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的革命烈士
——庞人铨
世间作扇多绫羽，
此独山间竹制成。
拿来岂为驱蚊蝇，
一扫人间不太平。
——庞人铨
庞人铨（1897～1922），字寿纯（又作受淳），1917年毕业于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庞人铨是湖南省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通过劳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与反动派坚决作斗争。1921年底庞人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17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于长沙。
革命未竟先殒身
1922年本是一个多事之秋，国家到处弥漫着一派肃杀之气。各地暗流涌动，反动派酝酿着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对抗和破坏活动。然而湖南的工人们却在庞人铨的带领下，以犀利的时评文章为匕首，辛辣尖锐的戏剧表演为标枪，与资本家和反动军阀作斗争。豪情万丈的工人们将高涨的革命热情袭向萎靡腐朽、落后的反动集团。一时间，湖南工人运动有如“万紫千红一点绿”，湖南劳工会成为硕果仅存的工人先锋运动团体之一。
“福兮祸之所伏”，在庞人铨的指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壮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资本家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危害，他们密谋破坏工人运动，打击高涨的工人运动士气。在利益驱使下，资本家全然不顾穷苦大众的悲惨遭遇和感受，决定联合反动军阀和政府破坏工人运动。
阴险毒辣的敌人首先采取重金收买的卑劣手段。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当厂方代表将二千元支票厚颜无耻地捧给庞人铨时，庞人铨将支票摔在桌上，义正词严地说道：“收起你的那套鬼把戏。我们搞工人运动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们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一定会通过斗争得到原本属于我们的劳动报酬。你们这些尸位素餐的寄生虫，只想靠通过剥削穷苦大众发昧心财。历史将会给予你们公正的审判。告诉你，我们一定要同你们斗争到底，争取属于我们应得的权利，工人当家做主的日子早晚会到来。”
气急败坏的资本家勾结赵恒惕反动政府，准备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就在工人运动领袖与厂方代表谈判签字之际，反动士兵突然将庞人铨等工人运动领袖逮捕。心虚的反动军阀怕受到人们的指责和声讨，所以未经审判，便在第二天将庞人铨杀害于浏阳门外。
“革命未捷身先死，长使同志泪满襟”。革命先烈虽然身死敌手，功业未就。然而他们视死如归，为革命满腔热情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孝母勤学怀远志
庞人铨，1897年7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他不满两岁的时候，慈父去世。他的母亲庞氏不仅要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长大，还要负责他的教育工作。但是这个时候的庞人铨，年纪虽小，却喜欢调皮捣蛋。他经常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上树掏鸟窝；下河凫水捉鱼虾；或者和小朋友打闹嬉戏，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母亲刚刚教会的课文，一会儿就忘得一干二净。庞氏既要操持家务，又要辛勤劳作，所以对于小人铨的学习照顾不上。没有了母亲管束，庞人铨更如野马挣脱了缰绳的羁绊，“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也许是由于父亲早逝带给他无穷的伤悲，他的内心深处难免会有深深的遗憾。这个时候的庞人铨虽然仍然喜欢和小伙伴玩耍嬉戏，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但是他从内心深处对母亲呕心沥血操持家务感到非常感动和钦佩。只是由于年龄小，不知道如何表达而已。小人铨暗暗发誓，不能让妈妈受委屈。所以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懂得体贴母亲，孝顺听话了。
一次，庞人铨看到母亲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便询问原因。当他知道正是自己的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使得母亲担心忧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向母亲许诺，从此以后一定要刻苦学习，不再贪玩嬉戏。
庞人铨人小信用高。自从他给母亲许诺之后，就极力克制自己贪玩不专心的孩童本性。当小伙伴约他一起去山上摘野果、下河摸鱼儿时，他立即摇头晃脑地大声诵读优美古文。满口煞有其事的“之乎者也”，让小伙伴们兴味索然，怏怏而去。从此小朋友们再也不打扰他学习了。
庞氏看到儿子认真刻苦，并且能经受住嬉戏玩闹的**，非常高兴。她告诉小人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让小人铨既要刻苦学习，还要学会放松休息。为了对小人铨近期的良好表现进行奖励，庞氏特别给小人铨放假二天，让庞人铨和小伙伴们一起好好玩耍。庞氏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学习的时候就踏踏实实刻苦学习，玩耍的时候就快快乐乐地嬉戏玩耍。”庞人铨高兴地谢过妈妈之后，就加入到小伙伴们快乐嬉戏的队伍当中去了。
庞氏经常在灯下不厌其烦地给小人铨讲“孟母三迁”、“铁杵磨针”、“岳母刺字”等古代圣人英烈的故事。通过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激励儿子好好学习，为国家做贡献。正是由于母亲的循循善诱，才使庞人铨在以后的民主运动中得以发挥聪明才智。可以说庞人铨洞见症结，犀利尖锐的文笔，坚贞不屈领导工人运动的执着精神，与庞母早期的良好教育是息息相关的。
口诛笔伐如利器
1917年，庞人铨毕业于湖南省甲等工业学校，虽然庞人铨在学校选修的是工科——染织科。由于小时候在母亲的严格教导下，发奋读书，庞人铨深入地阅读了大量经典优秀古文。所以他能轻易地做到赋诗吟句，出口成章。这在当时被人们传为佳话。
在母亲的教导下，庞人铨深刻地体会到了劳苦大众的艰辛和困顿。所以他经常吟诵的是《悯农》、《蚕妇》、《观刈麦》等同情老百姓的悲情诗篇。通过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的感染，加上自己身处农村的真实体会，他愈发体会到了劳苦大众生活的不易；反动军阀的骄奢**逸，更加让他意识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巨大反差。所以他暗暗下定决心，自己长大后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在长沙入读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期间，庞人铨除了发奋学习专业知识以外，他还在长沙的各家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文章。他的文章犀利尖锐，对时局判断准确，分析得当，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他写的诗句“愿以铁锤平社会，欲将机杼织人生”，对仗工整，既贴合学校性质和自己所学专业，又抒发了愿意济贫安世的远大思想，堪称绝句中的经典。由于其意境高深，用词清新典雅，因此被大家传诵一时。
1920年“驱张运动”结束后。庞人铨有感于时局混乱，军阀交替执政，人民仍然处于军阀混战后的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愤然在自制的笋壳扇上题诗一首：
世间作扇多绫羽，
此独山间竹制成。
拿来岂为驱蚊蝇，
一扫人间不太平。
