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官员们的身份证书（一）
告身是“干部”证明自己官阶和职务的凭证，领取时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工本费。
《水浒传》第五回，叙述高俅大兴马步三军围剿梁山。前敌总指挥呼延灼要建大功，点名索求原在东京甲仗库任副炮手的“轰天雷”凌振赶赴前线效力，“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此“文凭”不是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众人皆知；但也有解释成“作为凭证的官方文书”的，又嫌太宽泛了一些。确切点说，文凭二字，在这里的意思是高俅当场给凌振颁发了从军士提升为武官（统领）的身份证或任命书，而且还是借用明代的词汇来表达宋代的概念。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注意的话题。
给正式成为国家官员者颁发身份证或任命书的做法，一般认为是从北周开始的，其中具有证明官职品级效力的，官方术语叫“告身”，大抵可以作“告知身份”来理解。《北齐书·傅伏传》记：后主武平六年（575），北周武帝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齐名将傅伏，授其上大将军，连“告身”也事先办好了。其后，这个制度由北周历经杨隋，再传入唐代。
唐代的告身制度，比前代完备，凡阶官、职事官的授予，以及封赠、加勋，分为五类，其中三品以上称册授，五品以上称制授，六品以下称敕授，其任命程序，都是中书省奉旨，以皇帝的口吻，写好通称为“制书”的任命词，经门下省审查通过再由皇帝画可后，将御批原本存档，另抄副本送尚书省办理正式手续。如属文官则交吏部经办，武官则交兵部经办。这两个部，都有专门制作告身的机构。制作办法大体就是将本人乡贯、出身、年甲和任命词抄写在上等的麻纸上，从抄写人员直至逐级审验的领导，都要署名盖章，并盖上专门的“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再用锦绫装裱成卷轴，品级高者甚至镶嵌金银贝玉等，所以告身又有钿轴、锦轴等别称。官员领取告身，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朱胶绫轴钱，俗称官告费。有些新入仕者拿不出这笔钱；也有一些人因为是“常调官”，就是老在一个品级内调动职务，换一个机关就要交一笔办职务证的工本费，实在划不来。那也可以，就用尚书省发给的一纸录有制书文字的公文代替，相当于近世的任命状，统称敕牒或札。这里有几个细节不可忽视：其一，凡领取告身者也必领敕牒；其二，在本品职务以外的越品兼职，如正五品官代替从四品职，或从五品官兼摄正六品职，只给敕牒，不另外办理告身；其三，高品阶的官员，其官告费照例都是皇帝赐予，不用自己掏什么朱胶绫轴钱。
五代时，“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的习惯，逐渐演变为“官卑者无复给告身”的通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当时尚书省的行政权已归并中书门下，低品卑职官员的任命都由中书省录其制书文字，编号备案，称为“敕甲”。官员凭敕牒去所属机关报到，机关首长或上司（如持牒者本人就是县令即县府机关首长，其上一级政府就是上司）按规定时间将敕牒送还中央核验，因为各人的任命制书文字都有些区别，如果有人伪造敕牒骗官，中书门下在对照敕甲核验时，马上就可以发现。
湖州参军因告身被劫而不能赴任，幸遇宰相裴度出手援助，连被人夺走的未婚妻也追了回来。
乍看起来，告身与敕牒都是官员证明个人身份的凭证，似无二致，其实在实践中仍有很多区别。敕牒相当于任命书，告身则还有证明持告者就是任命书上这个人的配套证明作用，可以减少一些麻烦。如《玉堂闲话》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新任湖州录事参军（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上）某人，在赴任途中遭到土匪抢劫，“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假使还有告身在，或可继续赴任，或可向吏部申请再补一纸敕牒，现在却连证明自己是官身的凭证也没了，要从头补起，麻烦极大，一道一道的花费更多，结果只好住在旅馆里叹气。正巧，宰相裴度因休假，微服出行，也来此旅馆小憩，两人攀谈起来，裴度对他的遭遇很同情，但七八品的小官多如牛毛，谁能指认。这个倒霉人说：还有比这更晦气的事，我有一个尚未迎娶的未婚妻，也被故乡长官硬弄到手，当礼物送给了宰相裴公。裴度听了，忙问此女姓氏名字，回相府把这个叫黄娥的姑娘叫来仔细盘问，果然都对得上号。低品阶的官告，宰相府里有现成的，裴度马上叫人去旅馆将此人召来，当场填写姓名、职务等，送他一道，又将黄娥还给他，另送“行装千贯，与偕赴所在”。
其二，敕牒是与任命有关的，临时的，要交给所在机关备案的，告身却是由自己永久保存的。假使某官因生病或其他缘故辞职，日后又谋求重新分配工作，告身便是向吏部提出申请的依据。习惯上，人们都把官员的职位名称叫做“官衔”，其语源就是吏部在向皇帝奏请此人拟任某职时，“先具旧官名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封氏闻见记》）。能够作为“旧官”硬证的，自然非告身莫属。
