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下诺夫哥罗德城，在犯人们登上围着铁丝网的驳船之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监狱办公室里。他发现玛丝洛娃沉默寡言，态度冷淡。聂赫留朵夫问她身体怎样，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而且觉得还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这种责备她以前就已经表露过，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烦恼。
其实那只是因为当时男犯人正在纠缠她。令他担心的是，旅途中她处在艰苦的条件和使人堕落的境况下，又会陷入以前的自暴自弃和对生活绝望的那种心境里去，正是那种心境才促使她恼恨他，并且拼命地吸烟喝酒来忘掉一切。可是他又不能在任何方面对她有所帮助，因为在旅途中最初的整段时期里，他没有机会同她见面。直到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他这才不但相信自己的担忧毫无根据，而且恰好相反，每次看见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其内心的变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她看见他，不皱眉头，也不窘迫，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为她出的力，特别是把她调到目前所处的人们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在外表上也反映了出来。她消瘦了，晒黑了，仿佛苍老了似的。她的两鬓和嘴角露出细纹，她不再让一绺头发飘到额头上来，而把头发都包在头巾里。于是，不管她的装束也罢，她的发型也罢，她对人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高兴。
他现在对她生出一种以前他从没体验过的心情。这种心情跟最初那种充满诗意的迷恋完全不同，跟他后来所感到的肉欲的魅力更不相同，甚至跟他在法庭审判以后决定同她结婚时所产生的履行责任的思想感情以及其中混杂着的虚荣心理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这种心情就是最单纯、最朴实的怜惜和同情，当初他在监狱里跟她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产生过这样的心情，后来他到医院里去过一趟以后，极力克制自己的厌恶，原谅她和医士中间那个虚构的恋爱事件的时候，又更加强烈地产生过那样的心情①。这就是先前已经有过的那种心情，只是有一点区别：先前那种心情是暂时的，现在却变成经常的了。现在无论他在想什么事，也无论他在做什么事，他的一般的心境总是这种怜惜和感动的心情，而且不但对她一个人如此，对一切人也都是如此。
这种心情似乎在聂赫留朵夫的灵魂里开辟了一道爱的闸门，原先这种爱找不到出路，现在却向他所遇见的一切人涌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直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自由地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②，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③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④以后，聂赫留朵夫一直对革命者抱着恶感，鄙视他们。首先，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残酷而秘密的方法，尤其是他们残酷杀人的行为，使得他感到厌恶。其次，他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特点，这也惹得他讨厌。不过等到他更接近他们，他才知道他们常常受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① 至于她遭到冤枉的那件事，后来已经解释清楚。
② 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在彼尔姆东南，曾改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又改回原名；在帝俄时期是罪犯的流放地区。
③ 指19世纪60和7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革命运动。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主要包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其宗旨是发动农民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发动革命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但是没有得到农村的支持。民粹派的革命理论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认为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农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这个革命运动遭到沙皇政府的严酷镇压。
④ 指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死。民意党是民粹派在1879年建立的革命的恐怖组织，采取个人恐怖手段作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方法。这个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被沙皇警察所摧毁。
不论一般所谓的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可是在他们判罪之前和判罪之后，毕竟还能多多少少见到一点依照法律办事的影子，然而在政治犯们的案子里却连那一点影子也见不到，犹如聂赫留朵夫在舒斯托娃一案里，以及后来在许许多多他的新朋友的案子里所见到的一样。政府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渔网捕鱼：凡是落网的鱼统统拖到岸上来，然后拣出那些合乎需要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听任它们在岸上死掉，晒干。政府就是照这样捉住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犯过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有的时候一关许多年，于是他们在监狱里传染上肺痨病，或者发了疯，或者干脆自杀了事。他们所以被囚禁在监狱里，只是因为缺乏释放他们的理由罢了，再者由于他们关在监狱里，近在咫尺，遇到需要他们作证的时候，倒也可以把他们提出来说明某几个问题。所有这些人，甚至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也往往是无罪的，可是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侦讯官、省长、大臣等的个人意愿、闲暇和心境。这样的官僚，只要闲得无聊，或者有意邀功请赏，就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自己或者上司的心境，决定把他们进监狱，或是释放。至于高一级的上司，也要根据他们是否有请功的愿望，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来决定是把他们发送到天涯海角去，或是关进单人牢房里或是处流刑，做苦工，以致处死，再不然，遇到一个什么太太来向他求情，就把他们释放掉。
既然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就要使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同一种手段，因而成了一群暴民。这里不妨拿军人做比喻，军人永远生活在一种舆论的气氛里，这种舆论不但为他们遮盖他们所作所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英雄业绩。同样，政治犯恰好也有一种由他们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气氛永远不离他们左右，正是由于有这种舆论的气氛，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风险而做出来的残忍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不但不是恶劣的行为，而且成了英勇的行为。这也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秉性极为温和的人，平时不要说杀害小动物，就是看着活着的生物受苦也不忍心，现在却满不在乎地准备杀人。几乎个个都认定，在某些情况下，以杀人作为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个崇高目标的手段，是合法而正当的。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事业做出崇高的评价，以及因此而自视很高，其实那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成通天大寇，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结果。他们必须自视甚高，不然无法承受得起他们所承受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接近他们以后，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不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人，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像各处的人们一样，其中也有好人、坏人和中间类型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当前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动机或虚荣心。然而多数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一种追求危险和冒险行动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生命为乐，像这一类的**原是极平常的、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普通人的区别以及胜过普通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普通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在他们中间，好些人不但认为节制欲望、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本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往往远远地超出一般水平之上，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模范，而凡是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远远地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往往成为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的人。因此聂赫留朵夫对待他的某些新朋友不但怀着敬意，并且充满热爱，而对待另外一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