从这首诗篇上，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庞人铨救国为民的拳拳殷切之情。这篇诗作，将庞人铨那疾恶如仇，以扫除世间不太平为己任的壮志豪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1921年6月份，湖南劳工组织的另一位领导人黄爱，被赵恒惕的反动政府拘捕。在庞人铨和社会各界的多方营救下，最终迫使赵恒惕反动政府将黄爱无罪释放。为了纪念这次工人运动所遭受的挫折和磨难，庞人铨**满怀的挥笔写下了《蒲殇》一首：
蒲殇珍重共斯辰，
事业天涯始回津。
自昔多才唯有楚，
而今苛政竟如秦。
青萍贮我囊中剑。
白眼看他世上人，
只恐江山蚕食尽。
波臣遗恨做横论。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庞人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只恐江山蚕食尽”表达了庞人铨的远见卓识。16年之后的抗日战争，准确地证实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侵略是早有预谋的。
当然，庞人铨不仅仅在以上的诗词创作方面有所建树，在其他文化创作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在筹备湖南劳工会期间，他为了解决劳工会的经费问题，激发人民反抗反动统治的斗志和热情。庞人铨以高涨的**投入到戏剧创作中去，一时间创作出《金钱万恶》、《社会福音》、《人道之贼》、《铁血女子》、《杀！杀！！杀！！！》等一批意义深远的新剧。这些戏剧主题明确，以揭露和鞭挞军阀统治下官商勾结，横征暴敛，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的腐败黑暗现象为目标，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庞人铨写的戏剧，语言质朴自然，主题鲜明，人物刻画生动，通俗易懂，因此受到普通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些戏剧的广为传播，使得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一时间，长沙工人运动有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发展壮大。在庞人铨的引导和宣传下，老百姓对于民主进步的认识和追求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艰苦卓绝为工运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新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一时间鱼龙混杂，不可辨识。与同时期许多探索救国图强的仁人志士一样，庞人铨对于这么多的思想主义也一时无法正确辨别和认识。他的心情极度苦闷，彷徨。他曾有过“实业救国”的纺织实业计划；又曾投笔从戎，想加入军队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庞人铨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也曾经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走过一些弯路；经受过一些曲折和失误。然而，他在求学、运动中结识的一些朋友，如毛泽东、何叔衡、夏曦等人给他以思想上的启发和引导，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不至于偏离革命的正确方向。正是在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庞人铨认真阅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底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通过以往惨痛的失败教训，庞人铨深刻认识到：只有将大家组织团结起来，牢牢握紧成一个刚硬的拳头，勇敢地将它迎向敌人的迫害和压榨，才能争取到自己的合法利益。1920年11月21日，正是在庞人铨的大力斡旋下，经过各方的努力，才有八千多工人欢欣齐聚长沙省教育会草坪前，使得湖南劳工大会最终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以庞人铨为首的劳工大会的发起人提出了《湖南劳工会湖南劳工会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了劳工大会的宗旨：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
在此期间，庞人铨与另一位工人运动领袖黄爱互相帮助，配合默契。以他俩为首起草的《湖南劳工会宣言》被劳工大会通过。劳工大会将其作为行动纲领，指导工人革命运动工作。在成立初期，庞人铨和其他的领导者先后成立了工人夜校和工人读书会等学习组织，实行“工作生产加读书学习”的模式，通过互助互学等方式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事实证明，庞人铨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工人作为民主运动中的生力军，通过提高文化知识，使他们对于革命道理认识得更加深刻，对于反动政府的统治更加反感。于是工人革命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流传开来。
湖南工人劳工会正是在庞人铨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劳工大会为工人争取最大程度的权利和福利。正是湖南，首开“八小时工作制”的先潮。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也是在庞人铨领导下，劳工会经过不懈的斗争而争取来的。
在庞人铨和黄爱等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的带领下，湖南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俩亲密无间的合作，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周恩来赞扬他们为中国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庞人铨也经常告诉别人，正是有黄爱这样的革命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工人运动才能蓬勃发展。
堂堂正正的“劳工律师”——施洋
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毛泽东
施洋（1889～1923），湖北竹山人，原名吉超，号万里，字伯高。1917年毕业于湖北法政专门学校。1919年在武汉当律师。1921年9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聘为武汉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1923年2月，参与组织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7日晚被捕，在狱中和法庭上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5日在武昌英勇就义。
崭露才华
施洋，生于1889年6月13日。由于家境衰落，他年幼时就参加劳动，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有感受。11岁时，施洋开始了半耕半读的生活。他先后在私塾和郧阳府农业学堂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关门，施洋失学回到家乡。他在家乡创办学校，开荒养蚕，组织农会，担任宣讲员，开始了反封建的斗争。
