还极其高明，仅凭此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朱毛”倾心打造的江西苏区彻底覆灭就足以看得出此人的手段，所以一直以来在延安的高层都认为，毁灭瑞金的元凶有两个，一个是老蒋，另一个则是康泽。
康泽对付苏区老百姓的手段很高明，当时随着国民政府围剿江西苏区的战争逐步扩大，薛岳等军事将领在前面和红军作战，而时任蓝衣社别动队队长的康泽则是带着刚刚编组完成的别动队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蓝衣社别动队将会在这里充当临时政府的角色。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由于红军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所以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了。这样，他们的小股武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抗。一个支队接管一个甚至两三个县，中队接管集镇，区队、分队则深入到村庄。小半个江西在一夜之间被他们接管了。
在他们进村进户之前，原来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色部队的人家几乎跑了个精光。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野蛮政策非常见效，连红军经营日久的红都瑞金，都有一千几百名“赤色群众”到县政府办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农一批批地回来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苏区周围的几十里方圆都被辟为环状的“无人区”。康泽目光冷峻，指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数以百万计村民驱赶出他们村庄，像牲口那样圈入标准“战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十万居民被发动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康泽命令，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并连升“两级薪饷”。
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在1934年下半年康泽和他的蓝衣社已经控制了江西80的城镇了，于是乎由康泽提出来的“新江西模式”开始了。说起这个“新江西模式”就连陈锋也不得不佩服康泽的手段和谋略。他先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目的是在于争取青年和断绝苏区兵源。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壮丁队都要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现了。“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于是，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学校，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设立了2000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风暴”和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30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1934年年底，正是红军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
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说实话，对于康泽这样心思缜密手段狠毒的人陈锋很是忌惮，作为一个正统的军人，陈锋自认比不上康泽的手段，现在国民政府把这个家伙派到察哈尔来，绝对不会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