其三，封建时代的做官途径之一是子孙凭借先人的资历“荫袭”。假如某官员死时，儿子尚小，甚至儿子先已故去，孙子还在襁褓乃至腹中，日后想要走这条路进入官场，先人的告身便是证明。《阙史》称，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回，早年负才落魄，常旅游遣怀，有一天途经一户农家，想弄一顿白食。主人姓王，“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赡”，敬重李回是读书人，“杀鸡炊黍，以备日饷”，招待他吃了一顿难忘的午餐。后来他考中进士，一路猛进，官居宰相，那农户的儿子把先人的告身找出来，来到长安，打听好宰相出行的路线，跪在道旁求见。李回看了好一会，终于想起来这就是当年蹭饭那户人家的孩子，喜曰：“故人也！”尽管那份告身不知是哪一年的古董了，但有宰相指示，遂得顺利“落实政策”。
告身或许还有许多别的用处，上述几条仅是笔者浏览闲书时归纳出来的，但缺乏告身的种种不便已经可见，所以五代时“官卑者无复给告身”的制度，自然会引起广大“基层干部”的不满。迄后唐明宗时，刘岳任吏部侍郎，专折提出“受官者既不给告身”的失误，“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刘］岳始也”（《新五代史·杂传·刘岳》）。
刚庆幸挤进“公务员”编制，忽然又被吊销告身，大喜大悲之际，有人痛哭失声。
宋代告身制度的史料比唐代丰富得多。据《宋史·职官志》记，神宗元丰改制时的规定，“凡入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到哲宗元符时，给告范围放宽到承信郎（属小使臣八阶列，当时属于不入品）以上。告身由隶属吏部的官告院统一制作，所用绫锦裱带等材料，均属定点生产和供应的“法物”，民间企业敢“仿效制造及买贩服用者”，都算犯法。告身所用绫纸、幅数名色、裱带、网轴等装饰，都按官位高下分十二个等级。如第一等官告用于三公、三少、侍中、中书令的任命，用色背销金花绫纸十八张，滴粉缕金花大犀轴、色带、晕锦裱韬；第二等用于左右仆射、使相和诸王，绫纸十七张，中犀轴，色带。第十二等是小绫纸五张，黄花锦裱，次等角轴，青带，凡幕职、州县官，三省枢密院令史，书史、令史，流外官，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文学、司士、助教、技术官，都给这个起码货。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的《范纯仁告身》，就是哲宗元佑三年（1088）范纯仁官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时发给的告身原物，对照《宋史》记载，属第二等，由十七张色背销金花绫纸连接而成，全长六百三十五厘米，宽二十五厘米多。关于这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的发现，最初见于日本宋史研究专家近藤一成发表于1986年3月日本《亚洲史年代记研究》专号上的文章，何忠礼先生以《介绍一件现存日本的宋代告身》为题，在《绍兴师专学报》1988年第一期上作了详细译述，文中还说：“从格式上看，与唐代的告身几乎完全一致”，抑或唐代告身原物现在还有传世的？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上的记载，告身除抄录制词或命词全文外，还要写明三代、乡贯、年甲，并有主授长官及承办人员的签名、用印等，如上述《范纯仁告身》上，就有元佑三年四月五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给事中临（人名，古代文书上有时不书姓氏，后同）等人奉旨传旨的字样，制书由时任翰林学士的苏东坡撰稿，四月六日就做成了告身，上面有左司郎中黄廉、尚书左丞挚、尚书右丞存、吏部侍郎觉等人签名，按道理，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也要签名，但告身上写明尚书令缺职，左仆射吕大防和右仆射范纯仁都是四月五日刚受命，还“未谢”，所以没签名，吏部尚书苏颂正在休假，因此写明“式假”。此外如吏部主事丁玠、令史魏宗式等具体承办人员的姓名，也写在告身上。由此可见，一件告身的制作，要经过多道程序，有十多个各级领导和经办人的签名。像范纯仁、吕大防这种宰相级长官（宋代尚书令多是虚职，例由左右仆射负实际责任）的任命，由制书传达到制成告身，是第一流速度，因为速度快，还来不及谢恩到任的本人是不可能在授给自己的告身上签名的。假使是州县官、流外官这一档次上的告身，虽然制作要简单一些，但数量大，而且也要走这些程序，肯定要慢得多。
《宋会要辑稿》里还有官告院的编制，除主管官员二人外，计主事一人、令史一人、书令史三人、守当官五人、贴书七人、楷书十二人，此外尚有工匠、看官兵士等。听起来人数不少，但所有文武官员的告身，王公妃嫔的册封除授，以及内外命妇的封赠（就是给官员家属的“诰命”）等各类凭证制作，都由该院承担，而据苗书梅先生征引史料，仅北宋的官员总数，在元时为两万八千余，到政和时为四万三千余，到宣和时更增加为四万八千余（《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想一想，不计其余如妃嫔宗室、内外命妇的告身，仅发给官员的身份证，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都是手工制作，这个工作效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官告院的附属机构有绫纸库，职掌之一便是“掌管修写各式官方所需绫纸”，大概低等次的发给广大“基层干部”的告身格式，都是由他们先按千篇一律统一书写好的，抄写文字的吏人每月伙食津贴为一贯，而《宋会要辑稿》另有记载，当时隶属大晟府（中央乐团）的执各色乐器演奏的乐工总数为六百三十五人，凡参赴登台演奏时，每日特支食钱一百文，主唱和跳舞的想必更多一些，因知书法艺术远远不及歌舞演艺的行情，自古皆然，不过当初还未形成天差地别而已。现在明星献歌一曲的市价动辄上万甚至十数万，一件当代书家的作品，也就是八百上千吧。但是传世的告身书法，比如唐人朱巨川授濠州钟离县令时的告书（徐浩书写，今藏台湾），及其后来授守中书舍人时的告书（颜真卿书写，编入《三希堂法帖》），现在都算是国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