1917年，施洋毕业于湖北法政学校，接着在武汉开始了律师生活，加入了武夏律师公会并担任副会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奔走呼号，积极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湖北督军王占元对武汉参加游行的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施洋满腔义愤，维护真理，深入现场调查采访。在汉口宁波球场追悼殉难五名学生的大会上，他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向几万名听众揭露了军阀的罪恶；他又以律师公会的名义，草拟通电、宣言和传单，联合武汉各界爱国人士，响应反对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爱国运动。
7月9日，武汉各商店关门罢市，举行联合大会，到会的人都为施洋的演说所鼓动，立即组织成立湖北各界联合会，公推施洋为赴京请愿代表团团长，率各界代表向北洋政府请愿，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要求出版和集会结社自由。后来各地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他被推举为评议部部长，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北京，施洋和各地代表一道向北洋政府据理力争。由于全国人民的不断斗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拒绝了对德和约的签字。
为劳工主持正义
1921年6月7日，湖北督军王占元纵容士兵在武昌全城烧杀抢掠，**人民。施洋义愤填膺，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王占元的罪行，提出了“驱王自治”的政治主张。王占元又恨又怕，马上对施洋下了通缉令。施洋化装逃到长沙，参与组织湖北自治军，后在湘军的协助下打回武昌。王占元兵败如山倒，狼狈逃窜。但是，狡诈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却乘虚而入，派爪牙肖耀南率兵占领湖北，并让他当了督军。施洋愤怒地骂道：“驱去一虎，又来二狼。”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施洋在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影响下，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9月，他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汉工人运动。
1921年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举行同盟为反抗车行资本家加租，举行罢工斗争。罢工第二天，武汉党组织就派施洋去具体指导，施洋马上深入斗争现场，给工人当义务律师。他一方面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嘱咐工人们要“齐心努力，坚持到底，我们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一方面替工人草拟《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露车行资本家的罪行，向车行资本家提出改善人力车工人工作待遇等条件，又编写了罢工的新闻报道，登载在武汉各报，广泛宣传，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使罢工斗争处于主动地位。由于施洋和工人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罢工获得全胜。
武汉第一个工人组织的公开机构——人力车夫工会在斗争中胜利诞生了。施洋被聘请为该工会的法律顾问。
1922年夏，施洋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时，党组织派他担任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利用律师的合法身份，深入工人群众，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工人们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热情地称他为“劳工律师”。
参与组织二七大罢工
在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中，施洋在党的领导下，更是全力以赴，投身这一伟大斗争，直至献出他宝贵的生命。
早在1922年1月22日，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施洋就被聘担任了俱乐部法律顾问。在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工人夜校里，他生动形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道理。对于消灭封建帮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施洋遵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亲自参加了大会文件的拟定工作，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1923年1月27日，施洋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江岸铁路分工会的13个代表一起乘坐专车从汉口动身，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到郑州后，正遇到吴佩孚对总工会成
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他和工会代表一起，坚决斗争，毫不退让。
2月1日上午，全路代表和各路来宾，在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的途中，被荷枪实弹的敌人阻拦。施洋毫不畏惧，和林祥谦等代表一起，在被阻的街心与敌人据理力争达两个多小时，高呼口号一齐冲进会场。
在成立大会上，施洋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充分阐明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意义，抨击了军阀吴佩孚摧残工人运动的罪行，号召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他声色俱厉，斗志高昂，最后他激动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大会以后，他从郑州返回汉口。
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开始总同盟罢工以后，总工会迁移到江岸办公，施洋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他经常说：“作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不和反动统治阶级面对面的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阶级不会垮台，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
“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在二七大罢工中，吴佩孚、肖耀南等反动军阀，在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同时，以“煽动工潮”为借口，向施洋下了毒手。
1923年2月7日下午五时多，施洋从斗争现场回到家里，他已敏锐地感觉到江岸的气氛不对，敌人可能要狗急跳墙了。但他心地坦然，毫无惧色。
吃了饭以后，他问夫人：“怕不怕？”夫人已听到一些不好的风声，心里早有几分担忧，但见丈夫安详镇定的面容，心里踏实了许多，含笑答道：“不怕。”
施洋马上高兴地说：“对，没有什么可怕的，斗争总是要流血的。不过这些人为什么要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遗志，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就在这时，忽然闯进十几个便衣警察，为首的声称：“敝厅长请先生有几句话谈，赶紧跟我们走一趟！”施洋藐视地瞥了众警察一眼，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来到警察厅，施洋滔滔不绝地说：“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斗争，不是空穴来风，来之有源。其罢工原因，不外下列各种：一、工厂待遇恶劣；二、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都不能自由；三、工资太低，工人生活太苦；四、工人劳动时间太长。能解决这些问题，罢工自然解决，何必请教于我呢？”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敌人要押施洋过江去武昌。这时，敌人竟动用200多个武装警察，排成两行，把手无寸铁的施洋押在中间，经大街，过小巷，来到汉口招商轮船码头，沿途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施洋被押上轮船，轮船到了武昌文昌门外码头，60多个武装警察和一大批陆军像迎接大元帅似的，“护卫”着施洋进入文昌门，到了湖北陆军审判处，马上钉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关进了牢房。
施洋被捕后，把“审判”革命者的法庭，变成了审判敌人的地方。2月8日下午4时许，敌人开始审讯，施洋抗辩说：“对于贫苦工人或工会有诉讼或非诉讼事件委托者，本律师不过在法律范围以内，本法律应有的职权，代拟诉状或出状，有何犯罪可言！但是，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你们才算犯了法；退一步讲，即使我犯了法，但我一不是军人，二不是江洋大盗，应该由地方审判庭来处理，陆军审判处无权过问。这是你们首先乱了法纪，应当负法律上的责任！”敌人理屈词穷，张口结舌。
在狱中，施洋以“监狱乐”为题写诗一首：“人人都说监狱苦，我坐监牢反觉乐。不要钱的衣给我穿个鼓堆堆，不要钱的饭给我吃个肚儿圆。”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吴佩孚、肖耀南不敢公开杀害施洋。2月15日（阴历除夕）清晨，当施洋得知敌人要秘密杀害他的时候，他坦然自若，从容地整理好衣衫，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
临刑前，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
施洋轻蔑地瞥了法官一眼，声色俱厉地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些替他们卖命当走狗的人，一起食肉寝皮！”
施洋提高声音继续说道：“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最后，施洋身中两弹，仍傲然屹立，他强忍剧痛，双目怒视敌人，使出最后的力气振臂高呼：“劳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年仅34岁的施洋，英勇就义，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先驱——顾正红
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
——顾正红
顾正红（1905～1925），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1905年生于江苏省阜宁小顾庄（今属滨海）。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1924年参加沪西工友俱乐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参加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后在五卅运动中牺牲。
加入工人队伍
顾正红小时候，家中有两间简陋的土屋和不到五亩的薄田。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父亲又租种新河口富农刘某家的二十多亩盐碱地。顾正红是老大，下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从小他就生活在贫困的环境里。
1916年，顾正红的父亲为了家人的生活，只身去了上海，在沪西一家油厂当苦力。年仅12岁的顾正红和他的母亲一起肩负家庭生活的重担。顾正红每天辛勤劳动，挖野菜，拾柴片，给地主家割牛草。在寒冬腊月和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去讨饭。为了全家人生活下去，顾正红还给地主家放过牛。
1921年10月，苏北阜宁一带发生大水，顾正红一家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和母亲含泪离开家乡，一路讨饭，逃荒到了上海。
顾正红来上海以后，找到了已经在上海做工五年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因工薪微薄，除了养活自己外，却无分文积蓄，面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万般无奈，全家在一起忍饥挨饿。不久，顾正红的二弟就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1921年，经过多处托人说情，花钱送礼，17岁的顾正红，才进了日商内外棉九厂（今上海棉四厂）。
顾正红在九厂粗纱间当扫地工。这里劳动条件很差，到处花絮飞扬，工人12小时做下来，都成了“棉花人”。车间里的机器工没有防护设备，稍不留心，就会送掉性命。顾正红整天在这些机器中间穿梭往返，辛苦劳动，还经常受资本家的虐待和打骂，每天下班出厂都要遭到侮辱人格的搜身检查。
经受严峻的考验
顾正红进厂已经好几个月，但是还没拿到工钱。原来九厂有十“规矩”；凡是新进厂的工人，都要对拿摩温（工头）表示“酬谢”。他几个月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全部作为“酬谢盘”，进了拿摩温的腰包。顾正红知道这件事后，心头好久不能平静。
不久，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顾正红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当众责问拿摩温：“我做工，你拿我的工钱，这算什么世道？”拿摩温当时打了顾正红一顿耳光。顾正红正要还手，却被身旁的工友劝阻了。顾正红不肯罢休，非要出这口气不可。一天放工以后，他约了几个要好的小兄弟，在拿摩温回家的路上，把拿摩温狠狠地打了一顿。但是，顾正红也因此惹恼了资本家，被开除出内外棉九厂。
顾正红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不久又进了内外棉七厂，刚开始做了加油工，后来又做布机上盘头工。
1924年，党为了加强工人运动，把沪西工人区列为工作重点。先是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又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顾正红先是工人补习学校的学生，后来又是泸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
当时，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刘华、杨之华等人，都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上课或讲演。他们深入浅出给工人讲革命思想，顾正红每次都认真去听。他学习刻苦用功，不论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或迟到。在这里，他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顾正红自从参加俱乐部以后，在七厂布机间积极开展活动。每逢夜班，夜半过后，东洋领班和工头都休息了，他就向工人宣讲从俱乐部听来的革命道理，并小声教唱从俱乐部学来的革命歌曲，组织和发动工人起来斗争。
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厂厂主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开除男工，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在党的教育已经觉醒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一致要求起来斗争。党组织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动员全上海的党员投入这次斗争。
顾正红在1月罢工斗争中，参加工人纠察队，到沪西苏州河一带交通要道上“把口子”，并积极向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讲解工人团结斗争的重要性，劝告不明情况的工人不要去上工。他还与工人宣传队一起，用具体事例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行，以争取各界对罢工的支持。
与此同时，顾正红也参加了有几百人组成的罢工鼓动队，当时叫“打厂队”。他和“打厂队”的工人先后到内外棉九厂、十四厂、十五厂，发动工人参加同盟罢工。
顾正红在2月大罢工中还积极参加组织工会的活动。罢工开始以后，他和各厂秘密工会小组的负责人一起，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斗争，向他们传达俱乐部的指示，散发传单，并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工人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组织工会的重要性，罢工结束后，许多工人都要求加入工会。
顾正红在2月罢工中不断成长，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罢工结束后，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工人运动先锋
5月15日早上6点多钟，顾正红赶到工会和俱乐部，参加内外棉，同兴、日华等日商纱厂夜班工人紧急会议。根据七厂织布是靠十二厂供应棉纱这一情况，刘华估计日本资本家很可能以十二厂工人停工，织布无原料为借口迫使七厂工人停工，以制造工人内部矛盾，削弱工人斗争的力量。他对工人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七厂工人仍要上工，不要上资本家的当。七厂日班工人已去上工，夜班工人要有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七厂日班工人刚上工不久，日本领班就叫拿摩温到写字间开会，然后向工人宣布：“今天厂里没有纱，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他别有用心地说：“工人没生活做，就没有饭吃。这不是东洋老板不给你们饭吃，是十二厂工人不给你们饭吃。你们有亲戚朋友在十二厂的，快叫他们赶快去上工！”日班工人听了纷纷起来驳斥：“你们东洋老板开除工人，抓走代表，十二厂工人才停工的。”“我们要上工，不开工就要给工钱。”大家聚集在七厂写字间门口，坚持要上工。
中午时分，普陀路巡捕房派了一批巡捕到七厂进行“调解”，答应停工期间发一半工资。
这一消息很快在七厂日、夜两班工人中传开。顾正红得到消息后，马上约了几个积极分子，分头到夜班工人家里去活动，动员大家不要理厂方“布告”，坚持上工，并提早到厂门口集合。
下午5点左右，七厂夜班工人已陆续来到厂门口。此时，七厂厂门紧闭，门外有三名印度巡捕，还有“包打听”，手里都拿着铁棍、木棒，一个个凶相毕露。然而，工人们并不畏惧。顾正红领着工人们喊道：“叫大班出来说话！”“不发工钱，决不回去。”“日班有工钱，夜班也应发工钱。”一个日本职员狞笑着说：“告诉你们，日班也不发工钱。”工人们听后十分气愤冲向厂内。厂门口那些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和“包打听”，吓得慌忙打开一扇小门溜进厂去。愤怒的工人呼喊着“我们要上工”的口号，奋力冲破厂门，一起冲进厂内。
凶残的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和“包打听”，对冲进厂门的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殴打，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见此情景，一面领着大家振臂高喊：“东洋人打伤工人啦！”一面带领一部分工人冲进物料间，拿出一些打梭棒，供作自卫武器。
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接到印度巡捕的告急后，急忙带着一群打手，杀气腾腾向厂门口赶来。工人们面对日本资本家的武力镇压，毫不畏惧。他们在顾正红等人带领下，一起向迎面而来的暴徒们冲了过去。顾正红跑在队伍的前列。他举着打梭棒，领着工友们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不开工就要发工钱！”
七厂大班看清工人的带头人正是他早已注意的顾正红，就立即对着顾正红开了一枪。打手见大班开枪，也都用铁棍，刀对工人猛打猛刺。川村那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顿时鲜血直流。但顾正红毫不畏惧。他咬紧牙关，忍住伤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工人们被顾正红的英勇行为所鼓舞，个个奋不顾身，挥动拳头和打梭棒，向日本资本家和他们的一群打手冲去。
这时，凶残恶毒的川村，又迎面向顾正红腹部开了一枪。顾正红强忍剧痛，两眼喷射着对帝国主义无比仇恨的愤怒烈火，紧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依然挺立在队伍前列，继续鼓动工人坚持斗争。川村见顾正红仍然顽强斗争，又向顾正红头部开了一枪．顾正红想和他们拼，但已力不从心。川村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又上前一步，开了一枪，并用刀向顾正红猛刺了几下。顾正红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这一天，在内外棉七厂，与顾正红同时被日本资本家及其打手们殴打成重伤者还有7人，手断头破者有数10人之多，其中有女工10多人，14岁以下童工10余人。工人们奋起反抗，斗争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由于酱陀路巡捕房派来了大批武装巡捕，才给日本资本家解了围，使斗争暂时平息下来。
人们怀着悲愤心情，把顾正红等身负重伤的阶级兄弟扶上人力车，去公共租界会审公厅控告，并送往医院抢救。在途中，顾正红还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医院……”成群结队的工人一面护送，一面高呼：“东洋人打死人了！”我们要报仇！”跟随在车子后面的人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浩浩****的反抗人流。
5月16日下午2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年仅20岁的顾正红，终因伤重不治，为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万代流芳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2天，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等五个厂，8000多工人一致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号召“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同时，俱乐部派往支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的代表，和上海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代表，均于15日返沪。他们怀着满腔革命**，立即投入战斗。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南洋大学等校生，也纷纷起来声援工人斗争。于是，以顾正红惨案为先声，一场波澜壮举的反帝运动兴起了。
5月18日上午，当顾正红的遗体运到潭子湾时，男女工人整队送行，沿途高呼：“誓死坚持到底！”“要行凶的偿命！”当日下午又在灵柩前追悼顾正红烈士，到会的工人、学生约4000余人。刘华手持一面写着“中国人惨遗日本人残杀”的白旗，领着大家高呼：“坚持到底！”“不达目的死不上工！”工人们和学生们在顾正红烈士灵柩前轮流演讲，缅怀先烈，激发斗志。
5月24日，在闸北潭子湾荒场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有上万人参加。“大家下决心踏着顾正红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决不后退！”这次大会不仅打破了上海市民的沉默，而且因参加大会的学生被捕，以及上海工部局再次准备通过压迫上海人民的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使反帝斗争在上海迅速发展为伟大的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伟大群众运动，而顾正红烈士则是这次伟大运动中的“工人先锋”。他的英名也因五卅运动而被载入中国近代史册。
“红灯”不灭后世传——袁玉冰
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
——袁玉冰
袁玉冰（1899～1927），江西泰和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秘书、上海团地委宣传部主任。1926年10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年底，奉调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并主编团的刊物《红灯》周刊，使之成为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新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后任中国共产党江西区委宣传部长、区党委书记等职。1927年12月，袁玉冰化装进入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12月27日，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8岁。
少年书生挥斥方遒
1899年2月，袁玉冰出生江西兴国县崇贤乡上沔村一户贫苦农户家里。自幼家境贫寒，为了分担父母肩上的重担，袁玉冰从小就放牛、割草、砍柴。农民出身的袁玉冰对贫苦农民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从小就立下了要拯救劳苦大众水火之中的志向。
1910年，11岁的袁玉冰入私塾。1914年，袁玉冰入兴国县高兴圩成德小学就读高等小学。他积极进取，在老师的帮助下还创办了学生阅书社，由学生自愿捐款，购置书刊。
1918年的秋天，袁玉冰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学。青年学生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7日，为了响应和声援这次爱国运动，召开了南昌市学生代表大会，袁玉冰作为南昌二中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接着，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在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对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将搜查到的日货当众烧毁。这一年，袁玉冰20岁，他写了一首题为《二十初度感怀》诗：
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
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
国势阽危抱杞忧，挽回深愧乏良谋，
才疏漫与终军比，弱冠空贻识者羞。
原来我亦是贫家，那得金钱用似沙，
游年多年消钜费，从今敢不力惩奢。
诗中抒发了对祖国前途命运关心和立志革命抱负。他还在《赠周君转学心远中学》写道：
世事原来少自由，一时失意不烦愁，
劝君莫把东隅恋，且看桑榆尚可怕。
对学友加以劝勉，从侧面表现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与态度。鼓励朋友不要贪恋往日的成功，更要努力争取日后的胜利，其奋发进取的精神溢于言表。由这些诗我们不难看出，青年袁玉冰的革命志趣，崇高理想与伟大抱负是何等的高洁执着。
“五四”运动以后，袁玉冰的思想由追求爱国真理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从此，袁玉冰开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对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宣传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文章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逐渐认识到，组织进步社团，创办刊物，努力提高中国人民觉悟，是进行革命首要任务。
1919年下半年，袁玉冰邀请后成为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创造者之一的黄道，及徐先兆、石廷瑜等几位同学，组织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鄱阳湖社”。他们当时都在南昌二中读书，又是同班同学，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激扬文字，抨击时弊。后来大家感到“鄱阳湖社”这个名称无法体现团体宗旨，于是在次年12月更名为“江西改造社”。
创办《新江西》
1921年1月1日，“五四”运动后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江西改造社”在南昌二中宣布正式成立。到会的9位社员公推袁玉冰为会议主席。会上决定出版发行《新江西》季刊，并推举袁玉冰为改造社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
袁玉冰为创刊号撰写了《本刊宣言》，阐明改造社的政治主张。他说：“改造社的宗旨，是主张改造社会的。发行本刊，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我们改造社会，先在江西做起，……所以就叫做《新江西》。”
《新江西》自问世那天起，就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匕首、投枪，成为江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革命刊物。伴随着《新江西》广泛发行，其影响日益扩大，一批先进青年先后参加改造社。
当时的这江西首个革命团体改造社成员，曾以《新江西》为阵地，开展过“主义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争论。“主义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马列主义的问题，“政治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参加革命实际活动的问题。这场争论直接影响着和决定着南昌学生运动的方向，在争论中袁玉冰等人驳斥了反对者的言论，指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实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袁玉冰常对大家宣讲：没有主义的信仰是再危险不过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激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了。但是他又指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拿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因此，他告诫大家不能只是空谈而不注意中国的社会实际，如果这样空谈，自然是落空中的落空。
袁玉冰先后在《新江西》上发表文章三十多篇，他在《我的希望新江西》一文中，痛斥了官僚政客军阀财主祸国殃民的罪行，“过去的江西，现在的江西，都是充满了黑沉沉的、阴惨惨的色彩。社会上没有一桩事，不受官僚政客军阀的支配”。同时他对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感情。他说：“可怜的三千万男女同胞，在这黑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地狱里面过非人的生活，真是言之伤心！”他号召人民“应该有真正彻底的觉悟、牺牲奋斗的决心；把那些阻碍的荆棘，一刀斩去，尽力去杀出一线光明的道路来”。袁玉冰成为江西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
袁玉冰主编的《新江西》杂志成为当时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受到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热烈欢迎。尽管它从出版的第一天起，就一再遭到军阀当局的干涉和迫害，但它流传的地域和影响相当大，不仅江西各地拥有大量读者，甚至上海、北京、广州、武昌等地也有所见，1923年春，《新江西》虽然被迫停刊了，但是旅居上海、南昌的20余名江西先进青年，接过袁玉冰未竟的事业，又于同年10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继续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当时，由于追求进步、倾向革命，改造社很快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学生加入。至1922年，会员一度达到100多人，黄道、邵式平、方志敏等都是该社社员。
1922年6月，在南昌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方志敏在报名参加了改造社后，与袁玉冰以及随后结交的赵醒侬，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理想和目标，携手合作并肩战斗，日后被人们誉为“江西三杰”。
“江西改造社”随着组织的扩大，社员分布极为广泛，以江西为主，北京、上海、湖南、四川甚至日本均有。
“江西改造社”的《新江西》，由于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针砭时弊的言论，很快轰动全省，影响全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刊。为此，该刊在省内南昌、赣州、九江、吉安、兴国、铅山、河口等地设立分售处，省外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昌等地设立分售处，读者遍及工农商学兵各界，一大批有志青年由此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青年团在江西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光荣入党
1921年5月1日，袁玉冰在南昌向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纪念日》的报告，他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我没写回忆文章之前，“南昌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五一’是怎么一回事。”6月，袁玉冰等为了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这是江西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为此，《新江西》开辟了“介绍进步书刊专栏”，介绍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转载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袁玉冰还辑录了大量的“名词浅释”，介绍了《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新青年丛书》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的《青年周刊》等60多种书刊。
1922年1月17日，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惨遭时任湘军师长、总司令兼湖南省长的军阀赵恒惕杀害，消息传开，群情激愤。4月初，袁玉冰在改造社常委会上提议召开纪念五一节暨追悼黄、庞两位烈士大会，邀请了大江报社，觉社等团体共同参加。5月1日那天，南昌各界20多个团体，2000多人云集江西省教育会，盛况空前。《大江报》还出版了袁玉冰编辑的《五一劳动节特号》。但因北洋将领、直系军阀、时任江西军事长官督军陈光远以“煽惑劳人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所以这期特刊并未与读者见面。袁玉冰后来在文章中说：“从这回运动中可以证明，南昌人们已有了觉悟，这是令我们很抱乐观的。”
下半年，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改造社同时在北京成立了总社，社址设在北大校园内，并在南昌和上海设立了分社。由于北洋军阀继而派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进行疯狂镇压，改造社被迫于1923年春中断活动。
在北京，袁玉冰很快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革命家、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非常关心袁玉冰学习、生活以及改造社情况，亲自介绍袁玉冰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年秋，袁玉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兴国县籍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赣南籍第一位中共党员。袁玉参与方志敏发起筹办成立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和推销国内外进步书刊，传播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南昌文化书社。他们一道利用南昌文化书社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秘密联络党团员，使南昌文化书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坚强阵地。
勇猛的战斗
1923年1月底，袁玉冰受李大钊指派，利用北大放寒假机会回到南昌，和方志敏、赵醒侬等人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南昌地方临时委员会，同时由袁玉冰主持创办团地委机关刊物《红灯》。又在南昌二中成立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心远中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由袁玉冰担任主任。研究会以学术研究团体面目出现，指导革命青年阅读马列的书，研究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在省内担负革命的先导作用。袁玉冰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当时，北洋军阀江西省最高军事长官督军蔡成勋省长李廷玉派人对袁玉冰进行游说，许以公费送东渡日本留学，企图收买。可袁玉冰义正词严地拒绝了。3月下旬，袁玉冰携带南昌地方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给中央的报告，动身去北京，不幸被恼羞成怒的蔡成勋、李廷玉把持的北洋军阀江西省政府逮捕，关押在军法处监狱。赵醒侬、方志敏等人也被通缉。袁玉冰被捕激起了江西社会各界人士愤慨，经赵醒侬及著名的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刘和珍等各界人士的多方活动，积极营救，北洋军阀当局迫社会压力，将关了8个月袁玉冰于11月交保释放。
当时，针对有人提出今后要“言行谨慎、免遭毒手”的议论，袁玉冰在专为欢迎他出狱的大会上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如果碌碌一生，专为私人的衣食住行着想，活上百岁又有什么价值？为了无数贫苦人们的利益，就是明天要牺牲，我也是甘心情愿的。”又说：“我们做改造事业的人被投入监狱，上断头台是毫不足介意的事情。”话语平实，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
主编《红灯》周刊
1924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秘书、上海团地委宣传部主任。5月，袁玉冰奉中共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参加军事训练。袁玉冰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聆听了讲话。这年8月，袁玉冰还见到了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李大钊，并听了所作关中国革命运动问题报告。
1925年冬，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袁玉冰奉中共组织指示，提前毕业回国，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并在中共江苏省委员会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6年10月中共组织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进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袁玉冰发动和组织青年工人和群众，参加了这次斗争。
这年冬天，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节节胜利，袁玉冰奉中共组织调令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兼任中共江西区委秘书和宣传部长等职。时任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蒋介石在南昌逐渐暴露出反共反人民面目。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猖狂进攻，中共江西区委决定让原中共南昌市委机关刊物《红灯》复刊，并由袁玉冰担任主编。
11月初，《红灯》周刊与读者见面，刊物封面由袁玉冰精心设计，画有两个灯筒，放出一片红光。在复刊词《红灯的新使命》中，袁玉冰写道：红灯是为革命而发刊的，也是为革命而停刊的，现在“红灯”继续出版，自然仍是为革命的，即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我们愿意竭尽我们所有的能力，为江西青年供给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就是“红灯”继续出版以后的新使命。
11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成立，由刘九峰任书记，傅烈任组织部长，袁玉冰任宣传部长。同时，袁玉冰还担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等职。
为了支持工农运动，反驳一些国民党右派别有用心的对工农运动的责难，《红灯》刊发出了一篇篇战斗檄文，文字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进步人士喜读，发行量由数百份增至5000余份。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后来回忆说：“《红灯》是我参加革命后接触到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当年，我是《红灯》的热心读者，《红灯》曾向我灌输革命理论，启迪我正确分析形势，帮助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红灯》曾经是指引我前进的一盏指路明灯。”《红灯》周刊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7年3月起，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蓄意破坏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杀害了中共赣州组织创建人、工运领袖，时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袁玉冰领导和指挥了南昌市大规模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活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袁玉冰和时任中共江西区委组织部部长林修杰组织了一场大规模反击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斗争。在此正当南昌革命热潮高涨之际，国民党右派组织了“AB团”，企图攫取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他们下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暗杀团”暗杀革命同志。在这种情形下，上级决定拔掉“AB团”这颗钉子。
4月2日，在袁玉冰与林修杰的指挥下，成千上万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向南昌百花洲进发，捣毁了发起成立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AB团的段锡朋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搜索抓获国民党右派分子90余人，摧毁了AB团，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握了省党部的领导权。段锡朋的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3个月，就被袁玉冰与林修杰领导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摧垮。在江西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英勇就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政变。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在江西搞“礼送”共产党人出境，袁玉冰也处于危险之中。
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袁玉冰仍临危不惧，转入地下秘密活动。袁玉冰于5月16日写下《蒋介石政府的危机》一文，深刻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清党”的实质，痛斥其镇压工农运动和叛变国民革命的种种罪行。
7 月15日，一度与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的时任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此时白色恐怖更为严重，袁玉冰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在江西坚持斗争，担任了中共兴国县委书记。
中共“八七会议”后，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入死，积极组织赣北秋收暴动。11月，袁玉冰被派到中共赣西特委兼任书记，在吉安准备组织工农武装暴动。
1927年12月13日，袁玉冰化装赴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被叛徒兰仲和发觉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袁玉冰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12月27日，时年28岁的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
袁玉冰英勇牺牲后，中共中央在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当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悼念袁玉冰文章，文章写道：袁玉冰“如今死了，可是赤血将从地下喷发，洗干净黑暗陈腐不堪江西！”袁玉冰以年青的鲜血和生命续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